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残忍的奴隶工厂里，被骗来的年轻人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原料。
一
2009年冬天，我25岁，刚从东莞打了几年工回家。家里农活忙完后，我带上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离家100多公里的省城找工作。在劳动市场碰上的大多是要交押金的中介，转了一下午也没什么结果。很快，我迎来了身在异乡的第一个黑夜。
随着人群到一条熙熙攘攘的小吃街，我到摊前要了一份炒饭加一份炸洋芋，边吃边想着接下来的打算。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转头一看，一个中年男人满脸堆笑地看着我，“小兄弟，找工作不？”
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那有什么工作，不会又要介绍费吧！”
中年男人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哪能呢？我不是介绍所里的人。前阵子一个朋友跟我抱怨他的砖厂工资很高但总招不到人，年轻人到那里半天班没上完就跑了。只要你能吃苦，工资绝对不在话下。”
我试探着问他：“砖厂工人大概多少钱一个月？”
他笑笑说：“四千多，你要是做事肯出力，还会多给几百块。兄弟，砖厂活很苦，他不会亏待工人的，不然哪能留住工人呢？”说完，他用诚恳的眼神看着我，“兄弟，怎么样？你要愿意做我给他打电话，让他顺便捎你上去。出门在外，能省就省呀！”
听到这里，我被他打动了。
他朋友是是个消瘦、挺拔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西服，三角眼，高挺的鼻子下留着两撇八字胡。一下车，他微笑着问我们：“吃饭了没？”接着跟我说：“兄弟，晚上天凉了，你先坐车上去吧！上面暖和。”我依他的话先坐上了车。他们俩走到一边聊天，看见八字胡从口袋里掏了两张大钞塞给中年男人，我心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但转念一想：这离我家也没多远，省城里还有不少亲戚朋友，大不了，我就再回来。
二
八字胡让我叫他朱包头，他说自己以前是体育老师，因为朋友贩毒被牵连，做不成老师，所以干起工程来了。
车子转进一条弯曲泥泞的小路，我知道就快到了，很多砖厂都建在大山脚下、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昏暗的灯光下，车子停在了一排低矮的瓦房前。朱包头指着一间房对我说：“今晚你就在这间房里睡。其它房间都没有电视，这间是最好的一间。”
一进房间，一阵浓郁的烟酒味扑面而来，房间里大约十多个人一起转过头来打量我，其中还有两三个女人。靠近墙边有两张木床，电视柜侧边墙角也有一张，另一边墙角则堆了一堆沾满灰尘的衣服和鞋子，散发着浓浓的酸臭味。
剧照|暴裂无声
朱包头对他旁边的一个瘦高老头说：“老俞，这个兄弟刚来的，就交给你带着吧！”瘦高老头点着头连声应着，“好，好。”
这十多个人里，除了看上去50多岁的老俞，其它都20岁上下，还有一个看上去一脸稚气的小孩。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满脸尘埃，头发蓬松，有一股不好招惹、一点就着的野蛮气息。也有几个不合群的，四散地坐在周围，眉头紧锁，偶尔抬头看看窗外。
看过电视，大家一哄而散，整间屋子里只剩下我、另外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和老俞。老俞站起身打了个呵欠，笑着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洗澡房。”路上，他知无不言，我于是知道朱包头所谓的体育老师的身份是假的，他不过是一个街痞。当老俞正略带煽情地讲着年底要回家去给他70多岁的老娘买身新衣服时，我问：“你成家了没？”
他咧咧嘴，“成什么家呀！以前有一个，后来跑了。”
“怎么要跑呢？”
“那时打牌输了点钱，我回去问她拿钱她不给，被我打了。”夜色中,老俞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狠辣和冷漠。
我感觉不妙，在洗澡房我下定决心：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要尽快找机会出去。洗完澡，宿舍里另一个小伙还没睡，我问他：“还没休息吗？”
“没有，睡下去也睡不着，”他朝我看了一眼，又瞟向老俞，感觉有些欲言又止。他只告诉我他叫梁先，来自贵州。
三
天刚蒙蒙亮，有人喊了声起床，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老俞站在我床边抽着烟，梁先从床上跳下来穿鞋子。
