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既是一个动荡的世纪，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在之前的十八或十九世纪，也发生过动荡和革命，但就激烈和彻底程度而言，都无法跟二十世纪相提并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英国革命，他们虽然推翻了封建的皇权和贵族统治，开启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的新纪元，但本质上并没有摆脱几千年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循环（包括20世纪初叶的中国辛亥革命），只有当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并在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新中国，才彻底改变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循环，使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首次以统一的政治符号——“无产阶级革命”走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正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革命，二十世纪才堪称为人类历史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更加伟大的世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世纪”。
对于二十世纪革命的意义，著名学者汪晖曾经指出，“20世纪是一个对19世纪的反动、冲击、改造、寻找出路，寻找突破19世纪的出路，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种各样形成网络的理论、实践的努力。今天我们虽然不用这些词了，但还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构造下，基本的不平等的构造下，20世纪的梦想就是要打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垄断，创造一个新的平等；打破过去的、旧的统治，也打破新的统治，创造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家，创造一个真正的所谓没有阶级的社会。”（《汪晖访谈录——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反思》）革命导师列宁则分析得更为透彻：“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国家与革命》）
列宁的这段话不是“预言”，而是在二十世纪的苏东、中国以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曾经是亿万人民投身其中、席卷全球的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在二十世纪末期突然被中断了。从那以后，“革命”的世纪开始向“后革命”的世纪转型。这种“转型”，最初是以“改革”的名义，比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等等，到后来，则成为了对革命的否定、控诉、抹黑，乃至清算和报复。“革命之后的岁月回到了革命之前。”凡是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二手时间》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些打着民主旗号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报复的血腥场面，当然，也不会忘记俄罗斯人在经历戈尔巴乔夫时代和叶利钦时代之后的沉痛反思：“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那我不需要这种自由。呸，他们把人民踩在了脚下，我们成了奴隶，奴隶！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下，厨师是国家的管理者，还有工人，挤奶女工、纺织工人。可现在呢？坐在议会中的都是土匪强盗，揣着美元的亿万富豪。他们应该坐在监狱里，而不是在议会上。他们用改革欺骗了我们！”（《二手时间》第6、第9页，中信出版集团）
与通过“改革”使苏维埃俄国一夜之间重新回到沙皇俄国不同，同样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没有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赓续了共和国的法统即治理框架和宪制基础，从而避免了中共这艘巨轮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中不至于倾覆。当然，这艘巨轮早已偏离了第一代开国者设计的航向，与时俱进地同国际接轨了；或者说，新中国的“法统”与“道统”出现了某种“脱隼”。中共党章几经修订，尽管仍然把“实现共产主义”当做“远大理想”，但与后来写进党章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前者更像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支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标志的新中国已悄然“褪红”，逐渐被诸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粉红”及别的什么“红”所取代。新的意识形态在不断将革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等带有鲜明阶级特征的词汇进行“消磁”和重新定义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对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按照普世原则乔装打扮，以便能够在以西方主流世界登堂入室，占据一席之地——在许多人那里，这成了改革的终极目标，就像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风筝》，表面上写的是中共特工历经困苦，坚守信仰的故事，内里贯穿的却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蓄意抹黑甚至诋毁，类似的电影电视剧和小说，长期充斥着中国文艺界。
接照官方的权威论述，中共九十多年和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被分为“三个三十年”和“前后两个三十年”。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整合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显而易见，新一代领导者意识到了其中隐藏的危机，开始不遗余力地弥合“三个三十年”以及“两个三十年”之间存在的巨大缝隙。但中国的精英叙事已经成功实现了“去革命化”和“反革命化”，在这样的叙述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变成了一个面目可疑、可憎，不可理喻的怪物，甚至快成了“非理性”“反现代性”的代名词，早已被放逐于主流话语之外。因此，面对被流行观念“格式化”的新一代受众，清洗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地基，尽可能恢复她端正庄严的样貌，就不仅需要足够的思想洞见，更需要具备一种被精英集团和流行知识大众攻击诽谤的担当勇气。
