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读懂社会主义在苏联暂时失败的原因

列宁曾说过，纪念的最好方式是关注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和未来的共产党人都应当首先认识到党和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所犯过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阻碍了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并让我们退回了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被击败的原因，由个人和政党提出的观点都很多。当然，我们这里只对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观点进行讨论。社会主义的敌人则声称，将乌托邦性质的社会主义看作人类发展的道路，已经被十月革命的实践和苏联的经验证明为失败的。

有人将党和政府中某些特定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看作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理论非常流行。这些特定的个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和他们在党中央和政府里的许多其他同事。关于西方阴谋的怀疑也十分流行。有人把虚构的《杜勒斯计划》当作证据，提出西方招募苏联高官作为其特殊代理人的理论。他们说，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被用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这些钱不是白费的。这些理论中描述的一些事件也确实发生过。然而，我们应该强调，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在苏联暂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国内的错误、党的高层领导的修正主义和背叛。

列宁说过，“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 他还进一步说，“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

1991年，苏维埃政权和苏联共产党被打败了，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却对这场反革命政变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试着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会说：因为政权不再是苏维埃政权了，而党也不再是共产党了。

我们自己的错误

第1节理论错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基础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坚持列宁的主要观点：“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相应地，列宁认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以其他形式继续地进行着，特别是它在阶级和党的内部继续地进行着。

我们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到什么时候呢？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列宁回答了这一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 俄国共产党在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道：“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制度”。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于整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回忆起这样的事实是有趣的：在起草俄共（布）的第二个党纲（1918年）时，列宁考虑到了可能发生的从苏维埃形式的退却，作为敌人全面进攻的影响下的退却的一部分。然而列宁从来都不认为，这种退却是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或工人的民主向前发展的一步。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中，列宁写道：“对我们纲领的政治部分的修改，应该尽量确切而详细地阐明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从巴黎公社起开始获得的国际工人革命成果的继续。纲领应该指出，如果斗争的进程在一段时间内把我们抛回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革命所超越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也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党都将为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因为它就民主制来说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推翻剥削者的压迫和镇压他们的反抗的形式。”

这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然而，苏联共产党人的主要错误中的第一个，就是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

在斯大林逝世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掌握了党内大权。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开始了“最初的攻击”。

为了诋毁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开始了诽谤。他们提议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观点。然而，列宁为俄共（布）制定的党纲仍然有效，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之流开始为新的进攻做准备。他们想从党纲中删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关于苏共党纲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宣称阶级斗争只存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该报告中，社会主义不是被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单独的结构。无阶级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消灭阶级制度。他们用仅仅只是建设无阶级社会的任务代替了这一目标。从而，他们公开宣布了完全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他们宣称：“基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目标，苏联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提议下，把自己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国家，它不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专政……有必要终止无产阶级专政了。” 党也被宣布为全体人民的党，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党。这些与列宁对党的定义截然相反：党是阶级的先锋队。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党代会通过了修正主义的、根本上反马克思反列宁的党纲。这一党纲规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国内的发展，有必要让它在苏联消失。在当前阶段，我们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国家……党认为，在国家消亡之前，有必要让专政消失。”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这样看待可能更加正确：几百万党员中大多数人的理论水平的确非常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党纲和理论问题应该交给党的领导层来解决。当领导层号召发展据说是无阶级的、全民的民主时，他们很容易地响应了号召。他们这样信任领导层，是因为他们被战胜纳粹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他们真的相信，剥削阶级在苏联已经被彻底地镇压了，再也不会起死回生了。他们想当然地把苏维埃人看作是没有对抗阶级的整体，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和最终的胜利。普通的共产党员们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尽管在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中无疑是出现了修正主义和赤裸裸的变节。为了让这一立场更加清晰，我们来看看列宁的著作。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基本的著作中强调了任何国家的阶级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新的国家机器能够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以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详细描述了需要依据的一系列条件，以防止国家从工人阶级的工具变成支配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一笔记中，列宁绝对清晰和明确地指出了，只有当阶级完全消亡时，国家才会消亡；只要阶级还存在，作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就会存在。他引用并进一步阐明了恩格斯的观点：“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 让我们重复一遍列宁强调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论国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1919年7月11日）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则一直强调自身的阶级性。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了歧途，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欺骗了党和人民。接着他们又篡改了生产和社会运动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应该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完全福利和全面发展的运动的历史本质和社会进步。

