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国民党擅长上层建筑，共产党擅长基层组织。”传统的封建社会农村基层权力把握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士绅手中，他们把持着经济权、司法裁判权、教育权、宗教权、宗族权，为了动员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参加抗日，必须对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加以变革，这又出现了另一种矛盾——农民长期以来远离文化教育，这就需要对新的农村基层权力掌握者加以教育，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
边区成立前的农村
民国时期华北大地的乡村权力多由土豪劣绅操纵把持，他们“图私自利，流弊所至，不可胜言”。在冀中、冀东地区，土劣势力猖獗。以文安县为例，“地方行政机关，操诸封建残余，高利贷资本家和一般土劣手中”，“民众有人控告他们，他们挟其势力，要挟县长，敷衍了事，若不然便同县勾串一起，敲诈欺压，乡民如到省府，他们有的是公款，运动官府，民众冤气，绝难得伸”，“以致地方情形，窳败到无以复加，每况愈下了”。该县保卫团的“副团总把团丁视为私有势力，常藉之欺压乡民，敛财肥己”，“民众稍有拂逆，动辄率团逮捕痛殴”。此类豪绅的武装组织特别严密，县有县立民团组织，一区或几个村子有村子的私人武装组织。豪绅家庭便是民团局子，随便捕人、押人、枪毙人，“官厅完全靠他们来维持治安”。其中山西军阀阎锡山选举村长最能体现其阶级本质。
阎锡山属下的山西村制规定：村长及村副产生的条件为：年龄在30岁以上；诚实、公正、有文化；分别有资产一千圆和伍百圆。此规定其实就已将农民拒之门外了。并且阎锡山的“村制”，虽“名义上宣传是为了地方自治，而主要动机则是社会治安和征收赋税。”
士绅把持农村基层权力的结果如彭真说：“国民政府一切政令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废纸”。
农村基层组织权力的重建
1943年阜平城厢妇女给当选为正副村长带光荣花
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1）边区的发展急需干部，八路刚到边区那阵子，马夫、炊事员都被抢走，有的当了新部队的营长，有的到了地方当县区级干部。1939年8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在会议中提及：“1938年1月，在边委会本身平均一个处的干部不超过5人，有40个县政府的干部很缺乏，科长、科员数量仅有按规定的一半；区公所干部缺额1/3”。毛泽东说：“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2）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回忆，“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党动员群众通过选举的方式合法重建基层政权。
完县一区郭家庄选举
以1940年冀中七个县的村选结果为例：冀中定南、安平、深极、饶阳、博野、蠡县、清宛七县村选结果统计表。
资料来源：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由上表可知以往农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转移，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从少数人专政的政权转变成了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晋察冀边区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间，进行了普遍的村选、区选。此次村选是在反贪污的旗帜下进行的，通过清算村帐撤换了鱼肉乡民的村长，由村民大会选举了新村长。但这次村选不彻底，新选出的村长，要么“换汤不换药”，要么“抓大头”，要么只是为了应付局面，“选了一些流氓”。选举中除了暴露出参加选举的人数少，也暴露出“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想象与实际相差的太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边区农民政治、文化低的原因；也有“把封建国家的肢体片断的割下来强装在新政权的躯体上是不行的”，边区不顾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教条主义。边区一面对农村基层选举制度加以变革，一面对基层干部加以教育。
由下表可知。
资料来源：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40年边区村选人民讨论选举能为人民服务的村干部