匆匆洗漱完毕，老俞已经端了一大碗面条回来，对我说："快去吃早餐，迟了就没有了。”食堂里，还没有打面的人围着灶台上一口黑乎乎的大锅。人们都静静扒着碗里的，面色冷漠。有两个女孩子围坐在旁边，一边下着面一边往外面喊：“还有没有人？”她们正是昨晚上挤在我房间看电视的那两个。
食堂低矮又窄，四周墙上黑漆漆的，灶台下面剩余的几个碗都布满了灰尘。我冲洗完餐具后，发现已经没有面了。我问旁边的女孩：“我还没吃，可以给我下一点面吗？”
矮矮胖胖的女孩冷冷地撇了我一眼，“你谁啊，想下自己去下，我又不是服务员！”
我只好自己拿过一把面条放进锅里。不一会儿，一个小伙进来，胖女孩哼了一声，“你才来！刚刚有人把我当服务员使唤！”胖女孩用手指着我，小伙一脸打抱不平，几步向前想抓我的领子，我反手拗住他的胳膊，不料周围几个差不多年龄的一伙小伙围上来把我扑倒，疯狂地拿脚踢我。直到老俞过来大声呵斥，他们才散开。老俞使劲瞪了瞪那个胖女孩，“这个兄弟是跟着我做事的，谁敢找他的茬，别怪我老俞对不住他。”
剧照|暴裂无声
风波平息后，我还是捞了一碗面条，但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那面条除了盐和汤里漂着星星点点的油花外，其它什么都没有。
回到宿舍，老俞朝我笑笑，递给我一副手套，“在这儿，打架是常事！上工吧！”
四
整个场子分了十几个小场，每个小场又有十几条长长的砖道，正对着烧砖的窑洞。
老俞带着我们走进窑洞。里面热浪滚滚，越往里走越热。还没开始干活，就流了一身汗。老俞用手指着梁先道：“小贵州，你先上去拆砖。”又指了指缩在他身后的大黑牙小伙说：“小四川，你也上。”随后对我说：“我们就在下面给他们接砖。”
“这里面灰尘太大了，怎么不戴口罩呢？”我忍不住问。
老俞说：“哪里有口罩，我干了这么久也没戴过口罩，再说，戴口罩不是更热吗？”
烧透的红砖炙热无比，尽管戴着双层手套依然把手烙得生疼。拆砖速度要快，接砖速度也要快，还要注意防止头顶松动的砖墙不倒塌。装满一车往外推，砖缝里的窑灰簌簌地往下落，掉到眼睛里，一阵火烧火燎的痛。我们互相轮换着拆砖和上车，衣服湿了又干，老俞不时地催促着“小四川，别给老子磨磨蹭蹭”、“贵州，干那么慢你等着去吃屎吧！”、“乱富源，你他妈上个厕所上了半个小时”。在这里，人们的称呼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听工友们说，老俞过去曾坐过几年牢，出来后混迹在火车站附近，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就是那时，他和街痞朱包头结识了，两人开始合伙。砖厂的大老板是当地最有钱的人，也是小镇上赫赫有名的“土皇帝”，他把又苦又脏的砖厂活承包给了朱包头，自己很少出现。
五
接近中午，我饿得快不行了。老俞说：“在这里吃饭没准的，有时候客人急着用砖，所以早餐一定要多吃点！”
这时候，一个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的人走了进来，这是看场子的工友老黑。除了死鱼般的眼珠外，老黑人如其名全身都是黑的，年龄三十上下，对着老俞谄媚地寒暄。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好奇，问他。
“好好干你的活吧！”他态度一转，冷冷地回道。
我转身，偷偷问老俞：“这个人是哪里的，怎么会这样？”老俞笑了一下说：“红河的黑鬼。前几天被砖砸了，手臂断了。老板送医院给接好了，现在让他上夜班看场子呢。”说着阴笑一声，“昨天好像去找老板要赔偿没要着。干活不带眼睛，砸死活该，还想要赔偿。”
去食堂的路上我再次碰到老黑，他用没缠绷带的那只手抬着满满一碗饭，上面盖着没多少油水的青菜秆。人人都拿着装汤的大瓷碗狼吞虎咽，仿佛这样的饭菜已是人间美食。
下午，我们依旧跟早上做着一样的活。装车任务结束时，天完全黑了，晚上的饭菜依旧没有丝毫变化。我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我想上厕所，爬起来，却发现门被上了锁。我把梁先摇醒了，问他钥匙在哪里，他小声地回道：“我也没有。”说罢，指着对面正鼾声如雷的老俞，“问他。”
我轻声问他：“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干活的呢？”
他指了指床，示意我坐下，然后凑近我的耳朵，“被骗过来的，这里很多人都是被骗过来的。一来，就有人来跟你借手机玩、听歌，把话费用完了，又没地方充钱。如果你有钱，会让你买烟买酒。你就完全没办法联系外面了。”
听完大体经过，原来他只比我早来了两天。
他问我：“走不走？”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不能急，再观察几天看看。”他苦笑，头歪到枕头上睡了。
我过去把老俞叫醒，“我要上厕所！你怎么回事，晚上睡个觉还要锁门吗？”
他打了个呵欠，“兄弟，我这不是怕你们刚来，身上有点值钱的东西会被别人惦记吗？”
