超车的小道堵上了，需要开垦的新路基却也出现在脚下了。
数年后回望，2018年夏天的黄龙体育场一定会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地点。
在杭州的烈日下，蒸笼一样的黄龙体育场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几千人，他们每一个都被欠了数万到数百万的债务。由于连日来杭州多家P2P平台相继爆雷，杭州市政府特别将黄龙体育场设为追款投资者的临时接待中心。
去年9月，黄龙体育场也是人头攒动，那是阿里巴巴在举办18周年的年会。而黄龙体育场西边不到两公里就是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标志性地点支付宝大厦。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在黄龙体育场，你既能看到万一，也能看到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这是一个同时见证了当下中国荣耀和绝望的地方。
进入8月，P2P爆雷的连锁反应从个人投资者蔓延到企业。
因为背后的唯一出资方善林金融被立案调查，邻家便利店从8月1日起停止总部业务，并陆续关闭了北京全部168家门店。
极路由创始人王楚云的一封公开信也在本周四凌晨刷屏创投人士朋友圈。因为极路由的金融合作方，P2P平台“i财富”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调查，极路由一度被主要的渠道方京东下架，被维权的投资人追赌。王楚云说：“我今天也有心无力了……只能与极路由坚持到最后一刻，但可能随时到下。”
从“金融难民”到“金融难司”，背后是这些年个人、家庭和商业组织，对“捷径”和“上车”的一次次趋之若鹜和孤注一掷。
而到了2018，漫长的狂欢正在进入谢幕时刻，一场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了。
梦醒时分
一切早就埋下伏笔。
故事萌芽时，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夏天的杭州让人想起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寓言。
1993年，邓小平南巡的第二年，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开播，在第13、14集讲“奖券的诱惑”中，和平女士大量购入“金刚砂牌”手纸，纸如其名，硬如金刚砂，老傅吐槽：“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啊，每次启用之前，都得做起码十分钟的软化处理。”
和平买了一大包金刚砂手纸，一家人在凉亭里吐槽。
这些由“费丽斯”纸厂生产的手纸不仅撕起很来费力，还比一般手纸贵，但和平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惦记的是“有奖促销”：一等奖是北京三居室一套，二等奖是夏利汽车一辆，三等奖是全家“香港七日游”。最后和平真中了三等奖，只不过被抽奖主办方软磨硬泡套去一万块后，此事再无下文。
自从改革开放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这种看似 “便宜”、“捷径”或“奇遇”的“坑”和“雷”就成了中国人生活里的常客。
它们有些没带来致命打击，回忆起来还可能成为一个笑料，一种时代记忆。比如必须做“软化处理”的金刚砂牌手纸，比如90年代流动在中国各城市里的“大棚彩票”，2元钱刮一次，一等奖往往是一辆桑塔纳或夏利，桑塔纳能成为国民级的“神车”，大棚彩票组织者功不可没。
而另一些捷径和奇遇，回头看时，让人忍不住拍大腿惊呼，原来这是真正的“车”：比如1998年、2009年和2014年的房子，比如刚开门时的A股，比如下海潮……
把时间线拉长，承诺高回报的P2P爆雷只是数年来的波动之一。
下海潮推动了中国民营商业的发展，也催生了很多富豪家庭。但在聚光灯下的明星企业家和经典创业故事之外，更多的故事是破产和谢幕。
根据《经济日报》2016年的数据，中国拥有远短于欧美国家的企业平均寿命：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是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是2.5年；而在美国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8.2年、12.5年；中国大公司的平均寿命是7到9年，欧美大企业平均寿命长达40年，日本大企业平均寿命有58年。
曾被寄托致富希望的A股，近年来已被称为“癌股”。2008年到2018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2200多点涨到了7700多点，上涨3.54倍；而沪深300指数同期的变化仅仅是从2800多点到3300多点。
2008年8月至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势
2008至今，沪深300指数走势