在布尔什维克的几个党纲中，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规律都有过描述。对此进行回顾是有意思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准备的党纲草案中，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被定义为：“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各个成员的需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反对这一定义，他说：“不确切。资本主义也能“做到”这种“满足”，不过不是满足社会的全体成员，并且满足的程度也不相同。” 由于列宁的坚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写道：“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在党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时候，党纲中一直写着上面这个科学的、实际的共产主义生产的目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纲领。在这个修正主义的党纲中，这一目标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福利或他们的全面发展。“满足需要”本身并不能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也不能摧毁阶级制度。第三个党纲中写道，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为了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达到最高水平的全民经济的计划组织，保证了对物质财富和劳动力资源的最有效和合理的利用。” 社会劳动成员的发展，原本是共产主义生产的目标。然而，他们却被当作需要加以有效利用的“劳动力资源”，来满足不是所有人的、而只是社会一部分人的需要。后来，这一部分人变成了“寡头”。从生产的目标中删除“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是在掩盖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事实。修正主义的第三个党纲中写道：“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目标乍一看很美好，但这是一个深重的错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为社会主义确定了目标，那就是消灭阶级制度。当然，消灭阶级制度也意味着“满足需要”，但不是满足修正主义的那种“需要”。它意味着首先满足这种需要：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完全的福利、自由全面的发展和消灭一切不平等。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目标，使得国家的阶级性质发生了改变。国家不再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行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曾是社会的利益。应当指出的是，1961年秋季，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修正主义的党纲；而在之后的1962年6月，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Novocherkassk of Rostov Region）发生了工人反对物价上涨、工资下降和官员粗暴行为的抗议，这时政府调动军队镇压了抗议工人。因此我们可以说，抗议工人中的数十名遇难者，证明了赫鲁晓夫领导下的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本质。国家财产逐渐变得不再是社会财产。到了80年代末，国家财产从根本上变成了私人财产的特殊形式，它们的实际控制者即党政高层领导变成了它们的所有者。用这种方法，党和政府的当权派从根本上获得了把持社会财产的权利，从而为少数人对社会财产的瓜分、侵吞和私有化创造了条件。这些都在“全民”国家的法律框架下得到了法律认可。

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生产目标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共产主义少数派的抵抗，亲私有制观点仍然不可避免地盛行了起来，最终导致了党、政府和国家的毁灭。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切不仅是苏共叛徒领导人的错误，党员们对此也负有责任：他们不是去学习和理解马列主义，而只是学习只言片语和口号，盲目地听从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指令。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力量没能战胜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不仅是原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共产党人的教训，而且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教训。

第2节经济错误：社会生产中的商品因素和滑向资本主义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由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最终目标决定的。就是说，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需要做些什么？从共产党人的错误、苏联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在经济领域需要进行怎样的建设，原因又是什么？

这一问题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我们不讨论“瑞典社会主义”的公开支持者的观点，也不讨论其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观点。我们只讨论那些仍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观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种“市场社会主义”通常还带着“中国特色”的标签。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那些自称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人们的观点。他们把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非商品性质的共产党人看作是疯子。他们说，看看吧，现在到处都是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市场经济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市场，这是事实。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确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到底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商品将会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

在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党纲中，是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的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资本主义首先意味着商品生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党纲草案评论道：“这也是不怎么恰当的。当然，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无论从逻辑上或者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于资本主义的。”

列宁在这里阐明了，资本主义本身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他还在其他很多著作中指出了，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地生产出资本主义。

