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最近重读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复咀嚼，确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从人的主体视角——主体对客体关系的视角，看待新唯物主义相对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创立了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但还过于粗糙，需要一个提升。所以，就对自己以前这篇文章做了下修改。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主体性变化的相关内容，相对马克思，依然是突出了自觉时代规律表现形式必然变化的内容。即由阶级压迫的表现形式，向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变化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实践的，最终都要上升到主体论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的重点，又在整体主体相对个体主体，自觉实践相对自发实践，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上。即新时代自觉实践的结果，可以直接就是共产主义的规律表现形式的结果，而不再是必须要经过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总之自发时代那种阶级压迫表现形式的结果。在自觉实践中，人已经是规律的主人，已经是人在支配规律。这必须做自觉实践直接即共产主义的实践理解。即按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个体的联合即共产主义，理解。这都是马克思的意思。否则，如果还是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实践——即使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还称不上自觉的实践，人就还不能真正成为规律的从而自己的主人。
这样，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理论的脉络就基本通了。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的重点。也是理解唯物史观的重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表述的唯物史观，还仅是解释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唯物史观。还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貌。只有同时加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论历史观点，才可以窥见唯物史观的本有全貌。
现把这篇文章重新发表，以期进一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作用。鉴于长期以来，建立在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上的不完整唯物史观，对二十世纪晚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恶劣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总结，或许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代理人，就抓住了这一点，并由此宣称：既然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决定和历史阶段论，那么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搞社会主义就搞错了，落后国家只有搞资本主义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即使共产主义的党掌了权，也应该离红色尽可能远一点，离资本主义尽可能近一点，或者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无形当中，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偷梁换柱做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预设和解读。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乏部分人幼稚的真诚，但实际多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想法。由于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这就成了资产阶级及其共运内部代理人用以欺骗群众、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不准革命的利器，给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挫折。而一些革命左翼也往往因为这个误解，而把挫折的原因归到马克思主义头上，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主义，从毛泽东主义中剔除出去。实际上，这反映的依然是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不真正理解。
实际上，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之后，原本个别民族的历史就已经融入了世界历史。这时，即使是谈生产力决定，都已经不再是落后民族自身的生产力决定，而已经是在世界民族矛盾中，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生产力相比较的决定。大清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社会革命，不是它们国内自身的生产力内部决定，而是它们各自生产力相对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落后局面决定。孟什维克和国民党的败亡，也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内部决定，而是由它们对比共产党——也就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相比较的决定。
不仅如此，在理解人类新的历史实践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简单用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社会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用一种叫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我们过去理解的唯物史观，也并不是它在马克思那里的本有原貌。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过的阐述资本主义及其以前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著作提炼出来的（典型的表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在自发的历史时代，人类对历史规律还缺乏必要的认识。所以那个时代人类对整体历史运动的自觉能动性主体能动性就尚不能发挥，规律就只能是自在的自发的对历史起着作用。正因为此，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就确实往往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在盲动历史当中时不时自发表现出的那种顽强的强制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既然人的自觉能动性在那个时代还不能对人类整体历史运动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自发的表现出生产力的作用，就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历史特点。而这也就规定了我们以往唯物史观主要是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特点。
当然，虽然以往的唯物史观尚有以上特定时代所留下的尚缺乏提炼的印记，但它总归是对人类的历史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在此之前，人类的历史还太年轻，以至于人类还不能真正看清楚自身的历史实践。而在此之后，一方面由此已经开始了人类真正正确理解自身历史实践的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同时也就开始了人的主体自觉主导历史，人们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此前是自发的时代，此后则是自觉的时代。
而在自觉实践的历史时代，关于自发时代的那些历史观点，由于它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局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马克思当时既要论述自觉的新实践——但是少数，很多关键内容还一直没有发表，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时候还不得不解释自发时代的历史。而在人们后来的理解中，后者往往掩盖了前者。其实两者结合，才可以理解唯物史观的原貌），当然也还是由于它本身还仅仅是在怎么样解释世界的局限，就只能作为指导新的自觉实践的方法论基础，而并非这种方法论本身了。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绝不是过去尚有旧时代历史痕迹的这种唯物史观表述，甚至根本就不是唯物史观——即使它提升了的完整形式。因为只要还是唯物史观，它就依然还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而如果把这些旧认识推向极端，搞出个放到自觉时代还要继续正确到底、对人对历史规律的主体能动视若无物的什么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来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就更是历史性的错误。