中共选举贫民当村长并不是知识越低越好，相反文化水平低有很多的弊端，边区村政权已经打破了以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传统，文化低只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差异——穷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文化的人不再受到歧视，只要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样会得到人们的尊敬。高学历的人不参加村政权选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原地主阶级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八路或边区政权，留在村里的都是落后的知识分子。这样说明边区村政权是惠及所有人的，并为不同阶级和文化水准的人在竞争村干部上提供了合法对话的平台。
文化低的后果：1939年《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检讨报告》总结：“对于我们的政策法令指示，县长科长秘书以上的干部与区长有一般的了解，科员、助理员、办事员一般的还了解很差。村区政权一般还只是停留在接受命令执行的阶段，对政策法令指示了解的部分还很少。”（3）有一部分干部对于减租减息的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很多干部只知道“二五减租”的口号，并不了解怎样贯彻。村干部一般知道“减租25％”这么个概念，并不能领会地租最高只能达到37．5％这个限度的意义。地主因此钻了空子，许多佃农被欺骗。因为文化低造成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不能有效的执行。农民受自身文化、小农意识等影响，加入中共政权只是身体入党，思想还与“列宁党”相差甚远。
阜平峡裕选举区代表时妇女上台竞选
由于边区村干部受旧同乡村办事员工作作风的影响，“对民主抗日村政权没有明确的认识，认为当了村干部即是作了八路军的官，居在民众之上，独断专行，不听取群众意见，不会运用民主，甚至形成强迫命令打骂作风，上打下压脱离群众”。平山县边区唐家沟村长，“生活腐化，男女关系不正常，（工作）强迫命令，老百姓呼之为土皇帝，行为腐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村中事情一手包办，对上支应，对下压迫，在村领导全体干部赌钱，老百姓谁也不敢报告一声。他曾说：‘谁报告了我们，小心你们的狗腿’。”在1942年村选时被县政府撤职，群众要求从严惩办；有的搞封建式感情团伙，如行唐某区区干部间“拜把子”，互相称大哥、贤弟；官僚作风严重。如平山洪子店区曹家庄支部内部不团结，一年多不处理。米峪人口失踪案几年处理不清。行唐西彩庄支部经过4次整理，上级指示、决议发到党小组不闻不问；政治觉悟低、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井陉一区武委会主任赵树林在反“扫荡”时悲观失望，不设法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他自己跑回家，强调困难，说工作不能坚持。平山、平定等县的区工会主任、农会主任等在反“扫荡”开始即跑回家不做工作，反“扫荡”结束才回区机关，甚至平定几个干部竟然吓的跑到了北平、石家庄躲起来；还出现过很多过左的现象，比如某些干部认为斗争就是杀人，把一些地主吓得跑到北京、天津躲起来；
群众针对基层干部出现的种种问题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可我们村xx真不像共产党。”严重影响了中共在人民群众间的威信，不利于团结各阶级人民抗战，必须对基层党员干部加以教育才能解决。
干部教育初起阶段
永霸县村干部训练班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案》中就规定：“扩大干部教育，广泛地设立各种干部训练班、短期学校等，造就干部人才。”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强调“干部决定一切，不加紧培养青年干部，则抗战纵然能胜，建国亦难期成。为此特号召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用最大的决心培养大批的村区干部。”中共的干部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抗战胜利，目光是极为长远的。1938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上规定，教育处下设教育科，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各专区、县、区和村的党委和党的宣传部门，都设有教育科或国民教育科，对党的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教育、检查和督导等。
边区各群众团体联合举办的“边区群众干部训练班”开学，第一期共有学员123入；农会31名，工会22名，青救会25名，妇救会20名，牺盟会25名。（4）冀中区于1938年和1939年两年间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有数字可统计的，共训练小学教师6354人，内女教师占10％；县区级行政干部444人。内有女23人：税务干部135人；合作社干部1094人，内有女6人。（5）各县区都有计划地训练村级干部，并办理自卫队、合作社、村委员会主任等专门训练班。冀中各县基本是“普遍实行训练村干部一次”。有的村还自己组织干部学习，如唐县中远城村把全村干部组织起来，建立学委会，村长担任主任，小学教员任教员，下面分组，建立宣讲班。例如望都县到1940年秋共训练各种干部1043人。（6）五台县政府在1939年2月到1940年8月相继在耿镇、西奔石村，举办过四期师资训练班，每期2个月，共训练500余人。(7)