我无法反驳，只好拿了钥匙出去。四周荒山野岭，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通向公路，山下就是大老板住的村子。而山林寂深、荒无人烟，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水没食物，人力赶不上车力，要在山上真出了什么事，根本不会被人发现……
剧照|暴裂无声
回去时，老俞依旧叫我把门锁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眼睁睁地等到了第二天清晨。
六
这一天依然在窑洞拆砖。老俞不在时，我和梁先、小四川聊了起来，得知来了两个月的小四川也是被骗过来的，还没拿过一分工钱。劳累在我们的互相倾诉中消解了些，但老俞一进来，气氛立刻变得凝重。
中午吃饭时，一个被工头以“服务员”名义雇来的娇弱女孩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她被一群年轻人围着，每个人都想趁着打菜的空当跟她多搭几句话，但她不为所动，眉头含着一种逆来顺受却不耐烦的神情。
我们每天做的砖，都由这些女孩清点记数。她们的活相对轻松，除了点数，做饭以外，还偶尔帮忙拾砖。这些年纪轻轻的乡下女孩，是这个厂里为数不多的快乐的人，我常看见她们和男孩们聊天时放声大笑。
除了新来的女孩，剩下的都有男朋友，全是老俞老夏手下几个最贴心的兄弟。如果有别的人想打这些女孩的主意，少不了又是一次拳脚伺候。
他们相对年轻，也颇有势力，她们也学会了这些男孩的嚣张跋扈。不少聪明的小伙每回去山里刨些大红地瓜、雪莲果时，都会拿回来先孝敬她们，这样吃饭时她们就会多打些份量。关系更好的，还能得到她们珍藏的辣椒酱和卤豆腐等下饭小菜。
七
那天晚上睡下不久，窗外风雨交加，老俞一听到下雨，赶忙催促我们穿衣服起来。所有生坯场上的砖都没有盖，雨水一下，都被淋湿了。大伙急忙进到场里，扯膜盖砖，找东西压着。等砖全部盖好，天都快亮了。大伙也都被雨淋湿，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有人提议进窑洞里烤火，把衣服烤干了就上班，大伙就都走进了窑洞里。窑洞里的火苗在砖缝里呼呼地燃着，大伙靠着砖墙边坐着，身体暖和起来。
大伙谈着话，眼光四处扫着，忽然有人冒出一句“怎么梁先没在”。大伙纷纷向周围看去，“这小崽子可能跑了，大伙快跟着我去找。”老俞一声尖叫，所有人纷纷冲出窑洞。我急忙回宿舍，看见床上所有东西都没动过。
荒郊野岭的，他一个外地人，能跑去哪儿？直到中午吃饭，梁先还是没被找到，我松了一口气。但下午刚上班，我远远看到朱包头的车回来了。车上下来了三个人，有梁先，还有一只手打着绷带的老黑。我想，这下完了。
老俞一看到车子回来，就往前走去，我跟过去，老俞转头朝我吼道：“你跟来干嘛！快做事吧！”他们一伙，包括老俞手下几个“打手”，带着梁先朝山坡上走去。
这天上班我再也提不起一点精神，浑浑噩噩一直撑到下班。一下班便急匆匆回到宿舍，梁先正头朝着墙角躺着，我叫了几声，他撑着身子转身坐起来。他的鼻子用纸塞着，脸颊红肿，头发上还残留着血迹，我差一点落泪。但我强撑着，“我去给你打饭，你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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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打，我不想吃。”
我俩安静地对坐着，谁都没去吃饭。
第二天，他就跟我们一起上班了。
八
距离春节只剩一个礼拜。在这与世隔绝的山里住了这么久，大家都想回家。但包头不可能让大家都回家，过完年开工时，他不可能召集起这么多人手。为此，包头不仅变得和蔼可亲，伙食上也有了一些肉，而且，他握着最后一招，那就是工人们的血汗钱。
我从来没见过有谁从他手上拿过一分钱。工人们平时需要的东西，都由他从当地批发市场买回来，包括烟、酒和生活用品。大伙拿了什么东西，他就让大家记帐。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班，距大年三十只有三天。砖场上的人打扫着卫生，我们在出着年前的最后一窑砖，周围异常冷清。窑洞里有十来个人在拆砖、送砖，外面有两人在堆砖。
当大家正吃着工友从农户处偷来的地瓜时，忽然听到窑洞里有人大叫：“要倒，要倒！”话音刚落，只听哗啦一声，里面乱成一团。我冲到洞里，四处弥漫着窑灰，朦胧中，有人朝我俩喊：“快，救人！”
我们跑到面前，才发现梁先和两个小孩正抱着一个人往洞口拖。被拖的人头上、脸上尽是血，一只手臂拖在地上，脸上表情扭曲，呼呼地吐着粗气，是小四川。
剧照|暴裂无声
不一会，砖场的人全围过来了，有人抱来两拢草，把小四川扶了靠在上面。朱包头开着车过来，大伙把小四川托上了车。朱包头的手下老夏进窑洞转了一圈，出来就骂：“这是谁带着把底角码成空心的？”话音一落，大伙的眼光不约而同的瞟向一个年轻小伙。
小伙鼓着腮帮、瞪大了双眼，脸色阴沉，“关老子鸟事啊！你们都看老子干嘛?”