都说买房总不会错。这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1993年的海南，2007年的鄂尔多斯，局部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已使参与者的财富折损于无形。
最近的滑铁卢是河北燕郊的房价。由于与北京通州只有一河之隔，在北京房价大涨的2016年，燕郊房价也快速从约1.5万/平涨到3万多/平，大量买房者是投资需求，在2017年3月发布收紧房贷和首付比例提升的新政后，成交价格又应声回落，现在跌到了2016年初的水平。高位买房的人承受了拦腰斩断的损失。
公司层面，超常规机会、讨巧的玩法也到了被重新审视的时刻。
2017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达集团波折起伏，甩卖了大量资产。
此前，万达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摸爬滚打30年，深刻领悟“债务”就是最好的资产。国际化转型中，万达继续“举债买买买”之路，在2012年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AMC，在2015年到2017上半年又密集将传奇影业、北欧院线、马德里竞技的部分股票收入囊中。仅在2016年11月30日一天里，王健林就飞了6000公里，停留两个国家三个城市。
但到2017年下半年，在感受到监管层的关切后，王健林以631亿元的价格把76个酒店和13个文旅项目卖给了融创中国。今年1月到2月间，万达又陆续出售澳洲项目，狂卖万达商业、万达酒店、万达电影相关资产418亿元，并出让了马德里竞技的股份，势必完成“清偿全部海外有息负债”的诺言。
吃进去的又都吐了出来，还刮了一层血。
同样因在海外大举收购被监管关切的安邦掌舵人吴小晖现在已因经济犯罪被判入狱18年，没收财产105亿元。
玩法变了。多年来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杠杆和债务“不可爱”、“不正确了”。
想在2018年赌新玩法的新公司，输的概率更大。
极路由先后跟风P2P和区块链。2017年4月，极路由开始和P2P平台合作推出“0元购”活动，用户先花499元购买一款路由器，得到P2P平台注册码，投资一定金额可在到期后可获得499元返现和投资本息。相当于路由器公司帮P2P平台获客，P2P平台帮路由器促销。极路由在这件事上的角色并不单纯——实际上极路由也是“i财富”的股东，后续有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可能。
去年12月，在比特币价格最高的市场狂热期，极路由宣布推出全球首款区块链路由器“极X”——买一个“极X”就相当于买了个矿机，可以通过分享宽带资源和运算能力挖矿，获得ACT、GCT两种加密数字货币。到今天，ACT和GCT的币值相比发行时分别跌去96%和97%。P2P和区块链都没能让极路由爆发，反而把公司拖向濒临破产的险境。时至今日，极路由创始人王楚云质押了自己的房产，还向亲友借了6000多万元给公司周转，至今有一半未还。
原来这一趟趟呼啸而过列车并不是体面、舒适的高铁；它更像印度火车，得奋力一搏才能得一张“挂票”。而且在每一次加速和转向中，都有一批没挂稳的人会被甩下来，不巧甩到轨道里的，直接被碾压。
从憧憬到焦虑
当人们有自主选择的余裕时，想上车本身没什么好与不好，只是今时今日，人们走捷径的动机和心态已变。
90年代，中国人还不知何为“搏一搏，单车变豪车”。毕竟过去中国人只体会过选择“立场”的重要性，不知道风口和周期的魔力。去流动大棚里刮彩票就像去赶庙会，即使刮不到桑塔纳，刮到块香皂也很高兴。人们刚刚从一整座楼公用一个座机的状态过渡到了每家都有电话的时期，大哥大很拉风，有呼机也是大大的进步。去深圳、去海南，促使人们行动的是希望和憧憬，“我试试，我也可以”。
但进入新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度回落的基尼系数（指示贫富差距，值在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在2000年跨过了0.4的门槛，之后持续攀升，到2012年一度达到0.73，超过国际警戒线0.5（数据来源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官方数据中，中国基尼系数到2017年仍未超过0.5）。站在顶端的1%的家庭已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财产。
近期热映的《西虹市首富》里，沈腾演的王多鱼突然得到了10亿，而且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合法地挥霍一空，但他却发现越是胡乱花，越是钱生钱，花不完。
这个角色讲了上牌桌者和没上桌者的差别：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在把握住资本和信息后，一部分人进入了躺着挣钱的安全区，一部分人却“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都凑不到”，普通人靠过普通的生活，越来越难“保住”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近10年，中国官方统计的通胀率在-0.7%（2009年）到5.4%（2011）之间波动，但通过广义货币量供应量增速和GDP增速推算得到的“真实平均通胀率”则可能高达7%，甚至超过10%。如果把钱存在银行，2%左右的利率根本无法“跑赢通胀”。