群众民主讨论村选举
贫农出身的干部由于长期排除在受教育之外有机会学习“要求进步的心特别迫切，肯下苦功夫，所以进步很快”。比如冬学教育两年后，晋东北这个封建残余比较浓厚的地区，绝大多数群众都脱离了过去目不识丁的状态，一般的群众通过学习“能够开路条，写简单的信，记账，特别是村级干部和区干部，⋯⋯进步更快，他们都已经能作简单的工作报告了。”
此外，还有军事课，讲游击战术、夜间战术、侦察联络、防空防毒等常识。时间长短因训练对象与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并据此增减各种课程的教学比重。教学方法，根据学以致用的原则，教学并重，教员与学员完全打成一片。教员深入到学员中，帮助启发、质疑、研究、讨论、开展自由辩论。在生活指导上，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学生自由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或俱乐部，自己管自己，但必须自觉的严格的遵守集体的军事化的生活纪律，养成吃苦耐劳、友爱互助的习惯，适应敌后战斗环境。
参加训练的绝大多数是工农青年知识分子，进步很快，毕业分配工作后，多能负责并积极地为人民服务，坚决顽强地和敌伪斗争，他们成为创造与建设根据地的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骨干力量。
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42年村干部在计算统累税
边区非常重视财经制度与经济纪律的建设，提出“一切要有数目字”。先后出台《晋察冀边区预算暂行章程》《晋察冀边区决算暂行章程》《晋察冀边区各县编制村概算及办理村决算暂行办法》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村概算的规定》等制度“无情地坚持制度”“坚决执行预决算制度，没有预决算就不发粮款鞋袜与公柴，不准任何部门例外”。“违背制度多开支一文钱都是浪费，甚至是贪污”。首先是干部带头，要求干部“养成遵守制度与经济纪律的精神”。“坚持制度必须从领导机关做起，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有认制度不认人的精神。我们大家要奖励、拥护坚持制度的人”；“要批评那些不执行制度的人和机关，有非法行为者，提出具体事实经系统反映其上级区纠正”。
严格的检查。区公所和村中各团体都有权检查账目，“概算收支款目要按月公布，分季检查，凡一切浪费不正确开支，以贪污论”。再次是鼓励发动群众关心、检查、监督村财政。“号召村民要以更大的力量监督村财政，肃清村款的浪费与某些贪污现象”。
原来村财政开支项目有支差费、优抗费、招待费、小学经费、赔偿费、开会费、村 干部旅费、放哨费、应酬费、村长津贴费、标语费、慰劳费、新战士路费、锄奸费等数十种之多，现在明确为村公所的开支（公杂旅费和报纸费等）、村教员经费、自卫队中队部的经费、支差费、临时费、村建设的费用六项；每年村开支一项达边币8000余万。（8）明确制度约束的结果是降低了村财政开支，原来平均每月每村开支动辄上千元，现降至百元左右。安平的各村开支，最多的50元，最少的20元。定南各村最多每月开支150元。平山县一位绅士说：“这一下子可好了，现在我们这村每月开支40块，以往460块也不止。”（9）另一方面，“村财政制度建立后，党的支部及村政权的组织机构和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因为他与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关心和监督之积极性日益提高，贪污浪费现象大减。”群众也积极监督村干部，说“省下来的钱也是我们自己的。”
重视宣传典型支部和个人成为基层干部的榜样
民兵英雄（左起）贾玉、赵致居、李殿冰、李三妈
《晋察冀日报》报道：“应县xx支部，当周围4个村子都已资敌，这个支部还单独坚持，敌施以威胁办法，村民曾数度动摇，但村支部以村长同志为首向群众解释：‘支了这头支不了那头’，同时注意坚壁清野工作、岗哨工作、除奸工作、坐探工作，敌来就上山，这样支部就把全村团结在自己周围，坚决进行反资敌斗争，才把阵地坚持下来”。该支部被评为边区优秀支部，发予奖状并给予奖金鼓励。
先进党员个人：张品（女），徐水县抗联副主任。从1941年大“扫荡”及冀中“五一”扫荡后，在村村有岗楼、环境险恶的六区坚持工作，曾遇到10多次生命危险，从未畏惧退缩，曾有3个月与上级断绝联系，独立坚持工作，始终如一，创造了许多克服困难，坚持阵地的范例。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下，在狂风暴雨中，深夜跳墙过沟，坚持工作；某些村干部有时表现动摇，她便耐心解释动员，使其坚定起来。具有坚强的群众观点，虽然环境残酷，她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听取群众的意见，领导群众改造村政权，村负担以及反抢粮、反抓夫等 斗争，取得极大的胜利。她从不强调“一般工作忙”而忽视妇女工作，领导许多反虐待、反包办婚姻的斗争，曾经把不少离婚、婆媳不合调解成和睦家庭。她并在工作余暇帮帮助群众的针线、捣粪⋯⋯奖给奖状一纸，奖金600元外，通报边区表扬。
反面教育
龙关县政府在群众要求下，严惩汉奸许广和