然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看到钱和一系列的所谓商品-金融关系，尽管这些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是没有的。使用和商品有关的名词，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在本质上也是商品生产？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使用的钞票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它们是描述生产量、产品所需要的和被花费的劳动量的间接标志，是为计算和计划而设置的东西。它们的作用是控制和计算直接社会劳动、产量和分配，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1928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个纲领写道：“与市场相联系的关系、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表面形式和方法（价值计算、用钱支付工资、买和卖、信用、银行等），是社会主义接管社会的杠杆，这些杠杆逐渐地为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即社会主义的生产部门服务。”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常常提到新经济政策，并强调说，列宁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做了重新考虑，说新经济政策是严肃和长期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经济政策被设想为一种向商品生产自由的暂时退却，首先是用来调节国有部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列宁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势之间的斗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的组织起来的趋势和农民的商品无政府趋势之间隐蔽的或比较公开的斗争。”对此，列宁批注说：“应该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 列宁赞同了布哈林接下来的分析：“在城市，为经济形式而进行的主要斗争[在夺取政权以后。——俄文版编者注]正在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在乡村，如果是就战胜大资本主义来说，那么这一斗争正在结束。但同时这一斗争——通过其他形式——正在复活，其表现为如下两者之间的斗争：一是体现着社会化劳动的无产阶级要实行国家计划，一是体现着分散的私有制和市场自发势力的农民要保持商品的无政府状态，进行猖獗的投机活动。”列宁还支持了布哈林接下来的论述：“既然简单商品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那么上述两种趋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继续。”列宁写道：“对，而且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我们要提到的是，列宁从来都不认为生产的商品化应该被立即废除。他总是强调说，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中，我们要克服商品化，摆脱和废除商品。

市场的支持者们常常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转折点。他们认为列宁改变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此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商品生产，认为回到市场并不是暂时的妥协，而是目标和前景。最诡异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发明出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套方法论。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政治。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号召过“社会主义生产中不同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因素的容许是自己的一种退却。我们再次强调，在通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过渡中，出现了克服商品因素的最有力杠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大工业、全俄电气化计划。从而，随着作为商品（本质上为非商品做准备）的产品的产量增加，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社会性加强了，将来克服商品化的条件也具备了。

斯大林在实践中继续了列宁的趋势：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克服生产中的商品化作为目的，并将生产变成直接社会性的。我们可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中找到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斯大林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描述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描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在这里斯大林清晰地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最优先的只能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同时，斯大林不仅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而且对客观现实进行了分析。斯大林还分析了无产阶级国家为防止经济上资本主义因素死灰复燃而提供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化是作为直接社会性质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这是需要加以克服的痕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直接社会性的加强和对商品化的克服。不管是在革命前，还是不得不实行退却或者妥协时，共产党人的目标都应保持不变，那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进步的保障是：国家把生产组织起来，使之具有直接社会性。计划和集中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直接社会生产的条件下，这一成就才能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

1961年，赫鲁晓夫当局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965年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中负面力量逐渐积累的开始。支持私人所有制的趋势加强了，从而对人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一改革意味着，企业应当以卢布计算它们的产量和利润，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结果：自私自利、赤字和通货膨胀都增长了。生产企业感兴趣的只是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价格。城市和乡村之间交换的不平等加剧了；在个人消费品中间，奢侈品和对社会有害的产品急剧地增加了。在影子经济盛行的条件下，党政高层在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虚伪词句下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改革。

彻底改变社会秩序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苏联的经济是直接社会性的，这遭到了资本主义现代辩护士的反对。相比于所谓的现代生活，苏联人民一半以上的消费品（以现代价格计算），是由特殊的社会消费基金提供的。另外，人民最重要的一系列需求，几乎是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来满足的。那时有近乎免费的住房，尽管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冷热水、电力、面包、医疗保健、教育、公共交通等许多其他东西，也是免费的或者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

不幸的是，那个仍然自称共产党的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事业。在（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通过了删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理的新党纲；在（1990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又通过了向市场也就是资本主义过渡的方案。

人们不应当相信一些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杜撰出来的故事。他们说，苏共党内的共产党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却没有经历任何一场战斗，还说他们没有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在市场之外别无选择”等口号，在党内和经济专家中间都遭到了严肃的抵制。在80年代末，一系列旨在抵抗资本主义、保卫劳动人民的公共倡议被建立了起来。劳动人民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of Working People）和“统一-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协会（Unity—for Leninism and communist ideals）就是这样的例子。来自科学共产主义学会（ScientificCommunism Society）的科学家们也加强了自己的活动。在苏共党内，则出现了共产主义倡议运动（Movement of Communist Initiative）、布尔什维主义纲领派（Bolshevist Platform）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Marxist Platform）。许多积极分子都为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人的独立组织而努力。

