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进码头黑工地的16岁

跌进码头黑工地的16岁-激流网《我的诗篇》剧照

他说，他初中没读完就踏进了社会，一没文凭，二没技术，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比起他见过的那些煤炭黑洞里的活死人、砖厂踩在发烫砖炉上的搬运工来说——自己要幸运得多。

2003年的6月，15岁的我正上初三下半学期，家里的一船货在江上沉了船，还搭上了一个学徒的性命。学徒的祖家和客商都来追债，状子雪片似的往县政府里投，警察终天不离门。

人言是把刀，奶奶是个很要脸面的人，最后把全家最值钱的家当——陪嫁的两只金耳环吞了肚。棺材抬出来后，这件事才算压下来。

第二年，父母躲债去了山西表舅家。从这以后，我就像一颗无根的野草，整日打架斗殴、夜不归宿。在镇上游戏厅里，因为一个短裙姑娘一句挑唆，我把校长的儿子打破了脑袋，看着地上那一滩的血，吓得猛往家跑，把埋在墙子里的钱扒了一半，独自一人悄悄地离开了家乡，逃票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火车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快到广州时，列车员扫雷似的开始查票。他白白净净的瘦脸上横着一对浊眼，好像别人都欠了他钱一样。走过我身前的茶几时，猛不防地一弯腰，三两下就把躲在座位下的我拖了出来，用晴空霹雳般的声音问：“有没有票?”

“我……我买……”我心里又臊又急，憋了老半天也找不到理由。

“叭!”我脑袋晕晕的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挨了一耳刮子。

“罚款，60元!”

我被他这么一吓唬，赶忙想到鞋子里鞋垫下还有最后的150元，但那可是我的救命钱，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动”。那列车员不耐烦了：“快点，别跟我耍花招，把钱拿出来！”

我还是僵持着。不一会儿，又过来了一个高大肥硕的列车员，那个白净列车员大概觉得自己有了强大的后盾，先对我轻轻一问：“你到底交不交罚款?”随后声音猛然陡增，严厉地一喝：“你娘，乡下人真他妈又酸又贱！”

我被这句话突地一激，犹如一根鱼刺狠狠地扎在心间。顷刻间，喉咙若有若无有股甜腥味，我瞪着两只圆铃铛样的眼睛，心里有话想说，却说不出口，一把拉住列车员，麻利地把鞋子抽下，翻开鞋垫下的积蓄，把那一张100元面额的钞票甩得刮刮响。

出了广州火车站，我被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搞得眼花缭乱，心生胆怯，不知道该往何处走。

出站没多久，突然下起豆大的雨点，打在水泥地面上，留下一个个小黑点。降雨虽短暂，雨点打在脸上却辣辣的痛，整个广场上是蒸笼般的燥热，我一手提着布搭袋，一手不停地擦着汗水。

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揾不到工的感受远比一天两天吃不上饭还要恐怖。几天下来，我跑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工业区，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叩开一道道紧闭的大门，又一次次满脸失望地离去。晚上就睡在火车站广场上，饿了就嗑馒头，渴了就找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上几口。

口袋里的钱在无奈而漫长的流浪中日益减少，我鼓足勇气去劳动力市场撞撞运气。

一大早，两个招工的就候在劳动市场，正缩着脖子抽烟，看到我一副学生模样，还提着个布搭袋，就知道是从山里农村来的，便过来搭话，问我籍贯。

我心里惶恐，又担惊害怕，可转念一想：身上已无分文，就剩小命一条，怕什么呢? 于是我便搭腔说自己是湖南宁远的。

一个满脸麻子有点矮的中年人说道：“小兄弟，好重的口音啊，我也是宁远的，叫我大东就行，真是他乡见老乡啊！”

我一听口音，的确是宁远的。他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广州了，是来找工作吗?”