曹征路先生的《重访革命史》，就是这样一部既充满思想洞见，又具有担当勇气的著作。
二
曹征路是将“理解现代性”作为这部著作的切入口，开始他对满目疮痍的中国革命历史地基的清洗工作的。
何谓现代性？按照百度的释义，“‘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按照这种解释，中国的主流精英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现代性。而对于西方的现代性，他们又过于肤浅地将其理解为‘私有制＋自由市场＋选举式民主’等一整套可以被称为‘普适价值’的东西”，从这套逻辑出发，他们把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称为“传统性的现代变种”和“扭曲的现代性”，“用‘残酷’、‘没有人性’、‘空想’、‘疯狂’等来诋毁谩骂”。（郭松民：《毛泽东的深邃理性——读曹征路教授的《重访革命史》），三十多年来，主流精英们持之以恒、苦心孤诣所做的一切，就是以这种“现代性”逻辑，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行改写。经过他们的改写，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从晚清一步跨入“改革开放”，汇入了西方现代性的“主流文明秩序”。被他们刻意省略的，不只是中共革命，就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也因其隐含的“激进主义”成分，被当成了“延误”中国没有在晚清一步踏入“宪政”的两只替罪羊。于是，我们在各种主流叙述和许多全国和国际性的大型晚会中（例如张艺谋导演的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绵延到二十世纪，却被一只无形的手开了“天窗”——那场深刻改变和影响了广大劳动阶级命运、中国的命运以及二十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革命，仿佛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就像一个人天天把自己的祖宗挂在嘴边，天天焚香磕头，却对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刻意淡忘、只字不提一样，这样的叙述和表演不仅虚假，而且给人一种荒诞之感。
正是痛感于此，曹征路为中国革命进行了庄严的辩护。鉴于“现代性”一词长期被主流知识精英们垄断，并用来污蔑中国革命的事实，他认为最紧要的是为现代性“正名”：
起初我的想法不过是想通过革命史中的闪光点来证明，即使用西方学术框架来衡量，中国革命也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可是随着史料的梳理，和联系当时相关著作比较阅读时，我发现其实现代性概念本身也具有多重涵义。它不但定义了时间空间，而且具有延伸发展的属性，因此现代性本身也是学习的实践的可塑的。
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丰富和升华的脉络仔细体会，还发现现代性具有人民性的属性，它始终是人民最质朴最前沿的历史要求，因而也最能反映历史的动向和规律。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能够把一盘散沙般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来，凝聚成创造历史的巨大能量，与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性密不可分。
——《人民性才是最重要的现代性——重访革命史之后记》
曹征路对“现代性”的这番定义，切中了中国革命的实质，也契合了列宁关于“人民”在革命中主体地位的论述。这是一种与“普世派”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定义，它既来自革命导师的启迪，也来自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革命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价值》一文中，曹征路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核心理念就是‘工具理性’，它的逻辑起点和制度设计，都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对待的。导致整个世界的理性化和工具化，特别是人的工具化进程。在宏观层面，是以官僚制度为载体的权力监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私有制和金钱运作是主要的媒介物。在微观层面更是这样，直接把人作为权力和金钱驱使的工具来看待，它的管理才会有绩效。这些理念恰恰与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统治术不谋而合，是标准的古代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就是‘工具理性’。英国议会曾经把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奉为典范，道理也在于此。国民党走的也是这样一条精英统治路线，所以它的败亡无可避免。而革命要革掉的，恰恰正是这些以人为工具的各种微观的管理规则和宏观的政治法律文化。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等量劳动交换’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哥达纲领批判》），并不是反对等量交换的市场规则，首先是不接受人作为按照劳动量来衡量的工具，人是能动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劳动是人的劳动而非工具的劳动。所以，可以把中国革命的进程看作人的觉醒过程，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价值。”
所谓的西方现代性，究其本质就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对待的”，沦为了马克思所说的“物化”的工具。正如卢卡奇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随着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的职业愈专门化，，他们的生活也被局限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中，其结果是使人们的目光流连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其次，它使现实（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物化、将硬化和机械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物（商品）的追求使他们的目光变得愈来愈近视，他们面对的现实似乎不是历史运动的过程，而是物和一个个孤立的事实的堆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曹征路认为，“革命要革掉的，恰恰正是这些以人为工具的各种微观的管理规则和宏观的政治法律文化”，因此，“把中国革命的进程看做人的觉醒过程，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价值”。他以湖南农民运动和三湾改编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农民运动让毛泽东看到旧世界不受民众拥护，民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颠覆能量，可以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基本动力。三湾改编则让毛泽东找到了如何依靠民众的自觉和认同，来提升组织化程度和管理绩效水平。因此可以说湖南农民运动和三湾改编，是中国革命走入底层依靠底层的转折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眼睛向下，身段放低，与传统的精英管理模式决裂，真心实意地从工农大众中吸取力量，提升底层群众的自愿自觉意识，这就是革命的阶级路线。”