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科学家们（N. Hessin, E. Ilienkov, R. Kosolapov, A. Eremin,V. Elmeev, A.Kashchenko, N. Moiseenko, A. Pokrytan, M. Popov, V. Dolgov, A.Sergeev,D. Mutagirov, V. Ogorodnikov等）为反对市场化所做的努力。一位最好的苏维埃哲学家伊连珂夫（E.Ilienkov）写道：“那些故意糟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造成了损害……这些经济学家花费大量的努力来证明无法被证明的东西——社会主义生产整体上可以是商品经济。”他接着又说：“是的，在作为正在进化中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保留了金钱-商品关系。人们之间关系的内在形式被金钱-商品关系遮蔽了，在它们之中甚至可以找到正式的、法律基础上的表达。

因此，我们要通过分析来认识我们经济的真正轮廓，看到与之不相适应的形式——价值的形式。这种形式与社会劳动的共产主义组织无关，而是代表着共产主义的敌人和对手。”

这些经济学论战的参与者们说，戈尔巴乔夫的市场拥护者们没能赢得任何一次公开的经济理论论战。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的支持者们不得不利用他们在当局和大众媒体中的巨大优势来伪装自己。

在国际帝国主义代表（当时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撒切尔和里根并得到了他们的赏识）的影响下，党政高层关起门来做了决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决定强加于党和人民。他们宣称，科学和国际经验甚至是马列主义理论都证明了，走向市场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证明最后一点，他们大肆宣传了所谓“新经济政策的方法论”这一概念。拒绝接受亲市场主张的人被扣上了倒退、教条主义、落后分子的帽子。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们发起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战斗，向党和人民警告正在迫近的危险。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的成员谢尔盖耶夫（A.A.Sergeev）教授发言说：“在商品市场之外，还有两个市场：以股票交易所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的结合将不可避免地带给我们经典的资本主义市场，尽管它被称作是受管制的市场。这里没有出路……我们的人民禁不起这样的改革，党将会崩溃，由此不再能作为一个共产党而存在。”

共产主义倡议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左翼起草了苏共二十八大少数派的声明，表达了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在二十八大上，这一声明得到了1259名代表的支持。（译者注：这次党代会的代表总数是4683人。）它作为党的文件被记录了下来。这一声明预测说：“我们相信，必须警告这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人：向包括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整个市场制度的无理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强行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处理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与客观进程相反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并将激起社会的抗议，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这种导致人民生活严重恶化的改革中，党也不可能生存下来。

对于共产党来说，它不从这场灾难中生还，就没有人保卫运动的目标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上述科学预见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正如列宁在这本著作中所写的那样。

通过发展市场、商品化、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建设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的“美好”计划，即便是在人民信任的最爱国的政府的指导下，也只能导致戈尔巴乔夫及其拥护者的道路，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可以发明出资本主义的许多变体模型，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实践向我们表明，如果一个自称共产党的党，采取了把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撕裂开来的理论范式，认为这是一个与政治和阶级无关的抽象问题，那么它就是犯了错误，甚至是对工人阶级犯下了罪行。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正是在苏共的指导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在红旗下走向了资本主义。

再次重复列宁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如果不同市场的资产阶级病症做斗争，任何忠诚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选择的誓言，都只能是响亮的骗人话。

我们要根据列宁的教导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来检查自己的观点！

第3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错误：背离列宁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发展的原理和背离党纲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认为，即便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上升阶段，也犯过一些政治错误。1936年，世界各国争端加剧，战争迫在眉睫。与当时苏联共产党党纲规定相左的是，新宪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机构的选举脱离了劳动集体。虽然苏维埃的很多基本特征被保留了下来（例如劳动集体提名人民代表候选人，人民代表中工人和农民占较高比例，人民代表定期向群众汇报工作，委员会兼具立法和行政职能），但是，却废除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选举规则，他们是在劳动过程中组织起来的。这一代议制度逐渐脱离劳动集体，使得代表们、特别是从选区选出的高层代表，可以忽视劳动人民的意愿而几乎不用担心被罢免。劳动集体难以控制国家权力，国家政权与劳动人民相脱离，造成了劳动者在社会管理中的缺位以及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官僚化。尽管如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特征仍得以保留，共产党领导层依然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维埃依然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把从工厂的劳动集体中选出代表，变成从选区选出代表——这一抛弃苏维埃基本原则的转变，看似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实际上则是从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向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的转变。表面上平等的背后，隐藏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将平等的选举权赋予包括前剥削阶级分子在内的所有公民，并不能扩大真正的民主。