我想这世道人心叵测，凡事还是留个心眼好，扯谎说：“我有两个哥们在这边工厂打工，在他们那里吃住了十多天，不好意思再住下去，就来这边找活做。”

“喔，那你就到我那里去做一段时间再说吧，我在那里包了一个码头，正缺搬运工人。”他说，“你要是在我那里做得好，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块钱，比其他地方强多了，不过，这搬运工作很辛苦喔，是件卖体力的活儿。”

我心想，反正我在这个城市是孤身一人，当搬运工怕什么!心里顿时充满了信心，决计跟老乡去码头试一下。

于是，我便跟着大东坐着一辆脏兮兮的三轮车，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到了一个到处堆满建筑垃圾的工棚。此时已是中午，万里无云，赤日炎炎。

跟着大东上了江边的码头，码头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两层钢架房，再前面是一排砖砌的平房，房顶是整体的水泥板，对面是工棚和些许捞沙船，工棚后面是一座黄泥土山，山不高，脚下放有装满黄土的手推板车，小山被挖了一大块。

大东走进平板房里，我也跟了进去，屋里又闷热又干燥。房间很小，墙壁上挂着几本计工册，窗户边一张玻璃桌子、几把烂藤椅，地上有两个热水壶、几个搪瓷口杯。我的希望有些动摇，心里涌起些说不出的惆怅与失落，但还是坚定地对自己说：“先做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做打算吧。”

正念叨着，就见屋外有个20多岁的姑娘提着一壶水走了进来，容貌还算和善，瘦长的脸，嘴巴上嘟哝着一颗大黑痣。姑娘对大东说：“这么早就回来了，找了几个人?”大东指了一下我，她看见我忙招呼说：“小兄弟，饿了吧？赶快去吃饭吧！”

我确实快饿慌了，跟了那姑娘到工棚的饭桌上去吃饭。夹着那些从锅子里端出来的青菜和豆芽，我捧着碗狼吞虎咽。姑娘倒了杯水给我，“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又在间隙里向我打听情况：“小兄弟，刚从学校逃学出来的吧?”我点了点头。

“一个人出门在外，怪单薄的，我们也算是半个老乡，在这里安心做事，放心，我们不会亏你的。”

大东给我安排了床铺，一个屋子里拥挤地躺着9个人，拿着门板往水泥地上一铺就是床。吃完晚饭，我一个人孤独地在河堤上漫步，晚风吹来难得的凉爽惬意。

天空群星如蚁，银河依稀倒悬，远远的霓虹灯依然不舍昼夜地荡漾。我禁不住想念起老家的日出日落——要是在老家的山冈该多好，晚上竹林如海浪般此起彼伏，吹来的是凉风，打开房门是潺潺流水，到处是饱满芬芳的苞谷茎秆。

面前的这条江很大很宽阔，此时江面已然退潮，堤岸边露出沙泥和石头，光滑的石子被星星映照得闪闪发亮。

第二天早上，我嗑完馒头就上工了，拿着四齿子的铁锹挖黄土。一同做事的还有20几个工人，他们也只来了一个多月时间——工龄长、做事情熟练的，都被安放到船上装货卸货去了。

天气毒热，大伙都是打着赤膊，皮肤被紫外线晒得黑黝黝的，像刚挖出矿的煤。在农村我虽然没少劳动，可想不到城里的阳光竟然如此炙热，每过几天，皮肤上就开始泛起了热泡，慢慢的，又被晒得粗黄，如同缺水的茄子。

每天装完船，人就累得像狗一样，幸好体力还支撑得住。最折磨人的还是晚上，10个人横七竖八地拥挤在平板房里，汗乎乎的，闷得要命，怎么都睡不着。垃圾里的蚊子成群飞舞，咬人一口，立刻会起一个大红疱。工友们翻来覆去，还是拿着草席到河堤上睡觉。

在这里，工资是两个月发一次，装运的黄土是为水泥厂的老板装的，水泥厂要用黄土掺杂制作水泥板的胚子。那会儿，正好到了比我早来一个多月的伙计该发工资的时候，可是包工头大东却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就是不肯发工资。还说什么水泥厂的订单很多，客户合同上的数量还没有满，所以没有付款，等几天再发。