基于这种分析，曹征路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革命不仅是高度理性的，同时也是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主体性得到得到极大动员和实现的过程——人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相对于中国革命，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显得落后、陈旧了，对中国革命的非理性否定，才是一种“扭曲的传统性”。
长期以来，主流学界及其知识精英不仅垄断了对现代性一词的解释权，也垄断了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权。因此，曹征路的这段话不仅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而且不啻是对肆意涂改歪曲和污蔑中国革命普世精英们的一击响亮耳光。
除了通过垄断对现代性一词的解释来阉割和涂改中国革命史叙述，普世精英们不遗余力地毁谤中国革命的另一套手段和策略，就是对革命领袖不择手段地进行贬损、污蔑和妖魔化。擒贼先擒王，要想毁掉革命的名声，必先毁掉其领袖的名声。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国家与革命》）
列宁大概未曾料到，在他去世后，也遭受了几乎跟马克思同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命运。毛泽东也是如此。三十多年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化身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所受到的毁谤和侮辱，恐怕远远超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领袖人物受到的毁谤的总和。当然，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及普世精英们使用的，也不外乎其先辈当年对马克思、列宁曾经使用过的那套伎俩，他们一边通过各种无耻下流的谣言谎言对毛泽东进行诽谤和攻击，一边又试图把他“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后一种伎俩更具有欺骗性、蛊惑性，对中国革命的“杀伤力”也就更大。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缔造和重塑了中共，而不是相反。因而，要为中国革命辩护，同时也必须为毛泽东辩护。这是一切肯定、拥护中国革命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课题；无论出于良知，还是责任，都不能回避。
曹征路在《重访革命史》中用大量篇幅回应了这一历史性的课题。
在《重访革命史》中，直接以“毛泽东”入题的文章就有如《毛主席改变中国军队的现代性方案——三湾改编》、《1928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现代性代表了历史进步最本质最前瞻的要求》、《共产党集体选择了毛泽东》、《革命为了谁》——毛泽东的现代性回答》、《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懂经济工作》、《“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为什么是毛泽东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毛泽东、蒋介石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态度》等不下十篇，比直接讨论“现代性”的篇章还多，可见他对这一“课题”的重视。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既是革命的化身，也是人民的化身。如果说苏共否定了斯大林，因为列宁的存在，并不影响苏共的“合法性”，但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毛泽东如果被否定，中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则荡然无存了。那些试图将中共与毛泽东实行切割的人，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而这些人恐怕没有意识到，他们即使达到了这个目的，断送和毁掉的也只是中共，而毛泽东却非但不会被“毁掉”，反而会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样永存于世。因为毛及毛思想自从她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植根于中国的大地和亿万劳动人民之中。毛泽东在世时，将他创建的国家和军队乃至每一个行业和部门都赋予了人民的名义，毛逝世后，他的某些后继者也许可以对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影响进行“祛鬽”和“无害化”处理，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要毛泽东终其一生反抗的那种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现象死灰复燃，继续存在，人民就不可能忘记他，将会高举着他的旗帜，“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人民不死，则毛泽东不死；毛泽东永恒，则革命永恒。
这个道理，精英们是不懂的。他们多年来挖空心思围绕毛泽东编造的无数谎言，如同一只纸糊的灯笼，既经不住时间风雨的冲刷，也经不住历史和人心的“质证”。
曹征路就是这样一位“质证者”。
这位质证者把笔触和目光投向1924、1927、1928、1935、1945投向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富田事变、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国共和谈等一个个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节点，投向中共艰难多舛的幼年时期，通过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细节告诉人们，毛泽东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将走途无路的中共和红军从困境和危难中解救出来的，并用他的思想，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充满流寇习气的弱小队伍，打造成具有先进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民军队，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这其中的过程真可谓千回百转、备尝艰辛。