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晚，北航官微就陈小武性骚扰事件发布处理通报，查明陈的确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并决定撤销其行政职务与教师资格。
罗茜茜事件得到了一个结果，校友和网友的点赞便是肯定。但在司法介入和反性骚扰机制等方面，还有着“未完待续”。
陈小武劣迹的标签是“高校性骚扰”，我们的反思，也就与高校性骚扰的特殊性质和基本特征有关。
高校性骚扰属于性骚扰。对性骚扰的通常界定是，“违背他人意愿，以肢体行为、语言、文字、音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实施的与性有关的侵权行为”，“性骚扰是你不欢迎的、也不受你控制的……重点是被骚扰者的感受”。
性骚扰的发生并非罕见。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的高校性骚扰报告显示，在6531名受访者中，69.3%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生比例为75%，近一成施害者来自学校上级，校内公共场所的发生率超过四成。
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女性和男性都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女性比例更高），为什么在男性统治的秩序中，男性也会被性骚扰呢？什么样的现实，使女性和男性都无法避免被侵犯呢？
性骚扰是对“性”的骚扰。它呈现为一方为满足性欲，将对方的生理性身体物化和异化，同时以社会性别来为这种骚扰背书。社会性别的基础在于两性气质。女性气质期待女性顺从与被动，被骚扰了就成为荡妇羞辱的牺牲品；而实施骚扰的男性将骚扰理解为对象征征服的男子气概的表达，被骚扰的男性则因与霸权型男性气质不符而被边缘。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性别权力，其根本不在于女性对男性的服从，而是一种被认为好的、高级的性别气质对其下位者的支配，这恰是男性统治的核心。性骚扰就是性别权力的结果和媒介。
性骚扰是对性的“骚扰”。但由于其情境性和私密性，因而对骚扰的主观界定具有了弹性。这也阻碍着我们对性骚扰中的权力关系的敏感和反思。
所以说，性骚扰不是机缘巧合的“你倒霉”和“别人就不”。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共谋，“制造”出了性骚扰的发生和沉默。
另一方面，发生在高校的性骚扰，依赖于高校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一，高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封闭”导致了潜在受害者的集聚，“相对”意味着流动和陌生，这两点为同学之间和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性骚扰创设了便利。其二，高校的社会空间为性骚扰的发生与持续发生提供了动力。李思磐指出，组织环境中学术权力过于集中、师生关系缺乏制度制约、学术机构中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文化氛围，构成了高校性骚扰作恶横行的共犯结构。
于是，当谈论性骚扰时，我们看到了性和性别；当谈论高校时，又看到了权力或师德。强调的重点似乎成了跷跷板，一个上去另一个就低一点。反高校性骚扰的意义，就仅限于高校防治措施的建立么——而且这一步还并未达成。
并不尽然。
其一，性骚扰是权力的显示。如麦金农所言，性骚扰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强加于人的性要求”。当我们不仅仅关注科层体系中的权力，而把权力看作对个人之间不对等地位的表达，是一方施加其意志而干预对方的侵犯行为，那么性骚扰就是积极生产权力关系的过程。
这里的权力包括通过性别操演或性别劳动而实现的性别权力，也包括在职级中、交换中、互动中等所形成的控制关系。
其二，高校性骚扰的频发使性骚扰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突出。性骚扰依据发生场景、对象和标准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但至少可以说，防治机制的不到位和性别主义的文化氛围，会在结构层面促进性骚扰的悄然肆虐。
例如在高校的学术性骚扰中，双方不仅具有生理性征，上下级资源禀赋的差异赋予他们不同的权力地位，也便利了性骚扰的发生。
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反性骚扰侵害了人的性自由和性权利。第一，难道性自由是加害者的专有么？不尊重他人权力的权利，还具有正当性么？第二，即使所谓你情我愿，那么受害人服从的背后有没有资源不对等交换带来的不公平权力？又有没有要求顺应两性气质期待的性别权力？
也有声音说，反性骚扰反到让男性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和女性相处了，这与国外反＃MeToo的声音相似。这个“不知道”，未尝不是好事。“不知道”是因为安之若素的自然态度遭到质疑、引起困惑。相比于跳将起来，既惊又恐地阻塞其他声音，反省之前认识的合理化基础有没有不合理、这背后保障了什么又伤害了什么，不是更理性的做法么？
与其批评女权敏感，不如反思男权麻木。男权统治借助深沉的符号暴力，使既有的两性秩序成为每个人现实感和实践感的基础，被戳痛了自然不乐意，但戳痛是让习焉不察的那些不尊重、不自由、不人道——即让不好被看到，然后使“好”可欲、可求、可能、可成。与性别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侵权行为和僵化顽固的刻板文化，通过反性骚扰等的一次次撬动和反抗，最终获益的，是每一个追求自由、平等与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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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小贝。来源：社会学吧。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