大概半个月之后，因为下了几场大雨，无法上船，大家只得在码头上休息。晚上闲来没事，大伙儿在一起免不了谈论女人。整个工棚除了大东请来煮饭的那个姑娘外，全部是清一色的男人。大伙就讲，船老板请“小姐”到船上干那勾当，又扯到大东也在外面玩，跟他在一起还有个姓王的珠海工头——“就因为他们在外面吃喝嫖赌，连我们的工资都没有发”，说到这里，大伙难免黯然伤神起来，但又都没有办法。

听着大家们聊女人，我忽然想起，来码头前几天，我和几个年轻女孩一起去应聘一个歌舞厅的前台，老板开门见山就问：“你们会做什么？按摩、推拿会不会？”

“都不会。”我和几个女孩异口同声地回答。

老板很得意地笑笑：“那你们说说，至少能做什么？”

那几个女孩面不改色地说：“老板，人家会睡觉嘛！”

结果，老板一拍大腿，立马就带走了那几个女孩，留下我傻愣愣站在那里发了半天呆。

一天中午，地上被烤得像烧烫的烙铁一般，水泥厂老板运来一船100吨的水泥，要我们马上卸下来，运送到施工单位。

如果不去搬，就没有工资，大伙只能上了工。人还未开始搬水泥，汗衫就已经开始滴水了，眼睛也被咸咸的汗水腌得红肿，没一会儿就疼痛难忍。船上的老板不住地催促，说如果在江水退潮之前不搬完水泥，就要扣半个月工资。

卸完水泥，我的两个肩膀表皮被擦得稀烂，汗水和水泥灰粘在上面，针扎般难受，只能从煮饭的姑娘那里弄了点膏药敷上，晚上趴着睡在河堤上。

工资一直没发下来，大家心焦如焚地等了两天后，老板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三天中午，珠海工头说老板急需500吨黄泥土，装完黄土就发工资。按照我们当时的装运能力，装500吨黄土至少要10天时间，大伙中便有人闹了，怎么说都不肯上工，珠海工头气坏了，拖住一个名叫阿虎的打工仔，动手打了他。阿虎还了手，珠海工头依仗自己是本地人，拿着手机气急败坏地吼叫，一下子就过来了10几个黄毛的青年人，他们像一群许久没有尝过血腥的禽兽，把阿虎和他过来帮忙的老乡张阳打得头破血流，还把他们按着跪在地上叩头认罪。

此情此景，道义不平。我像火山一样，突然迸发出压抑许久的情感，走上去跟珠海工头论理。

珠海工头看着我，凶狠地说：“怎么，小崽，想做侠客啊？闹事的工钱一分没有，把你送去治安队!识时务为俊侯，不然，就是这个下场，呵！”

我理直气壮地还想同他讲理，大东一把把我拉回来：“阿侯，忍一忍啊。”

我一下子把所有愤怒集中到他身上：“你为什么骗我们，我们累死累活地做，工资不但不发，反而这么狠地打人，我们是人啊！”

“你去讲吧，工资没发又不是我不发，你们自个闹事，怪谁?”大东立刻板起脸孔，老乡的热情完全消失了。听到这话，我像被当头打了一记闷棍，所有的希望如同阳光下的泡沫一样瞬间即逝。

许久，大东走到我身边：“阿侯，我们也算是同乡，我怎么会骗你，俗话说得好，‘恶龙斗不过地头蛇’，你怎么能和当地人斗呢！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随着又说：“虽然你喝的墨水比我多，但你年龄还小，没经过事。要闹的话，等把工钱发了再闹，到时也不会吃亏。兄弟，出门在外，要见机行事。常言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事是道理说不清楚的，今天这些话，都是我作为老乡苦口婆心对你说的掏心窝子的话。在这里好好干，我不会亏你的工钱。”

