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斗争中，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各种形式和方法而广泛运用的政治揭露手段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进行政治的揭露，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顺利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宣传者进行斗争。只有通过各方面的政治揭露，只有到一切阶级中去并从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去估计一切社会现象，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社会中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列宁教导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教育,必须在为争取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和阶级觉悟的增长,使工人阶级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积极战士。任何别的方法都会使工人阶级陷于资产阶级的附属品的地步。而无产阶级本身意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就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胜利。只有通过政治的揭露，才能实现列宁的这些思想。

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使工人学会反对一切专横暴力的事件，而且要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来反对，不论这种专横暴力是与哪个居民阶层有关。

列宁写道：“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迫切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变来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估计所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阶级意识的。”

为了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地发展，无产阶级就应当学会批判地对待各阶级的一切社会纲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也就在于，帮助无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和估计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以便使工人阶级的任何一点力量都不致于被诱入歧途而不去解决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根本任务。只有通过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进行日常的、各方面的政治揭露，才能做到这一点。

列宁着重指出，政治揭露对于俄国是特别重要的。在西欧，资产阶级本身由于争权夺利，由于它的各阶层和集团的冲突，就已提供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丰富材料。这种材料有些是自动地通过议会、通过自由的人民集会供给无产阶级的。“而在奴役制的俄国，——列宁写道——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积极努力供给工人阶级这种材料，即应当担当各方面的政治鼓动、反专制制度的全民揭露运动的任务”。

列宁以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着重指出，必须针对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压迫现象进行揭露，“不管这种压迫落在哪些阶级或居民阶层身上”。

在所有这些场合下，社会民主党都应当站在最前列，公开声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被压迫和被削者摆脱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压迫。

列宁着重指出经济的揭露和政治的揭露之间的辩证的统一，并揭穿了所有企图破坏这种统一的人。列宁指出，经济方面的揭露是唤醒阶级觉悟的必要阶段，是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但如果没有政治的揭露，经济的揭露本身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列宁在强调经济揭露的生命力和必要性时写道，“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武器。而且这种揭露工作在必然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还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保持有这种意义的”。

如果说经济揭露是向老板、向厂主的宣战，那么政治揭露则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宣战。

列宁认为，政治揭露是对无产阶级进行全面政治教育的系统中的主要环节。

“经济派”采取了完全另一种政洽、另一种观点。他们低估了各方面政治揭露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那些畸形的政治鼓动、他们在工人中的全部活动仅仅建立在揭露工厂制度的基础上。由于割裂经济揭露和政治揭露的统一，就使“经济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加强，而不是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加强。

“经济派”认为，只有工厂的揭露才是吸引工人群众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广泛手段。列宁在批判这种反动论点时指出，所有一切警察压迫和专制政府横蛮政策的表现，也是同样吸引无产阶级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并非单指那些与经济斗争相连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

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不仅应当反对工厂中的剥削，而且应当反对一般剥削这种社会罪恶，因此，工人阶级应当看到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全部现存制度之间的联系。

“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牧师、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流氓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所用以掩饰其私利意向和真正‘内脏’的流行辞句与各种诡辩，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是反映着并怎样反映着哪些人的利益。”

但是为了了解所有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一切政治表现，就应当深刻通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善于对这些阶级的活动作出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显然，不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同时只有通过政治的揭露，无产阶级才能够深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并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个学说。只有通过政治的揭露，工人阶级才能了解自己思想武器的伟大、社会主义理论的切实力量。政治的揭露是使自发的工联主义运动转变为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手段。

列宁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天才地支持了早在70和80年代的自发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萌芽的揭露热情，并开始实现了经济揭露和政治揭露的密切统一。但是在列宁和“斗争协会”的著名活动家被捕以后，“经济派”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们不仅没有使对整个专制制度各方面的政治揭露走上康庄大道，而是极力使它变得钝而无力。

列宁所创办的“火星报”恢复了“斗争协会”在它成立后最初两年中的优良传统，把政治揭露的热情导上了康庄大道。“火星报”通过各方面的政治揭露在短期内培养了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他们跟得上当代的政治生活，并能够向一切反政府的社会阶层、向大学生和农民等提出正面的纲领。

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多少有意义的事件都没有漏过“火星报”的视线。在“火星报”的篇幅上反映了：（1）大学生事件；（2）农民“解放”的40周年；（3）关于地方自治局的新法令；（4)抗议对犹太人的蹂躏；（5)沙皇政府迫害文学家和教授事件；（6）祖巴托夫组织；（7)统计员的罢工；（8)对波兰人、芬兰人、立陶宛人、异教徒……的迫害事件；（9)宪兵的专横行为等等。在每一种场合下，“火星报”都决定了本阶级对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到处都可听到这样的一个主导思想：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可能进行反对沙皇制度、争取改变现存制度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反对专制制度并将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政治揭露的基本思想总起来说就是：在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应当过问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生活。这样就使工人阶级能够不仅直接接触到剥削者，而且直接接触到他们的保卫者一一政府及其机关或者剥削阶级的政客。过问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的最好的学校。政治的独立就能促进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政治的揭露帮助向工人阶级说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的不可调和。

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提出讨论的时候，用日常接近的事例，一方面向无产阶级说明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彻底捍卫社会的进步利益，说明他们甚至有反动性，另一方面,说明无产阶级是为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唯一彻底革命的战士。