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作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落脚点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或说对世界的改造。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新的历史实践中，与人类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高度同一着的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这个东西把人类实践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能动放到第一位，虽然以对世界客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为基础，但由于已经是实践的行动的，所以又绝对不同于且绝对的高于那些唯物主义认识本身。所以，马克思把它命名为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要人类在洞悉自己过去未来历史实践的条件下“改造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相对只会解释世界的旧唯物主义和整个旧哲学而言(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包括用唯物史观仅仅解释世界)，马克思也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后世也称之为新哲学。实际是一种以人的主体自觉实践为核心的革命行动哲学、或者革命实践哲学。
如果给马克思翻译一下。很明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批判了那种忘记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能动性，只具备客体视角，不具备人对自己历史进程的主体视角（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共同的缺点，所以反倒是唯心主义最早的发展了主观能动的方面），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不知道还有个人对客体世界的改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不仅仅是环境在改变人，更主要更核心的是人在改变环境。且“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人对世界的改造活动（实践）和人的认识活动（思维）相一致。并把这种一致上升到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高度。批评所有那些哲学家至多只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根本特质。它实际已经否定了一切只在解释世界的新老哲学（本体论哲学）——包括今天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打扮成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哲学（所谓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哲学）的哲学。
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提纲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比重要的地位，注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它选进头三篇文章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之所以把从故纸堆中检出的这个提纲如获至宝单独发表称其为“天才的提纲”，就是因为这个提纲包含了马恩其它所有著作中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本人的《反杜林论》中所不曾包含的内容：实际就是通过主客体关系的梳理从主体论对新唯物主义定位的这个高度，即使《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不曾有这样的概括高度（但《德意志意识形态》涉及到自发时代和自觉时代的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的发展，和自觉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问题。所以二者又是互相补充的）。这个提纲的缺点是发表出来的太晚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出来都太晚了，致使基于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那种唯物史观片段理解谬种流传，贻害至今。且词句隐晦，不是有对马列主义哲学有通彻理解能力的人很难读懂和准确把握。
马克思的这个批判，无疑是对那些忘记了或是故意忘记了人和上层建筑的主体能动性，忘记了革命，甚至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故意把马克思主义阉割成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把自发时代历史阶段划分——那种特殊历史阶段的规律表现形式，看成是规律本身来迷信的人们的最好的批判。这些人，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故意阉割、贬低、庸俗化到了以上这种马克思批判过的，马克思以前的完全忘记了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老掉牙的、无用的、其实是对革命起严重阻碍破坏作用、对现存世界毫无害处的旧唯物主义或旧哲学的水平。
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即使仅仅按照有关自发时代那个尚不够完善的仅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表述都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贬低。因为即使在那个表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它们各自的互相关系中到底是谁决定谁，根据具体的情况都是辩证的有条件分角度的。都绝不是在任何的条件和任何的角度上，都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起决定作用，而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对历史就不起能动的决定作用。这种简单庸俗化，即使对唯物史观那种片面表述，都是恶意扭曲和阉割，以图最大化的降低它对现存世界的“破坏”作用。使之达到对现存世界的无害化。但这和马克思所倡导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的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本意又有什么联系呢？正因为它们的反革命性质，所以一当革命来临，一当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实现，列宁斯大林最早就反对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直到文革，更是一贯的反对这种唯生产力论。因为它虽然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修正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反对、阻碍、倒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口气重新界定历史规律：
如果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产物，那么这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倒正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创造的；如果说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实际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变，总要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相一致，总要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实现自己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阶级主体性和它所代表的人类整体利益相一致（不管多大程度的代表）。历史运动中，生产力固然是人所需要的生产力，生产力的组织和获取固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或阶级思考和行为的出发点和核心，人的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固然都可以归结到生产力的决定，和生产力的决定相一致，但这绝不意味着就可以无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作为主人的主体性的作用。历史运动中，是人要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是人才围绕主客体矛盾，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主动地或被动地、利用各种条件采取各种形式组织成对客体世界的能力，应对主客体的矛盾。因此，只有人，才是历史运动的主体。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历史运动中一切的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作用，都不可能逾越过人本身这个主体的作用而起作用。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一切的决定，最终都不可能绕过作为运动主体的人的决定。相反，只有突出出为组织创造和争夺生产力的人的组织的阶级的主体性的作用，才可以真正说明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历史上的任何的阶级，只有形成自己的阶级主体、上升为统治阶级，才可以通过改造了的上层建筑在自己的阶级主体性的发挥中实现自己阶级的生产力、从而自己阶级所代表的人类整体利益所需要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决定，只有上升到代表革命阶级阶级主体利益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才可以真正的决定。在这里，生产力对历史进步的推进作用，和革命阶级通过自身的主体化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对历史进步的推进作用，是一致的。唯生产力论者向旧唯物主义倒退所丧失和阉割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中人的主体论特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对主客体关系的梳理，马克思确立的正是新唯物主义的这个主体论特质。