我觉得他说这话，好像真的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也便罢了。

此番闹事的结果，无非是闹事人被打了一顿，两个月工资分文没有。阿虎和张阳还被拉到治安队“审理”了一番，最后也被从码头上撵走了。

闹事后的当晚，老板迫于压力，终于给我们发了工资，干满两个月的给500块钱。我还没够两个月，一分钱也没有。

当天晚上，我看到珠海工头请大东进了豪华酒店，大东回来时红光满面，春风得意，嘴里哼着港台小曲。一进门，看到我伫立在那里，便一把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200块钱说：“小弟，老乡我不会骗你，这两百块钱我给你买饮料喝吧！”

不知什么缘故，我问心无愧地接受了，大东扭扭脖子，还回眸一笑了一下，便拍拍屁股走了。

那时候，我又觉得他不是骗我的，是真的对我好。

我拿着这200块钱，心里盘算着：“等发了工资就逃回去。”另外有几个工友也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我和他们便一起偷偷商量起这个事来。

可是纸包不住火，没想到我们的计划，却从我自己的嘴里漏了出去。

主意定下后，我便和工友们暗暗忍着做事，哪怕船三更半夜来，也要装运。快要到发工资的日子，我便把想法告诉了大东。

没想到听我说完，大东却嘿嘿地笑了：“逃走？你不是想找死？你知道这老板是很凶的，人称‘下手黑’。抓到你不打你个半死？要走，应该光明正大地走。”

“如果明着走，合同未到期，不是工钱没有了？”我说。

“既然要走，要工钱干什么？要不你就把合同做满，这样工钱可以拿到，人也可明着走。”

没想到大东说得这么决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一晚上，我躺在河堤上，想起家人、老师和同学。我知道，搬运工队伍里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想跑回家。工棚里有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因为天热，皮肤磨烂后感染了，腋下还长了一个脓包，也无法及时治疗，现在已经又腐又臭了。

● ● ●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我和那几个计划逃走的工友忽然被抓进了治安队——因为运黄土的老板船上发生了殴杀事件，有人被砍伤。据说是因为两个船老板为争一个“小姐”，最后发生了流血事件。

我和工友们被一个个审问有无参与打斗事件，大家一一否认；然后又被问有无暂住证，大伙说是珠海工头替我们一起办的。没有审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于是我们被关押起来，我找治安人员辩理：“我们没有罪，你们凭什么关押我们？”

其中有个领导模样的就斥责我：“小子哎，实话告诉你吧，是你们大老板叫我们把你们抓起来的，你们无故怠工，影响生产，而且没有暂住证！”

这时候，我心里才透彻彻地明白了，一定大东把大伙要逃走的事向老板告了密，现在和珠海工头耍阴招把大伙困住的。

是我，害了大家。

一连几天，大伙每天只能啃几个馒头，体力下降得很快。我们跟治安队抓的一大群盲流人员挤在一起，因为没有亲人或老乡赎他们出去，这群人已经在这里关了几个月了。因为有人把大小便拉在了里面，挤满了几十个人的屋子骚气熏天，

一天傍晚，大东来了，工友们一见到他，个个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刚要开口骂，他却说：“叫你们不要经常到外面睡觉，偏要睡，这不是闹事了吗?”

我悲愤地大吼：“是你和上面老板陷害我们!”

大东扭头对我说：“你别他妈不识好歹！我也有难处，珠海工头对大老板说我带了一帮烂仔来做工，个个不安稳！而且我自己也几个月没领到工钱了！你当初走投无路时，要不是我带你到这儿，饿死都没人知道!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出门在外，哪能昧着天良榨你们的血汗钱？”

说着，他还真的掉下几滴眼泪来，看着他那副模样，我也心软了。

“昨天我好不容易向王老板支了一点工钱，今天到这儿赎你们，各位兄弟，实在让你们受累了，对不住了。”大东说道，带着满脸愧疚的表情。

我们这才终于治安队出来，大东请大伙到小馆子吃了一餐，并表情严肃地对我一行8人说：“听说这儿砍死了一个‘小姐’，治安抓得紧。我跟王老板说了好多好话，才弄到一点儿工钱。现在每个人发200块钱，今晚就逃吧，不然后果更麻烦……反正我也要逃回去的。”