《晋察冀日报》报道：“完县二区新建村农会主任王长有在1941年8月，趁敌人对边区大扫荡之机，将他负责坚壁清野的部队被服厂的白布6匹、裤衩7条窃为己有，并多次动用存放在他家的染料和棉花。扫荡结束后，他却编造军需物资被鬼子发现抢走的假话，欺骗被服厂和上级。事情查清后，完县县政府认为，王长有身为村中重要干部，不但不起模范作用，以影响他人，反而破坏坚壁清野，贪污盗窃、中饱私囊，实属罪大恶极，经县法院审判，报边区政府批准，判处死刑。并在1942年3月11日在完县二区召开宣判大会，当众执行枪决，受到了群众称赞，也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1938年6月19日报道：“在晋察冀边区，一分区X县县长十天内即贪污200元，被群众发觉，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填具悔过书”。
到1940年“边区支部达到农村的52．1％，67．5％的行政村都有了党的工作。仅冀中区党支部就达到整个农村的43．9％，54．1％的村庄都有了党的工作”。并评选出127个模范党支部，17个人模范党分总支，5个模范党总支，861个模范党小组，4669名模范党员；查出汉奸特务、叛徒、国民党员、会道门分子等总计1400多名，其中干部380多名”。（10）
学习的效果。安平唐北村长靳彬雅、毛家庄村长毛秀峰在带反扫荡中掩护村民撤退，他们在与敌人英勇斗争，壮烈牺牲。其中徐水县长刘萍同志牺牲的极为壮烈。刘萍同志被敌人包围后，用枪打死好几个敌人，最后自杀时，枪弹已尽被俘，敌寇汉奸先则利诱，继则加以不可形容之酷刑，而刘县长从不曾吐出一个口供。他在敌伪的法庭上宣布日寇的暴行，指出抗战必胜，被俘的11天，滴水未进。他教训汉奸们说：“敌伪的粮、敌伪的水是污浊的。”最后不屈饿死，壮烈殉国，刘萍同志的壮烈的行为感动了不少伪组织人员，偷偷的为八路传递情报。像靳彬雅、毛秀峰、刘萍这样为了人民利益英勇牺牲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不完全统计边区抗战五年截止到1943年牺牲区级及以上政府干部“北岳区1384人；冀中区1325人；平北200余人；冀东827人；合计3726人，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实际的三分之二，另外还有数千村干部牺牲或被捕。”（11）这一段教育工作虽然有很多成绩，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干部教育中的问题。一是除政府部门外，其他部门不够重视在职学习，有的甚至把学习与工作对立起来，根本没有落实“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甚至在某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二是理论脱离实际，有的部门和地区没有把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习流于形式。三是组织领导和检查的不够。有的地区和部门虽然建立了学习领导机构，但没有实际负责任。四是教条主义倾向严重，不顾工作环境的实际，强行开展在职学习。如有些上级领导强迫接敌区干部带书学习，并进行检查，使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怕敌人怕带书，因带书很难在群众中隐蔽。事实上，接敌区战争频繁、敌伪骚扰、一宿三变，没有读书学习的稳定环境。所以接敌区干部在职学习的情绪普遍低落。即使每天坚持两小时集体念书，也是照书本念，念者不知所云，听者更是苦恼。形式化、公式化的开展在职学习，很少注意实际效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只注意给予纪律、党纪的处分忽略了对其教育，导致有被处分的干部投靠日寇，不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
整风教育
列宁曾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整风之后中共对于成立以来所犯过的错误，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总结并分析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在1942年2月20日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称：“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整风看出是关于党在未来中国命运的政治行动。
1942年8月，北岳区党委召开组宣工作会议，对整风工作进行安排，会议分析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政治上存在右倾”，表现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时局的认识、党的政策贯彻及党的认识”诸方面，由于“阶级立场不稳，思想方法不正确，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导致“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所以号召北岳区党员干部“必须集中火力向这些思想敌人开火”以北岳区为中心的边区整风实际上“就倒置过来，两脚朝天，头脑倒立在地，把整风重点放在了区村干部方面”和群众团体上，进行党内与党外整风并举。