其实，这才是马克思对待规律问题的本意，当然，也是革命唯物主义或革命哲学对待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本意。这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总可以归到围绕生产力的争夺或获取个人的集团的总之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中去，总可以归到人对客体世界的主体能动中去。
如此，这倒勿宁说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对客体世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都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的结果。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人类实践的这种主体性范围程度大小的区别。结合《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自发的时代，不是没有这种主体性，而是多数情况下表现的还仅仅是人做为人类个体的或局部的或集团的而非真正的联合整体的主体性（即使有也是虚假的或大打折扣的）。因而，这种个体的局部的主体性在互相的生产力争夺中，就往往交替性的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自的阶级主体性。是一种分散的、分裂的或是妥协或是对抗的主体性。在这种分散分裂对抗的主体性中，人类个体的集团的主体自觉，在生产力的争夺中最终就要表现为整体的盲动和非自觉。而这本身所表现的就是本来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生产力和历史规律作为一种自外于个人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对这种尚缺乏人类整体主体性的个人或集团的自发的强制作用。
但即使在这里，即使生产力、经济基础、规律要自发的强制的在人类整体的进步中起到它的作用，它们也必须要通过革命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上升到统治阶级的阶级主体的意识和行为来推动。
而自觉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盲动。但自觉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已经完全是克服了上述那种分散分裂对立的主体性后，人类真正联合起来的整体的主体性。只有在这种整体的主体性中，人类对自己进一步历史实践的自觉性才真正实现。自觉时代的前提，就是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性。反过来说，自发时代人类个体局部的分散分裂对抗的那种主体性，是实现不了人类对自己历史发展的整体的自觉的。并且，也只有在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性中，由于缺乏整体主体意识和整体主体性所造成的个人的或局部利益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自觉性所对冲，在人类对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依然不可避免的个别的局部的一时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整体的主体能动所对冲。于此而言，自觉时代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同认识与实践依然存在的矛盾就是不矛盾的。不但不矛盾，反而因为主体已经取得整体的主体地位，其对客体的自由才真正处在被自觉组织发展的状态。
只有在这时，联合的整体利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个人才真正克服了因个体间的利益碰撞盲动（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争夺）而产生的不自由，并在集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只有在这时，主体对客体的自由进程，才可以真正进入一种人类面对自然客体时自觉发展自己的与自然客体关系和社会客体关系的自觉状态。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或说革命的政治，也才可以真正代表主体对客体自由实践中的那个人类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里，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已经是超越了局部意识、已经具备了整体主体意识联合起来的自觉了的人。人的决定才完全代表了生产力的决定。因为，具有了整体主体性的人的决定，从来都是为了自己作为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能力的，即都是为了生产力的。在人类整体主体性已经实现的时代，推动历史进步的就不再是生产力规律对历史进步的自发的强制作用，而只能是人类联合起来对自己历史进步，即生产力进步的自觉组织作用，这种主体能动。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还可以看做这个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但这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是人们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对人与人内部联系和人与自然联系的自觉组织本身。其暂时的矛盾，都已经是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意识同其行为效果之间的矛盾，都已经是可以为这种总体的历史自觉所对冲，都是可以被人自觉地组织调节的，而不再是不可调节利益纷争对抗的。这是人本身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本应该有的作用。
唯物，在这里只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自由的方法。自由不是随便自由的，是有依据的自由。原本作为必然性支配人的历史规律，这时已经被人类驯服。人已经做了历史规律的主人。或说，人类作为主体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客体的自由。
所以，这时就不单是人类真正的主体性上升到自己历史进步的主导地位那么简单（按毛泽东的说法：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届时人类被历史规律盲目支配的历史阶段也就结束了。这时，在自发阶段的历史当中因为盲目必然性支配（生产力的自发作用）所出现的合规律性的很多东西——实际是规律旧的表现形式，在新的自觉实践中，也就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比如，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社会关系和五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依然演进作为自发的时代规律旧的表现形式，曾经是合与规律的——合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规律的。但在人们已经组织起来自觉地组织自身发展的历史时代，如果有谁还要硬逼着人们非要去重复奴隶的封建的时期的苦难，就一定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同样，如果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有条件自觉组织自身的生产生活的时代，有谁还要群众徘徊资本主义的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苦难和少数剥削分子的发达，就一定也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生产力规律的自发作用形式失去历史合理性了）。
因为，在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理解之后，在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接下来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具体实践中，就必然要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讲，个体的联合，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个体的联合，只能是共产主义。
