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的艰辛出版经历
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向海内外读者真实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未来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书，就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它的出版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
《西行漫记》书影
1936年6月，斯诺先生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大力帮助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及延安的群众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他在延安的采访记录整理成集，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此书的原名是《Redstar in China》，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发行后，一时轰动了世界。8个星期5次重印，售出10余万册，引起广泛国际反响。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白求恩、柯棣华就是受这部著作感动、鼓舞，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
1937年11月，斯诺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著名出版家胡愈之。胡愈之当时是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读完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揭穿国民党对解放区造谣污蔑，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书籍，应马上着手翻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刘少文刚从延安归来，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审定，准确可靠。于是出版图书的重任就落到了胡愈之肩上。
当时国民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出版物必须经“新闻总署”审批，但这样的“赤书”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后来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名义出版。当时“淞沪会战”刚结束，国民爱国热情高涨，许多民间文化团体都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宣传抗战。
不久，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经胡愈之、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聘请，《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等12人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大家得知译书的重大意义，都跃跃欲试地索要样书，怎奈样书只有一本，胡愈之只好把12章、30多万字的书拆开，每人分一章。
这样各自拿回翻译，就发生了许多难料的险象、意外。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家中遭特务搜查，未译的书稿被翻出。好在书页没头没尾，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才蒙混过去。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午夜贼人入室撬开，连同钱财一起掠走。没了原稿，他一筹莫展，后来几经波折，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才救了燃眉之急。
20几天后，译稿陆续交齐，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原来， “各自为战”式的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许多回忆、倒叙的情节接续不上、自相矛盾。另外，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只好音译。如“林伯渠”、“杨家岭”，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羊夹铃”、“洋伽灵”等。译稿谬误百出，胡愈之放下手头的事情，把自己关在一个亲属家阁楼里，用了13个日夜修改、校正错译和笔误。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的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 3、4个小时，13天瘦了5斤多。”
1936 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在陕北合影
书稿校完，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维持原貌，依然用《红星照耀中国》，有人提出：“红星”马上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红军”，为避免麻烦应改名。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决定用名《西行漫记》，因当时党中央在大西北，“西”也可以暗喻延安、共产党。
书稿敲定，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资金。经预算，印刷2000册需2500元，当时上海民不聊生，工商业经营惨淡，极难找到富豪资助出版。这时，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放区，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他得知《西行漫记》出版遇到困难，就自告奋勇去找自己的远房叔叔：上海帮会大亨、时任“上海各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爱国热情正高，听说侄儿要出版抗日书籍，很爽快地拿出了1000元。
得到千元资助，胡愈之却高兴不起来，还有一大半费用没着落。杜元启又出主意：《读书》杂志麾下有个“读友会”，会员2000多名，不妨将《西行漫记》打折预售，交钱就发一张代金券，出版后凭券领书。这办法果然奏效，没几天就筹到1500元。
资金齐备，胡愈之满心喜悦地联系印刷，问题又来了。因为淞沪战争大多印刷厂已迁往内地，如去上海之外印刷，书在运输中被查出来，凶多吉少。后来多方打听，总算找到一家没搬走的印刷厂，但已停业，工人也全都辞退。在“上海工人救国会”帮助下，找到了10多位印刷工人，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20多天，2000册《西行漫记》终于付印并运到“复社”。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坎坷出版的新书，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这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为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
果然不出所料，《西行漫记》1938年2月面世，到11月已经4次重印，售出2万余册，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西行漫记》 不但使民众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从延安、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冒险跋涉，奔向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实现救国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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