山西代县“由县到村进行大检查，逐级总结清算，县级干部开始深入区村，领导区村干部进行大检查、反对主观主义作风的浪潮，全县已造成一个运动”。五台、繁峙等“县干部也纷纷下乡进行整风”。1942年8月，平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县议会。会议决定：纠正县级机关官僚主义，要求简化公文手续，县级科员以上干部要把1／3以上的时间用在区村调查和帮助区村就地解决问题上。针对区级官僚主义表现在区干部事务性工作多，又缺乏针对实际问题的计划，使其不能经常下乡而影响工作。会议要求区级干部减少事务性工作，使事务性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区干部每月要把2／3的时间放在乡村，研究一两个典型村，突破一点进而推广。会议认为“以往政策、法令不能贯彻到群众中的原因是官僚主义作怪”，“工作布置上对上级政策原盘送下去，布置多于检查，布置下去就完事大吉，自己其实对政策等也不能掌握”。因此，会议要求区级以上干部在半年内要读完边区参议会公布的14种条例，并研究各村贯彻的程度与群众反映，总结经验与教训，以促进领导水平的提高。要求会后对村政权进行检查，训练村干部，并对发现有问题的村干部当众处理，藉以扩大影响，教育群众。
但是整风还出现只整下层不整上层的问题。整风半年后43年聂荣臻汇报边区整风时说：“一般说来地委以上干部整风成绩较好，一般县以上干部有大的收获(因县委中知识分子占多数，文化、政治水平均较高)”。在战争环境下，有些地方党用的“重力还不够，组织性差”；有的“委托给宣传部管理，没有把整风问题当作经常议事日程”；“有些同志把它单纯看作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有些人只整别人不整自己”。（12）
第二阶段的整风主要针对边区县级及边区机关高级干部，整风过程中党员干部带头做自我批评，在平西区龙赤县，“县委在侯庄子召开区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赵振中做了整风动员报告，号召大家来一个‘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他带头进行了自我批评，解除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抗战爆发后很多平津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到边区参加抗战，他们身上难免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习气，整风的作用就是使得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真正的和农民打成一片。
知识分子出身的妇女干部整风检讨颇能说明她们的心路，“我们多是出身比较富裕的家庭，不懂得广大穷苦妇女的思想感情，不能亲身体会他们的痛苦，不是在她们之中来做工作，而是站在她们之外，好像我们是为你们工作，有问题你们就来吧。……因此就只想高高在上，领导一番；因此就觉得群众‘落后’，不愿接近她们，只愿接近一些青妇，或者文化水平高一些，开明一些的妇女。”
曾经中农、贫农出身的干部说：“我们脱离生产久了，忘了劳动妇女的痛苦；觉得工作人员化了，劳动妇女知识化了，就对她们摆起架子来。”劳动妇女出身的干部说：“觉得自己背上粪筐，那还像工作人员？脸上不光彩。穿衣吃饭有公家。……穿上自己做的鞋，走石头路，……才想起广大劳动妇女生活的不易。”（13）
43年北岳区灾荒，干部发放赈灾贷款，展开生产自救
干部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据唐县、阜平、盂平、定唐4个县9个村59名村干部在1944年的冬学成绩统计，一个月识字最少100多个，多的达1600多。（14）干部的教育学习在巩固区坚持与生产结合，游击区要与对敌斗争结合。43年整风会后平山县分期集中训练村干部，“第一期为实业主任，第二期为民政主任，第三期为村长，第四期为村副-副村长，第五期与第六期同时训练粮秣主任与教育主任；以上六班共训练干部X千余人。村治安员与中队部干部亦经分区进行训练，财政主任己于今年统累税推行之始提前训练。”
在冀中，村干部要学村政须知（村公所组织职权、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等）、常识（三民主义、持久战、统一战线、选举等）及抗战形势，加强干部教育与坚定抗战信心。前述59名村干部在识字过程中贯穿着政治学习的内容，有读报、学习政策法令、学写报告、做讲演，还有为群众服务的政治意识教育等内容，即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习，唐县中远城村的干部“在政治认识上初步打下了为群众服务的观点”；阜平尚庄村的村长、妇会主任和青会主任“能看群众报，向区写报告发通知”；阜平朱家营村的村长刘青海原来是一个文盲，现在“能看群众报，作村民大会讲演提纲，写报告，作记录”；盂平水关村的崔生能“帮助讲劳者政策，读群众报”。对于文化水平更高的干部，政治学习的内容更多，要学习“土地、劳资、优抗、婚姻政策法令”“学习宽大政策”“学习‘干部领导的几个问题’等；学习方式也更为丰富，要“讨论政治问题，平时上课半小时，讨论半小时，十天检查一次。党通过这样的教育来改变乡村干部的观念，树立起政治信仰，以“培植群众中有信仰的领袖，帮助他们各方面的进步和在群众中树立更高的威信。”
