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央美附中的学生袁晗寒退学了，她一边在南锣鼓巷开咖啡厅，一边准备申请国外的艺术学校；
在甘肃会宁山区，小女孩马百娟正在只有五个学生、两个老师的学校里读课文，下了课，她要喂猪、牵着毛驴去收糜谷；
在湖北咸宁，小镇青年徐佳埋头书海、带着去世父亲的遗愿，备战第三次高考。
他们所代表的城市少女、农村女孩和小镇青年，以及他们被折叠的人生，在纪录片导演郑琼的镜头下相遇了。从2009年开机到2015年的六年间，他们在镜头下成长、寻找各自人生的出口。
48岁的郑琼说，这三个人身上都有她的影子，这部片子她其实拍的是自己。经历过三次高考失败，她也曾遁入人生黑暗的隧道，找不到出口。直到离开家乡，只身北漂多年后才发现，找到自己、找到信仰，才是出路所在。
6月8日，975万考生走出考场，等待命运宣判时，郑琼也马上要带着她的纪录片《出·路》走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她看来，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
纪录片导演郑琼。
“这不是预言，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
郑琼：2008年，我和袁晗寒妈妈的一次闲聊中得知，上了两个高一的北京女孩儿袁晗寒从央美附中退学了，她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班很多人都这样。在央美附中读书其实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很多外地家长辞职到北京陪着孩子考还不一定考得上。当时我挺讶异的，因为我是小地方出身，参加过三次高考也没考上大学，对我们那里的很多人来说，高考失败就只能上最差的大学，一辈子也不可能离开家乡。与之相对，北京的孩子高考分数不高，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他们比我们多了很多资源和选择。我想再找一两个地方的小孩，探讨出路问题。
新京报：片子的三名主角是特意选择过的吗？怎么找到这三位拍摄对象的？
郑琼：对。2009年清明节我正好回老家湖北咸宁，想去我当年复读的高中再找一个拍摄对象，本来找到一个小孩，家长也都愿意被拍摄，但后来再去就反悔，觉得复读敏感，不让拍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徐佳，他当时已经复读了两年，正在备战第三次高考。马百娟是我拜托一个环保NGO帮忙找的，她家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村，她12岁，才读小学二年级，她的学校一共5个学生，两个老师，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导主任。我记得第一次去马百娟家，从北京飞到兰州，第二天一早从兰州坐大巴到会宁，再从会宁到头寨子镇，再走16里山路到野鹊沟。马百娟的父亲说，2008年之前，他们全家一年开销不到50块钱，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在投行工作，年薪百万，还常抱怨工资低，对比下来，挺魔幻的。
2009年，徐佳正在备战第三次高考。
新京报：对他们三人最初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郑琼：袁晗寒有独立思想，能自由表达，自我很清晰，她就像暖棚里的一朵艳丽的花，兀自开放，引人注目。徐佳的生命力很强，跟爬藤一样，他有韧性，但没什么后援，只能自己野蛮生长。马百娟更像高原盐碱地上的野草，在石头缝里努力挣扎活着。
新京报：2009年开机时，是否预设过他们三个人的人生轨迹？
郑琼：不知道准确的轨迹，但会知道大概的方向。袁晗寒退学后已经在申请国外的学校。2009年我见到徐佳时，他正在准备第三次高考，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考上。第一次见马百娟时，我也不知道她以后将是什么样的人生，直到2012年再去拍摄，她已经辍学，我拍摄她哥哥工作的陶瓷厂时，看到有女工在流水线上工作，没有任何防护，我的感觉是，这就是马百娟们的未来。这不是预言，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马百娟们以后可能就会在这里，这是她们的命运。
新京报：拍摄时间是2009年到2015年，最初就确定以六年作为拍摄周期吗？
郑琼：没有。最初没有预算也没确定周期，2009年拍完之后素材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剪辑，后来意外入选了BBC的一档节目，之后我又陆续补拍了几次，直到2015年。
“习以为常的东西，会产生荒诞的效果”
新京报：断断续续拍摄的六年中，让你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
郑琼：马百娟一家人拉着驴子，走很远的盘山路，翻山越岭去收糜谷的场景。他们走在盘山路的画面是很美的，一下子击中了我，但拍摄时我真的觉得心碎，他们收的那点糜谷，不够吃一个礼拜，晾在院子里还要被麻雀分走一些，他们真的像蚂蚁一样在求生活。
还有马百娟坐在山包上读作文，说她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上大学以后要去打工挣钱，一个月挣一千块，买面，因为家里面不够吃，还要盖房子、挖水窖。听完我觉得很心酸。
马百娟放学后帮家里放羊。
开机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我也印象很深。我去徐佳他们教室看到的教室和我二十多年前的高三教室一模一样，一样的复习资料堆成的书山。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很多，城市也发生了变化，但高三教室的画面二十多年都没有变。教室其实是个隐喻，我们社会中有些部分是没有变的，比如社会结构、社会文化。
在郑琼的印象中，高三教室里复习资料堆成山的场景，二十多年没有变。
新京报：片子中有两个镜头有很大反差，徐佳快大学毕业时到处找工作，在武汉街头的人海里徘徊，下一个镜头是，袁晗寒正在德国街头和朋友参观歌德和席勒的雕塑。
郑琼：片中讲过袁晗寒丢了一个钱包，里面有好几张银行卡，她跟妈妈视频说钱包找不到了，她妈妈开玩笑说“那太好了”，要是换成徐佳，他妈妈肯定疯掉了。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东西，放在一个拼盘里，就会产生荒诞的效果。
新京报：拍摄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郑琼：我和徐佳聊到过他的梦想是什么。他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他高考是为了完成去世父亲的遗愿，毕业后找工作是为了把妈妈接到武汉来生活，结婚是为了给校园恋爱的女友一个交代。德国观众看完说，在你们中国，结婚难道不是因为爱情吗？我有点心痛，其实徐佳活得很辛苦，他的自我被他背负的各种家庭角色给压制了。
新京报：马百娟辍学后，她父亲说，女娃娃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这么个出路。作为女性，你听到这句话是什么心情？
郑琼：我不认同，但我很理解他的想法从哪里来，他的生活经验和经历把他带到了那个地方。我对他没有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权利保持和表达他的这个想法，我也没想过要去改变他。我只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用镜头呈现了，观众自己会评价。
新京报：距离你拍摄结束已经三年了，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郑琼：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读书，快毕业了。徐佳第三次高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找了工作，现在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武汉工作，小两口买了车。马百娟辍学后不久嫁给了表哥，就住在当年她上的小学附近，现在在她哥哥当年工作的陶瓷厂上班。
新京报：这六年，他们三个中，变化最大的是谁？
郑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变化吧，都是按照他们的生活逻辑在做改变，他们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走向，我尊重它。
新京报：你还会继续跟拍他们吗？
郑琼：那是大家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说，这部片子已经结束了。我要做新的片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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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来源：新京报。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