说完，他又讲了一堆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此时，他已经找到另外一帮无辜的人上工了。

当晚，我和工友拿着这200元钱，各自买了车票。我决定去深圳。

我早就想好了，我要来深圳投奔发小阿鹏，他初中没毕业就来这里打工了，在一个制鞋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我按照手写的地址，下了公交车走了大约一两里小路，到了一片陈旧的快要拆除的居民小区，穿过一个黑暗的甬道，从居民楼小道绕到后面，才到了他的住处——一处废弃的平板瓷砖厂房。

阿鹏说，以前这里是个棉被场，场子倒闭后，当地人把这些单位房租给外来务工者。阿鹏的那间房子很宽敞，洗澡的水龙头和厕所就在平板房后的锅炉房旁边，我终于得以在水龙头下，稀里哗啦地冲了个清爽的澡。

晚上，我和阿鹏聊起自己这段时间出来谋生时的遭遇和不如意，他说，他初中没读完就踏进了社会，一没文凭，二没技术，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比起他见过的那些煤炭黑洞里的活死人、砖厂踩在发烫的砖炉上的搬运工来说——自己要幸运得多。

第二天大清早，阿鹏就带我跑了几家厂，找了他的亲戚和朋友，遗憾的是，他们都无能为力。阿鹏不甘心，对我说：“我们厂很差劲的，生手进厂一月才百把块钱，熟手工才7、8百。你喝过墨水，我本不想让你进来受这个罪，现在没办法，你若不介意，我向主管讲一下，让你进厂先干几天，慢慢再转厂，怎样?”

我赶忙花40块钱买了香烟，和阿鹏一起，带上烟，找了厂里那个膘肥体壮的主管。但那主管却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什么都不要生手。阿鹏气得和他大吵了一架，骂他是冷血动物，没有人性，没想到竟然直接被炒了鱿鱼。

走出工厂，我实在忍不住，抱着阿鹏的肩膀放声大哭起来，对他说：“是我连累了你，兄弟，我对不住你啊!”

阿鹏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这家厂我早就不想待了，咱们另找，你不要过意不去!”

● ● ●

不久，阿鹏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在一个周日上午，我又鼓足勇气去了人才市场，近4个小时里，我很紧张，心里就四个字：放低目标。接二连三地参加了6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都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等等。我内心忐忑，只怕应聘不上。

在一家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清新秀丽的女行政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傻愣愣地走过去，因为没有准备简历，招聘负责人便让我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那位美丽的行政姑娘还借给了我一支笔，对着我和蔼地微微一笑。

表格填写完毕后，招聘负责人让我先回去等通知。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次应该没戏了。

在后来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居然接到这家电子公司的面试通知，我心里盘算着，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求职书”。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就来到了公司办公楼下，接待我的正是那天招聘会上的陈小姐，我忙不迭地叫“陈姐”，她忍不住咯咯一笑，露出好看的贝齿。她看了我递交的“求职书”，对我写的自己辍学后的打工经历和遭遇大为赞赏。并且告诉我说，他们部门经理看了招聘表后，夸我的字写得好，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的确需要一个文员抄写文件给总办。

终于，我成为机电车间品检部的一位文员。

走出气派的写字楼，我哽咽着对陈姐说：“陈姐，谢谢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她笑着对我说：“小兄弟，我理解你的心情。只要你好好做，就对得起我了。走，我带你办饭卡和热水卡去。”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的日子终于安定了下来，时光在指间的空隙里悄然溜走，转眼间，我已经在这个城市打工10年了，也慢慢学会了倾听这座城市不同的声音。

黎明就消失在地平线下的环卫工，凌晨托着曙光去菜市场蹲点的菜贩，骄阳似火仍站在街角拉二胡的流浪汉，黄昏骑着三轮车在巷口吆喝卖凉皮的大爷，傍晚临近开始吹弹拉唱卖笑迎客的小姐，黑漆漆夜幕掩盖下伺机窃人钱财的窃贼，午夜时分孤零零游荡街头的少女……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部春秋故事，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冷暖自知。

而我们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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