因为在群众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去未来，在群众同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切实组织起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性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可以不再需要任何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财主，作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主人领导他们的生产生活，就已经完全可以自己作为主人自觉地行动起来自己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俄国的工农兵只要产生了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也不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国的工人农民，只要在同封建地主封建把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镇压反革命），有了工会农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他们就也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
人类目前为止的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的物质生产，无非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所进行的协作式生产。奴隶的生产如此，封建的生产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如此。而只要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先锋组织（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真正的组织起来了，当家作主有了自觉的劳动协作，他们就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自己的任何的生产。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难道苏联人民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成自己所有的生产吗？难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成自己所有的生产吗？而只要群众联合起来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自己所有的生产，他们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地主资本家出来领导组织做主他们的生产。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在这里，改变了的只是规律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力自发的作用形式，还是主体自觉能动的形式，而非规律本身。并且，只要是历史条件变化了，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必然的要随之变化。自觉时代和自发时代的区别，最终就表现在规律表现形式由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形式直接上升为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的这个直接的变化上。所以，革命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结果，绝对是合于规律的，是觉醒了的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其组织实践和历史规律高度同一的必然结果。有人污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意志论，其实这与唯意志论屁毛关系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唯心和妄为的成分。也只有在规律表现形式的这个直接的变化上，我们才说人类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规律的真正的自由。否则，如果自觉时代的规律表现形式，还依然不是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还依然是旧的阶级社会的表现形式，或如资本的形式，那就绝不是对历史规律真正的自由，人就没有真正成为自己历史规律的主人。
是否是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规律表现形式，是判定是否真假自觉时代和真假人民主体时代的辨别标准。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唯物史观本意。它实际是一种主体论的历史观。而按照以往那个只知道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理解，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的。那实际并非原本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这里，在新的自觉实践中，关于自发时代那个仅仅基于解释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尚缺乏革命主体论视角的唯物史观表述，就最好要拿过来放到了如上所述的主体对客体自由过程中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要放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理解）。否则，它本身都要成为革命实践继续发展的障碍。不单如此，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革命导师们在这个地方这么说过，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过，正确与否，当然不能脱离讲话时的具体场合理解。如果非要在变换了场合下判断它们的正确与否，就也要看它们是否符合于上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自觉 。
共产主义可以产生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不是任何的其它的因素——比如有些人所等待的某些物质条件——其实，只要是世界上已经有了工业革命，这个物质条件就已经足矣），而只能是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当家作主，这一具有了联合主体性地位的具体的人的因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一定的生产力，和不能再按旧的方式活的一定的革命群众）。是这种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已经超过旧的领导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力量。
这里，绝不是等待具备了某种物质条件，再去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而只能是群众组织起来了，再去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
共产党在苏联在中国在朝鲜越南古巴之所以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他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比地主比资产阶级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并且，也正是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才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中实现了旧领导阶级所比拟不了的空前的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要证明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非合理性，除非能够证明地主资产阶级同期在这些地区有比已经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更强大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
任何时代，生产都是根据人的需要的生产。根据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经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只要有了具有主体地位自觉能动性的人——根据需要已经自觉组织起来的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公共劳动中就能够进行任何的生产——包括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质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即使资产阶级搞不出来的卫星、宇宙空间站、杂交水稻，大型计算机，都可以搞。总之，人，才是对客体自由中的主人。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实践中，只要有了组织起来的人，就会有一切。
所以，要理解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就还首先要理解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作为自觉主体当家做主这个前提。没有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的联合整体的主体地位，就没有人们群众的当家作主，就只能依然是不断地重复地主资本主的做主。自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也必然是以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化为前提，而不可能是依靠与此对立的地主资本主官主所领导的组织化为前提（这里尤其要注意官主）。因而，这里首要的就要树立和保持人民群众自己在共产主义新的历史时代的联合主体地位。要对具有主体能动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建立信心，相信联合起来的群众无所不能的力量。