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在遭受党内无数教条主义者、投机主义者的残酷迫害和打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毛与自己的“同志”如博古、王明、张国焘等进行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付出的心血，有时候甚至超过了与外部敌人作战付出的心血。毛之所以能够最后胜出，并非他具有什么超群的党内斗争经验，更不是高华之类的“阴谋史学派”编造的所谓“党争”“权斗”，而是因为从一开始，毛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扎根在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正如曹征路所说，“在共产党的众多领袖人物中，胸怀远大、思想先进、抱负宏伟、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分子比比皆是，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绝非偶然。在他身上，凝聚了几千年中国农民被压迫被愚弄的痛苦和反抗智慧，一旦与马列主义相结合，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代表了历史进步最本质最前瞻的要求。”（《毛泽东的现代性代表了历史进步最本质最前瞻的要求》）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谁站在时代前列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这篇文章中，曹征路记载了一段历史史实——
1937年10月艾思奇到延安亲眼目睹了人们谈论哲学的盛况，十分惊奇。他从毛泽东论证表达问题的方式和用语上，看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风格，这种观点鲜明、言简意赅、信息丰富，写法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善于运用中国的民间俚语、风俗、典故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经验，生动地形象地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刻哲思，看到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1943年艾思奇撰文说：“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相对于官方的概括，“人民的革命哲学”，才是艾思奇对我们今天熟知的“毛泽东思想”最精准的把握。
著名法学家冯象曾经说，工人的罢工权虽然早已在法律上被取消，但工人罢工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法律，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赋予的。与此相同，只要毛泽东像仍然高悬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切反抗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行动就是天然正当的，无须法律认可，无须各种精英同意，因为这是毛泽东与人民的约定，也是1949年革命的精神，是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的理由——这是新中国最高的宪法原则。
如果要问什么是新中国的“道统”，毛泽东与人民的这一约定，就是最大的“道统”，也是中共和中国革命真正的“初心”。
十多年前，我在武汉接受一位德国汉学家采访时，曾经这样回答他关于“毛”的提问：“对一部分精英而言，毛泽东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而对广大中下层民众来说，毛则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在《重访革命史》中，曹征路有更加深入精彩的阐释：“人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词汇一个概念，而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想，是他看世界想问题的立足点。纵观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人民观念是贯穿始终的，无论是重大历史关头，还是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他一贯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人民观念具有核心地位，是他改造中国造福人类的动力源，也是他个人生活里最动人最富魅力的喜怒哀乐。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里，人民已经升华了，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劳动花园。”又如：“人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也有一个提出和演进深化的历史过程，由‘国民’、‘民众’、‘群众’、到‘人民’，成为一个有特定政治和阶级内涵的观念。”所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把中国革命的进程看作人的觉醒过程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价值。”
这些叙说与告白，既具有清晰的辩证逻辑，又充满了丰沛的哲思与诗情，也是这部著作中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华彩段落。
三
《重访革命史》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曹征路也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者”（尽管他拥有教授职称）。作为一名作家，他当然不屑于同早已变得臭哄哄的所谓学术界扯上任何关系——多年来，那些主流知识精英们给中国革命泼洒的无数罪名和污水，哪一条不是以学术的名义呢？在“学术”和“学者”被体制内外各种政经利益赎买、裹挟，整个知识群体深陷于犬儒主义难以自拔的世代，这反而为他的言说赢得了真正的自由——揭示历史真相、守护真理和良知的自由。因此，曹征路才得以在这部著作摆脱“学术体制”乃至文体的羁绊，以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和地质勘探工作者的坚韧和耐心、细致，一次一次返回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扑朔迷离的现场，通过对一块块被遮蔽、隐匿的历史的碎砖片瓦、备受争议和曲解的悬案公案重新翻检和矫正，将革命进程中的污泥浊水和崇高壮美一并呈现出来，让一个个当代谎言在理性和理想的阳光照射下不攻自破。比如对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蓄意歪读的驳斥和揭露，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全过程中对文艺工作者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变为工农和人民立场的良苦用心和真挚期待，都在在体现出曹征路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和历史真知。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通过抽象的思辨和理论推演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而是通过对许许多多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的擦拭、抚摸和凝视，从情感和理性上给人以触动、启迪。