本来投资股票、基金等还算是一个风险相对小的门路，但是如前文所述，“癌股”的走势摆在那儿，吸引力实在有限。
80、90一代独生子女还面临着“421”（4个老人，2夫妻，1个孩子）或“422”的家庭结构，养老、医疗、养育子女和买房的多重花销挤压着他们判断风险时的理智。胡润财富报告说，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2018年的最新“财务自由门槛”是2.9亿元。
这部分解释了P2P火爆的原因。
从中国第一家P2P公司拍拍贷在2007年成立到2015年P2P行业累计成交额首次突破万亿元，用了8年；而到今年6月这个数字突破7万亿，只花了2.5年。同一时期，中国的居民储蓄增速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2017年的7.7%。
这些不幸踩雷的人是自己贪心吗？
好像是的，在腾讯·谷雨的报道《爆雷之后，中产惊惶》中，一位正在杭州维权的“金融难民”是这么说的：“余额宝的收益也有过百分之六七，我们比余额宝高不了多少，没超过行业水平。”
实际上，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在2014年就跌破了5%，在2017年一直徘徊在4%左右，“百分之六七”，是余额宝收益的两倍。但看绝对数字，百分之六七的确不高。
这些不幸踩雷的人真的贪心吗？
胆子更大、更贪心的人投入了行情汹涌的加密数字货币市场。很多人都已在各种私下、公开场合听过类似的说辞：“错过了炒股、错过了炒房，错过了互联网，不能再错过区块链。”从2017年底开始，随着比特币涨破2万美元，李笑来、薛蛮子，币圈的一个个造富神话从小圈子涌入公共舆论，几乎引发全民焦虑：to币or not to 币，一度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
个体急切，公司也急切。
当“公司收入200万，税后到手2.1万”的文章在创业者和公司经营者间流传时，有人看着看着笑了，有人笑着笑着笑出了眼泪。
在2年前的夏天，极路由创始人王楚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活着比什么都最重要。”从当时到现在，极路由一直资金受限，且没有显著地打开市场份额，这也许是他铤而走险的原因。至于他到底是想和P2P平台联手“割韭菜”，还是想曲线救国，真心做好路由器，看好区块链，其中的不甘、野心、抉择，冷暖自知。
1980年，风靡全国长达半年的爆文是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6万多人参与了后续大讨论，主题是“人为什么而活着”。2018年，占据朋友圈的爆文则是《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捷径不再是捷径，捷径变成了救生艇。
现在，当看到任何快速奔驰而过的机会时，促使人们行动的不再是憧憬而是焦虑，甚至是恐惧：“不试试，怎么办？”
越来越难上的牌桌
想上车的心情越来越急切，但上牌桌的筹码却越来越高，出局的可能性也总在涌现。
从P2P到炒币、从彩票到赌球，上了桌的人忐忑，想上桌的人亢奋，找不到桌的人焦虑。
长期持有茅台、腾讯股票的人，在2014年买了一线城市房子的人，在2017年投身加密数字货币的人，当然存在。准确地说，捷径和机会并没有消亡，但是它的门槛越来越高。
赶上从80年代开始的“下海潮”需要的是胆大和“坏运气”——当时的一些商人恰恰是无法进入体制内端铁饭碗的社会边缘人士：返乡无业知青、游手好闲的顽主甚至是劳改人员。
在股票这轮机会中，至少从表面来看，这不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和复杂操作能力的游戏：开一个账户，放一些钱，或直接交给机构投资者打理，省事省时。但由于中国股市牛短熊长，股票投资对大多数没时间花精力深刻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不构成真正的机会。
进入1998年房改之后20年的“房产涨价期”，是这些年来对普通人来说真正值得上的牌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在房改之后第一个10年就涨了6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此后的两轮放水再次刺激一二线城市房价在2009年、2012年、2014-2016年3次大涨，烈火烹油。
但这个真正最有回报的“捷径”，或者说最能保住现有生活水平不倒退的手段，门槛也最高。不管在哪个时间点入场，都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家庭资产储备，还需要对复杂变换的政策深度理解，在最初的几年里，还要克服借钱买房的心理障碍——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认知要求。近年来，认知虽然跟上了，但随着房价后知后觉涨到了高不可攀的位置，大多数工资跟不上通胀的家庭，也只能望房兴叹。