加强群众监督。1943年又公布了《晋察冀边区村行政干部奖惩办法》，对村干部的惩戒办法一是批评，二是警告，三是记过，四是撤职，五是撤职查办。犯法者依法治罪（撤职者居多，治罪者较少。而且，送交政府依法惩办，过些时日又安然无恙返回村中者并不鲜见。）。边区号召群众对村政权进行监督，以发动各种斗争为主。监督村政权就是爱护村政权的表现，教育群众要珍惜并利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村干部的腐败行为要勇于揭发，不能听之任之，因为这是群众自己的政权。
《关于1943年度村选的指示》中对村选提出了具体部署和安排，明确规定了选举的方法步骤。为此，边区普遍开展了工作检查制度。当选举大会召开时，首先由旧村长报告一年来的村政工作。村民有不清楚的地方或其他的意见，当场提出质问。村长做得好，人人称赞，做得不好，就得受批评，受指责。村政府负责人能否继续当选，就看这次讨论中人民对他的评论如何。一般的情况是，不称职的村干部大部分落选，一大批新干部被选出来。“冀中、北岳、冀东等地对这次村选工作都十分重视，逐级深入下去加强领导。在村选中民主气氛十分浓厚，村民对上届工作报告畅所欲言地提出批评、建议，慎重地推选出自己所信任的村干部。除敌占区村庄外，边区各地普遍于1943年春季改选完毕。”
村政事务，发扬民主，实行群众监督。凡事“开个会讨论讨论”。老百姓说：“现在的村干部可与从前不同了，干部真是给老百姓当长工，当一段还对老百姓报告，检查毛病，还坦白反省，让大家发表意见，这回可真实行了民主。”发动群众揭发不合格党员，如边区某村支部党员赵平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区干部，被群众移送区公安局。
龙关县民主政府警告特务不许与人民为敌，否则严惩
清理不合格的党员、干部。43年北岳区《八个月来巩固党的工作检查总结报告》仅三分区在整理支部时就清洗了151名村干部，提拔128名贫、雇农成份的党员担任支委。号召坦白。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比如：龙华县X村李泉在坦白运动时，向政府坦白被公安局放回，然而支部党员对其仇恨万分，许多党员计划用斧头将其砍死，且商量好砍死他的人的家属由大家赡养。因此，李泉回村后发现“风不顺”，又跑回了公安局。这使得该村昔日受祸害的党员情绪更加高涨。
县区级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帮助教育基层干部，推动农村基层支部建设。望(都)定(县)的赵汉同志对该县的基本区不仅了解到村，而且到户与具体的人；曲阳王延春同志80％以上的支部都亲自到过，并做过一番研究；涞源梁正中同志对下边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其他政民干部中的这种范例也不少。冀中区下属某村妇救会主任工作认真、积极、任劳任怨，她的婆婆封建思想作怪，不愿让自己的儿媳妇抛头露面，故意刁难。区干部对她的婆婆说服教育，她婆婆不听还反对儿媳妇出来工作，弄得儿子两头为难。区干部做事风格简单粗暴，给婆婆带上白帽子游街。县长知道后带区干部到妇救会主任家给婆婆赔礼道歉，并说：“你儿媳妇现在是吃公粮的了，你家门楣三尺光呢！”婆婆脸色变了，不再反对儿媳妇出去工作了；群众见到妇救会干部的丈夫说：“张主任家的……”丈夫笑着答应。因地制宜的做工作，达到家庭、工作全兼顾。
边区城乡都有阅报处，宣传教育抗战形势，传播科学知识
利用报纸、黑板报、高房广播进行宣传教育。整风之后，明确报纸为工农兵服务的通俗化方针，提出“大家看报，大家办报”的口号。武安石洞农会主席段永河，按期看报，照着报纸上说的办事，互助组就搞起来了，丰收的时候，他总结：“照着报纸办就对，我们互助组去年可沾了大光。”
鼓励基层干部投稿，或自主编辑本村黑板报，自己教育自己。行唐县芦家庄村长刘福聚还兼任村黑板报编委会主任，他识字少——几十个字，但他说：“我和校里的教员是好伙计，我知道的事多，他认识的字多。”以往黑板报都是摘录报纸上的内容没人看。44年秋大生产运动后大家都红光满面、有吃有穿，只有村里的懒汉刘法子依然披着一个破棉袄。村里的黑板报以《懒汉刘法子》为题，“法子法子你再懒，到了秋天干瞪眼，积极生产打满囤，你的打了不大点，要在好吃不干活，叫你饿着每人管。”很快全村轰动大家都看黑板报。后来刘法子有了转变又积极给予表扬，对于全村的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转载群众报上《爬子草如何染黑布》；闹鸡瘟的时候刊登《治鸡病的方法》。高房广播与黑板报的作用相似，山区站在高处用大喇叭（用人喊）广播宣传党的政策、先进事迹、科学知识、快速传递鬼子来扫荡的消息等等。同时还办技术训练班，比如如何制作地雷、挖地道等等。
坚持不懈的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使基层党支部真正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在张家口的蔚县，因为粮食紧缺，干部和群众一样挨饿。“野菜长起来了，干部们到五里外的地方挖野菜充饥，而把近处的野菜留给群众。”基层干部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43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杨耕田（右）参议员和士绅参议员交谈