比如，他在《因为，人民万岁》一文中这样描写毛泽东：“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装腔作势，居高临下。他爱吃辣椒、红烧肉，爱穿便装、粗布鞋，衣裤破了补了再穿，被子破了补了再用，茶喝完了吃掉茶叶渣子，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权当拐杖。工作上，他反对官僚文化，反对讲排场、搞形式，更反感戒备森严、隔绝群众。看到戏台上的苦难他会动情，尝一口农民无法下咽的窝窝头他会难过，听到有人饿死的事情他会落泪。他尊重周围普通人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冷暖温饱。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甚至每一个喜怒哀乐的表情，都在传递着这种情感。这种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平民气息，曾经被许多人解读为‘老土’，其实这正是他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恶习，把自己彻底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写照。”而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谁站在时代前列不是一目了然吗》中，他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蒋介石重形式，喜欢摆谱，蹬马靴披大氅，端着肩憋着气，时而威严时而亲和，举手投足都透着领袖派头。毛泽东重内容，相比之下就土得多，老棉袄肥棉裤，膝盖上还打着补丁，喜欢无拘无束，唯一与现代人物匹配的物件就是胸前还插着一支钢笔。这两种形象代表着1937年的南京与延安两地的不同审美趣味，一边是精英的一边是平民的。”
类似的生动鲜活的细节，在《重访革命史》中俯拾即是。这是令许多读者所熟悉的作家曹征路的风格。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语境中，曹征路无疑是一个“异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可以忽略的，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无法忽略，才显得极其重要。正如自愿将自己“放逐”于体制外的张承志那样。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学及其体制也许能够通过其掌控的媒体、评奖等一系列话语生产线和利益分配部落装作“忽略”他们，但愈是这样做，愈是以另一种形式凸显了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面临的绝不仅仅是掌握各种话语和现实权力者的垂青或收编，还将接受时间和历史的裁决。
多年前，我在撰写《走近陈映真》一文时，曾引用过陈映真先生评论曹征路小说《那儿》的一段话：
《那儿》后的激动中，也有“这样得作品终究出现了”的感觉，觉得事有必至，理所当然。一九九○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四九年以后推动的生产方式，自然也改变了社会的下层建筑，而社会上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隔着遥远的海峡，我虽然关心这些变化，却无力掌握具体的资料，仅仅朦胧地知道有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告别革命”论和承认革命的合理性的争论；反对重返五、六○年代极“左”文学和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再认识，重新评论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连的争论。《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那儿》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沈思问题的解答。究其原因，曹征路恐怕是最后一代怀抱过模糊的理想主义下厂下乡劳动过的一代。这一代人要打倒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太少而不是太多的社会中从来未真正见识过资本的贪婪和残酷。而九○年代初以后的巨大社会变化，既催促一批作家随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写作，也促使像曹征路这样的作家开始反思资本逻辑……
同曹征路、张承志等人一样,陈映真也属于“左翼知识分子”行列，右翼精英及其拥囤们则干脆诬为“极左”或“文革余孽”，多年来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谩骂和“围剿”。在大陆文化语境中,“左派”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最容易引火烧身甚至遭来横祸的“头衔”。连许多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学者和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在右派们几乎一统天下的所谓知识界，作为一个群体的“左派”是否存在似乎也成了疑问，抑或即便存在，也只能在右派们的权势下畏畏缩缩、仰人鼻息，对某些人而言，别说与右派们展开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斗争”，就连公开宣示左翼的基本立场，也成了一种稀缺的勇气。设若自己的“同志”遭到右派围攻面临困境时，他们非但不会施以援手（哪怕是几句精神上的安慰），反而会迫不及待地与之划清界线，有的甚至落井下石，暴露出一副彻头彻尾的“伪士”嘴脸。
这种虚与委蛇和投机式的所谓“左派”，在革命年代也曾屡见不鲜，其中自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的利益考量，也与当下中国乃至全球左翼阵营弥漫着的严重失败主义情绪有关，正如一位民间左翼人士调侃的那样，“某些栖身体制的学院左派，之所以在一些场合愿意以‘左翼’示人，并非他们认同左翼这个词代表的立场和理想，而是因为右派阵营已经人满为患，容不下他们立足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以此文向曹征路先生表达一份敬意，并以作为他的同道和同志为荣。
我认为，《重访革命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部著作本身。如同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和《民主课》等小说那样，她的写作和发表（目前还只是在网络上），都是历史征候与时代征候双重挤压的产物，毫无疑问也会遭致那些仇视革命的右派和假装左派的“赵家人”的贬损和攻击（有时是以漠视的方式）。她或许将作为一份由良知和勇气混搭的“证词”，被雪藏在时间的深处，但如同曹征路为之辩护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她不可能长久被遗忘，迟早有一天会被人们发掘，被追认，被褒扬。
那时候，我们或许才可以像青年马克思那样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2018年4月21-23日，武昌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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