这是工友里面的“小领导”，小黄。小黄长得孙红雷有些像，20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论做事，他最受赏识；论打架，他是一把好手；论资历，他来得很早。朱包头评价他“聪明、狡诈、又胆大妄为，可惜都没用对地方”，平时就连老俞都不敢寻他晦气。
有一次，他跟本地的拉砖司机发生口角，拿砖头就上去把人给打趴了。平时，他还会命令工友去山上偷地瓜，如果拒绝，就把人一顿好打。
码空心砖，可以大大节约时间，但由于基座不稳，砖窑极易倒塌。对出窑的人来说相当危险。辛辛苦苦的劳动，最后却只剩下一地碎砖和受伤的工人。
剧照|暴裂无声
中午，大家吃饭时，一辆豪华大奔开了进来。是大老板来了，他阴沉着脸，径直往包头房间走去。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大老板的咆哮声一直从包头的房间里传出来。但从头到尾，他只反复追问倒塌频繁的原因，提都没提被砸伤的人。最后，他摞下一句狠话：“你把这里的尾巴清了，明年，你带着你的人去别处吧！”
九
下午大伙七手八脚地，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窑洞里的砖拉出去码好了。
包头把大伙召集到电视房开了个小会，承诺伙食会越来越好，工资保证一月一发，劝大家不要走。他挨个问大家是留还是走，结果毫无意外，大部分都要离开，少部分说回家过完年又上来。最后，包头脸上挂不住了，慢慢变得狰狞起来，他撂下一句：“要走也可以，但大老板还没把钱算给我，你们现在走，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个晚上异常安静，大伙都坐着，躺着，沉默着。没人聊天，没人喝酒打牌，甚至也没人看电视。
第二天快接近中午，包头还没回来。大家沉不住气了，有人说：“走，大家一起去找劳动局告他。”又很快被他的手下劝住了，毕竟，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告，告了有没有用，大老板的势力似乎很大，而我们只是想拿回工钱。
这时，梁先凑到我耳边问我要电话号码。我愕然，想了想，把家里的座机号码告诉了他。他看了我一眼，说着“走”，转身就往外走了。我跟上他问：“就这样走了，你不觉得很可惜？”
“没什么可惜的，就当是喂饱了一头狼。快走吧！你也拿不到工资的。”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半小时后，包头回来了，他脸色阴冷的走到大伙前方，往人群扫了一圈，冷漠地说：“没有做满一个月的要走赶快走，你们都是我出了介绍费带上来的，加上我拉你们上来的油钱和你们平时拿掉的东西，扣光了都还不够。一个多月的也一样，扣光了最多还有点车费钱。要留的我绝对欢迎，再给你们点时间考虑。”
我有点后悔没有听梁先的话，罢了，赶紧走吧。
不知走了多久，我到了一个镇上，我急急地找到了乡镇派出所，一个小民警正悠闲地坐在办公室看报纸。我嗫嚅着向他说了一下事情经过，最后说：“请你们去救救他们。”
他却说：“你应该到前面的镇上去报警，那里不属于我们镇上管。”我眼含泪水地走了出来，我不知道那个镇子在哪里，就算知道，这么一大段距离也走不了，“唉……兄弟们只有自求多福了。”
我的卡里还有一点余钱，可以买票回家。我取出一张百元钞票攥在手里面，捏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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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乾华。来源：真实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