事实上，前文所述杭州P2P的酷暑，部分和中国人对房产不变的信仰有关。由于杭州房地产已出现二手房和一手房价格倒挂（二手房比一手房贵），所以自从今年4月开启“摇号买房”政策后，快速引发“打新热潮”，只要摇到号就是赚。仅融信创世邸、万科西雅图、绿城梧桐郡3个楼盘就吸引了3.6万户家庭参与“打新”，被锁住的“诚意金”、定金达525.67亿元。其中部分资金就来自向P2P平台的取现。
而对遍布全国的1000多万P2P投资人（零壹智库发布的《2017中国P2P网贷年度简报》称2017年，中国P2P投资者总数约为1250万）来说，更大的坏消息是，部分P2P平台的资金正在涌向套路更深的加密数字货币市场。
一些专注于加密数字货币二级市场的量化基金已经接收了来自P2P平台的资金。这些平台握着几亿到几十亿的钱，提出要在几个月内翻2到3倍，以解决燃眉之急——这种孤注一掷要冒极大的风险，揣着手榴弹上战场，不知道要炸到多少人。中国还有多少个黄龙体育场可以装下追款无门的投资人？
这场声势浩大的 “加密数字货币”浪潮，仿佛《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句经典台词：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他，送他去纽约。炒币这个游戏，是一小部分人的乐园，大部分人的坑。根据对冲基金AQR Capital Management在2017年底的推送，全球40%的比特币集中在前1000个账户里。随着今年以来更多大资金入场，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集中度可能更加明显。
即使是因为一时捷径而已在牌桌上的人，由于风口转换，也不得不考虑新的方向。和底层与中产一样，他们实际也面临如何让财富不缩水的难题。不理解游戏规则的人，最终会被新趋势抛弃。
抉择路口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达到一定量级后，钱就只是数字，若不贪心，大可以岁月静好，不问趋势。但在国家层面，却不得不时刻面临博弈。
这个过程中，权衡利弊的同时，该冒的风险要冒，但最重要的是时刻记住捷径的代价和隐患。
回头看，过度倚靠房地产和宽松货币政策搞“放水刺激”是国家层面的“走捷径”；一边搞“市场经济”，一边没有及时跟进相应的法治、制度、监管建设，也是走捷径。
2003年，经济学家胡永泰和杨小凯在《经济学（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他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虽然这种想法已被提出来13年，但它的影响力长期不及另一个概念“后发优势”。但这个夏天，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随着对中美互视越来越深入的探讨，后发劣势成为讨论焦点。
微信指数，后发劣势、后发优势近90日舆论热度对比
老路走不通了，在2008年之后的3次宽松政策期间，经济增速的反弹力度分别是“从6.4%最高反弹至12.2%”，“从7.5%最高反弹至8.1%”和“从6.7%最高反弹至6.9%”，“快感”一次小过一次。
今年的中美贸易战，现在看来至少有一个好处，让中国人看到了过去走捷径的风险和代价——我们其实没有及时补上技术短板。
将近20年过去，《大腕》里的黄金地段、法国设计师、英国管家、贵族学校都一一成为现实，中国互联网也骄傲地喊出了从“C2C”(copy to china将美国的模式搬到中国)到“CFC”（copy from china从中国学习模式）的转变；但是在最核心的底层上，中国的技术无法自足，供给侧的硬基础没有建立，关键时刻被人扼住咽喉。
在今年7月上旬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公告中提到：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10天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也大篇幅提到了把握节奏的“放水”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的方向：大规模减税，并将研发费用的抵扣从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展到所有的企业。
以前是水大鱼大，泥沙俱下；现在不啃最硬的科技，无解；不下定决心斩断对房地产和金融的过度依赖，无解。
从高层频繁的政策发声到民众的大讨论，对科技力量重要性的认知是中国社会上下现在难得的共识之一。
对于个人、公司和国家来说，2018年是一个捷径幻想消亡、信心需要重建的时刻：超车的小道堵上了，需要开垦的新路基却也出现在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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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火柴Q。来源：甲子光年。责任编辑：黄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