实际上，按照这种历史观，当我们解释历史的时候，永远要把围绕生产力的人即主体本身的组织状况（他们组织起来还是为了生产力），作为解释历史的一个核心重点。世界历史上任何的阶级的斗争、民族的斗争、国家集团的斗争（核心的还是围绕生产力的斗争），他们之间的胜负，永远是那些组织程度更高、主体能力更强的阶级、民族、国家集团，才占据了历史的主导地位。而组织程度较低、甚至涣散的一方，即使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再高，都不一定能成为胜利的一方。比如，历史上的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20世纪后期的苏联东欧，相对于美英。自觉实践的最终的胜利，也必然是靠群众的联合主体能力。忘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吃亏。新实践中，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历史观点——主体论的历史观点——人民主体论的历史观点。
这个地方反对一切的形而上学，反对一切把有关旧社会的事物包括解释旧社会的唯物史观，搬到新社会不做任何分析还要完全充当正确、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反对一切以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为借口，在新社会还在迷信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董事会的组织力量，而不相信先锋队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的倾向。主体对客体的自由，在这里也绝不是再简单地重复过去那种单薄的无力的人类个体对无边的世界的可怜的自由，而一定是联合组织起来的群众整体作为主体对世界客体的自由。只有在联合的整体中，个人才会真正有力量，才不会再去重复生产力争夺和阶级对抗中的不自由。
但现实中，很多人即使明明看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已经主体化的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生产管理上相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也还是不敢相信自己。
几千年阶级社会，在群众心理上形成了某种已经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和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习惯倾向，才让欧美的群众至今跪在资产阶级的神牌面前站不起来。
这种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向官僚最后是向资产阶级的主动投降。
历史上，真正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导师，无疑都是站在人类认识史巅峰上的历史巨人。所以，他们无不是最积极的能动的自觉的革命唯物主义的贯彻者。他们——代表一种巅峰认识，其所指导下的实践，无不始终如一的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他们发动、组织、引导群众，并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群众的主体化和这种主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这个路线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凝结成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然而，在这些历史巨人身后，那些已经习惯了做奴才的人们，还是站了出来。他们因为自己落后国家建立的新社会相对欧美依然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水平，而怀疑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组织能力。实际这个组织能力早已经把西方的资本家给吓的要死。但正是因为奴才们对自己的怀疑，结果资本家们目瞪口呆的看着已经组织起来的强大群众的重新跪下来自认奴才。当然，同时结合落后国家相对落后状况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就又出来了——组织起来是错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的，要退回去补课。什么单干，什么厂长负责制、承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流转、大户，不过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放弃共产主义先锋组织的领导（党委支部的领导），即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实际最终是向资产阶级主动的交枪投降。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前进就有后退。当然，后退了，就一定会重新前进。认识一旦冲破牢笼，自觉的实践和共同解放的事业就不会止步。历史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就是要在新实践中坚决地反对一切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和习惯，要真的敢于胜利和敢于当家做主人。不但要敢于做主人，还要善于做主人，要有当家作主的自信和担当。这实际就是要求我们做共产主义新人。
在劳动还存在的时代，在劳动还依然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手段的时代，即使已经实现了群众的主体化，即使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也还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争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依然还伴随个别阶层（主要管理阶层）利益主体化为新的剥削阶级，从而实现旧的阶级社会复辟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个问题只有在群众联合主体能力的保持、完善和加强中才可以真正解决，即在进一步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解决。
以上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不但要以人民群众的组织起来的主体化为前提，要坚守这个前提，还要以这种组织化的进一步完善为其基础内容。这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也是人民群众主体政治的根本。失去了这个根本，就一切可能重来。
懂得了这点，也就懂得了识别假共产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辨别准绳。
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一方面是群众的真正执行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一方面是任何的领导，都应该是这种主体性和主体能力的最高体现，而不应该成为破坏群众的这种主体性主体能力的体现。任何的破坏，实际都是对群众主体主人地位的篡夺和背叛。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为了明确目标防止极左也是可以划分革命的历史阶段的。但任何的阶段划分，都不能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各方面放弃党组织的领导——这一群众的领导和组织核心，实际是解散群众的组织化主体化——这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的借口。凡是打着阶段论的借口，解散或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主体化的行为，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敌人的行为，都是背叛的行为。
包括补课论亦是如此。
补课论，补补商品经济的课不是问题。9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党委支部领导下的乡镇集体企业（原社队企业），补的正是商品生产甚至是资本运作的课。那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们依然是组织起来的群众作为主体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后来硬要把它们私有化私有继承了，放弃了党委的领导，把已经组织起来主体化了的群众散伙掉，让群众失去当家作主的地位，那就不是补不补课的问题了，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总之，要组织好共产主义阶段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工作，就一定要在坚持好、维护好、完善好人民群众已经联合组织起来的主人主体地位，摆正好自觉时代革命实践中群众联合主体性决定一切的作用，记取那种仅记得生产力的自发作用、而忘记了人的主人主体作用的假马克思主义到今天还依然深刻影响着的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建立人民主体论特征的新的历史观。这是共产主义一切秩序建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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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光晨。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