边区政务主任宋劭文同志在会上说边区政府的干部：改变了“旧政府时代政府人员的‘雇佣’思想，干部一般都自觉认识到参加政府工作是抗日救国的一种工作，是自动自愿的，绝不是被政府用几斤小米块钱买来的”。工作作风明显好转，“有真正廉洁的作风”，“有吃苦耐劳，勇敢战斗，不避艰险的作风”；“有的是吃窝头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的衣服到敌区工作的吃苦耐劳的作风”；他们真正“懂得为民族负责，为国家负责，为民众负责，而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花在工作里边”，“建立了一种勇敢、坚定、稳健、活泼、吃苦耐劳，负责任，守纪律的优良作风”。能“倾听下级倾听群众意见，不像旧政府时代自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可以批评上级，互相批评，互相学习”；能带动群众完成工作，而且发挥模范作用，付出更多、牺牲也更大。据北岳区统计，党员比非党员牺牲百分比高32％。
“政府已经不是衙门，政府人员已经不是官。政府已经成为为一切抗日人民服务的办事所，从村公所到边委会，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求他解决问题，出入方便；从村长副到边委会的委员，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找到他们谈话，他们没有不听的。”
大反攻农民运军粮，积极支前。
无论征收公粮、带领群众致富、救灾、动员群众参军、打鬼子、防病等等都必须依靠广大的边区基层干部去做工作（拙作《同一时空不同的1942——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救灾侧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改造懒汉、懒婆始末》、《庄稼汉武装起来千百万——晋察冀民兵小记》对基层干部的作用都有所叙述，不多说了。）。中共实行“三三制”很多地主、商人在内的非党人士，纷纷加入村政权工作，但是村长始终牢牢掌握在贫农出身的党员手中。周恩来在国共谈判破裂后，有民主人士对他说，希望中共屈从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从土里钻出来的，还怕压力吗？”决定物体是否稳定不在于其几何中心，而在于其物理中心，正是中共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才能牢牢的掌握政权，才赢得了未来的中国。用伟大的教员毛泽东在整风期间的话做结尾，“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本文资料选用：（1）《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63-64页。（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21页。（3）《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检讨总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三册(大事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出版47页。（5）（6）《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方针政策分册(上)王谦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出版347页、242页。（7）《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回忆录分册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出版99页。（8）《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魏宏运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652-653页。（9）（11）《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篇魏宏运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691-533页、495页。（1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编辑改革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9页、第230页。（12）聂荣臻：《关于整风问题向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报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817—818页。（13）《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学会 1985年版420页。（14）《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出版205-206页未见标注的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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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蒙。责任编辑：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