我们认为，可以为上述政策提供一些解释。上文提到，在1936年，国际形势严峻，法西斯主义蔓延，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方面，苏联有必要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澄清关于苏联独裁、反民主的诽谤；另一方面，在备战和战争的特殊时期，苏联又必须加强国家管理的中央集权。因此，上述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的形势导致的。在苏联共产党的提议和指挥下，新政策允许党组织控制政权机关的建立（还允许所谓被剥夺政治权力的人参加选举，因为在战争面前必须团结各种力量）。战争是做出这一决策的根本原因。然而战争结束后，苏联却没有决定恢复原先的基本原则。

战争结束后，背离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条文的根源不复存在，然而苏联依然没有做出回归这些基本原则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如前文所述，在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党纲。党纲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苏联的国内发展方面考虑，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再是必需的。苏联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阶级本质也随之开始改变。

1961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决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1965年苏联实行加强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改革，都自然而然地加强了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私有制趋势，导致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蜕化，导致了对劳动群众的小资产阶级侵蚀。

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领导层在行动时，反革命势力在夺取政权时，发现已经具备了合适的条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按地区进行选举以及领导干部的变质。

事情是这样发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的领导层彻底放弃了共产主义战略，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改革进程，也就是在实际上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引进“改革”这一概念的行为本身，就是忽视了列宁过去的警告：“我们不需要重建，相反，我们必须改正当前苏维埃制度和整个管理体制中的很多错误，这样才能帮助几千万人民。” 一部分人在基本理论方面一无所知，另一部分人有意识地实行反共主义，共同造成了当时的局势。

变身为苏共党内反共领导层的修正主义者，在政治多元化的口号下扩大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以苏共党内某种纲领派的面目出现）。他们最终决定违反宪法，建立议会制度，为资产阶级专政做准备。

在苏共党内反共领导层的帮助下，不受劳动群众控制的国家政权开始了反国民的政策，具体表现为物价上涨、私有化、鼓励国内和跨国资本。跨国资本还影响了苏联的对外政策。

恢复商品生产和实行资本主义，推动了苏联各共和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他们都声称对“本国”的社会化资产和市场拥有“权利”，这使得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增长了，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也由此加剧。这些现象，据说是“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而这一口号实际上不过是在掩盖对社会主义的破坏。

党内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爱国力量不仅意识到了毁灭性的后果，而且用实际行动抵制了这一进程：他们要求清除党内的所谓改革“设计师”和各级组织中的叛徒，他们建立了各种抵抗组织，例如劳动人民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of Working People）、苏共党内的共产主义倡议运动（Communist Initiative Movement）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Marxist Platform）。

面对苏共二十八大上的“改革派”，共产主义力量在《少数派声明》中向党和人民发出了警报。他们说，市场化进程将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并导致党本身垮台。然而，机会主义者支持的“改革派”仍然占据了代表大会的多数。

苏共二十八大之后，统治集团继续实行反人民的政策，苏联宪法实质上成了一纸空文。危机加剧，冲突激烈：中央政府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冲突、行政机构内部的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愈演愈烈，最终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时达到了顶点。然而，这个委员会的软弱无能的行动，基本默许了市场化进程，而且加剧了社会上的反共狂热。1991年的八月事件之后，资产阶级势力继续公开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签订了声名狼藉的条约，解散了苏联，用旧俄国的旗帜代替了红旗。纳粹走狗弗拉索夫将军也曾使用过旧俄国的这一旗帜。

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遭遇了暂时的失败。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都被解散了。在欧洲的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重新掌握了政权，并开始重建资本主义制度。

苏维埃政权最终瓦解、俄罗斯社会主义特征最终消失的标志是1993年的十月事件。在此之后，在名义上作为人民政权象征的苏维埃也彻底地消失了，政府官员开始公开称俄罗斯的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

除上述错误以外，还有其他错误。在所有这些理论、政治和经济错误中，有些是先驱们在斗争过程中犯的，是在坚持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犯的，是可能或者已经被纠正的；而另一些错误，则是领导层转入修正主义和背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对工人事业的故意背叛，这导致了苏联共产党人的失败。我们确信，这一失败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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