社会民主党全部秘密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都具有政治揭露的性质。它表达了不满现存制度的工人们郁积在心中的思想。工人们看到了数以千计的不公平的事实，常常彼此谈论这些事实，咒骂工头、厂主、警察。而传单、报纸、小册子就帮助他们把这些揭露集中到反专制制度这一个方面来。这种揭露性书刊的辩证发展就是：它开始时揭露个别车间和工厂的制度，揭露欺侮人的工头、工厂经理、老板。到了20世纪初，这种书刊成长为对整个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全面政治揭露。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日益揭明工人阶级的敌人，从工厂经理到沙皇政府及其全部机器¬——工人和全体被压迫者的主要敌人。

应当指出，在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传单中，只有一个很短的时期采用了揭露工头、厂主(资本家)的策略。因为这时已经有了由70年代和80年代的革命工人运动积下的经验，所以“斗争协会”还在1895年底就进到对专制制度本身展开政治揭露。

不管一份传单说到什么，总是努力揭露专制制度的一切丑恶的制度。有许多传单是以“沙皇政府”为专题的。这样的传单有一份是列宁写的。列宁根据沙皇政府对1895—1896年罢工的态度，揭露了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政策。起先，沙皇政府害怕公开说到1895年的罢工，通过财政大臣维特歪曲这些事件。这个财政大臣说，罢工的原因是“不怀好意的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并号召工厂监督努力保持秩序和安宁。可是1896年夏季又发生了罢工。领导罢工的“斗争协会”通过传单把这些罢工告诉全社会。政府不得已而正式地声明发生了罢工，当然仍然是歪曲事实。财政大臣维特于1896年7月15日向罢工者发布一道特别的指令，在这道指令中，他向彼得堡的各纺织厂的工人说，罢工是工人受煽动的结果。他说，罢工是违法的事情，工人们最好是诉诸当局，直到财政大臣本人。维特说，“工人要相信，无论工厂主的事情，或者工人们的事情，政府都是同样重视的”。这项指令由工厂监督向工人宣读。

在上面提到的传单中，列宁向工人指明沙皇政府的谎话和虚伪，政府力图歪曲罢工运动的全部事实。列宁揭露政府是工厂主的保卫者，而不是工人的保卫者，他指明，罢工教会了工人了解自己的政治地位及政治需要。

1897年的许多传单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政策，揭露了它担保改善工人状况的好话。这些传单一开头摘录了1895年冬季给工厂监督的指令，财政大臣维特1896年夏季宣言，1897年1月3日部务会议宣言。摘录下来的东西向工人证明了，在罢工的压力下，政府承认工人们在夏季罢工时提出的要求，并被迫而作出诺言。传单着重指明这些诺言的虚伪和欺骗性，向工人们说明，只有再举行更强大更有组织的 罢工，工人才能迫使政府来履行答应工人的诺言。

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努力向工人们揭露“沙皇老爷”的真面貌。

在人民的意识中，对“恩人沙皇”的相信是很强的,必须连根铲除这种心理。首先要对沙皇本人及他的大臣们的行为进行政治揭露，才能做到这一点。应当利用日常生活的事实使工人相信：凌辱人的折磨、鞭打，流放到西伯利亚,残酷枪杀工人，就是沙皇制度对工人运动的态度。

传单、宣言、报纸、小册子在分折每一个和工人沄动相联系的社会现象时都指出，使工人们贫穷受苦的罪魁祸首就是沙皇政府，首先是沙皇本人。根据沙皇对在雅罗斯拉夫罢工时镇压了工人的芬那戈里兵团的兵士表示感谢这样的事实，社会民主党人使工人相信，哥萨克和警察是按照沙皇的诏论鞭打工人，保卫资本家以防工人们的打击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找到了有利的基础。例如，兹拉脱乌斯特搏战就再一次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真理的公正。兹拉脱乌斯特的工人们曾和平地开始罢工，在总督面前脱帽表示恭敬，可是代表们无故被逮捕；波格丹诺维奇下令枪杀工人，他的闪光的利剑和被杀者的尸体，驱散了官府爱民、沙皇政府关心工人的幻想。正如“火星报”的通证所报导的，在这次事件后，工人们彼此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当了傻瓜，相信了官府，赤手空拳地出动。”这时他们共同地意识到如下的思想：手里应该拿起石块或者手榴弹，那时再去同自己的剥削者用另外的口气谈判。

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忽略沙皇的一次讲话和他的每一个宣言，以便打破工人中间的认为皇帝关心人民疾苦的幻想。

例如，沙皇在库尔斯克对各村村长的讲话、1903年2月26日的宣言都曾受到了揭露。

沙皇的宣言中说到规定信教自由是合法的，可是又强调说，正教应当是国教。“火星报”在揭露这种说法的时候，公开向一切有反政府情緖的阶层声明：“我们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承认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赦免一切‘政治犯’和一切异教徒的法律。当这些还未做到的时候，任何关于容忍、关于信教自由的词句，都只是可怜的把戏和不値一钱的谎言。在未宣布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时，可耻的俄国宗教裁判所就不会消灭,它迫害对非官方宗教、非官方意见、非官方学说的信仰。取消书报检查！取消警察和宪兵对‘国教’教堂的保护！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为这些要求战至最一滴血。”

沙皇宣言指出要在孚众望的人士的参加下修改有关农业状况，有关加强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斯的法律。

“火星报”也从社会民主党任务的观点分析了这一点。“火星报”写道，“我们要求召集全民的立宪会议,它应当无例外地由全体公民选举，并应当在俄国确立选举产生的管理形式。地方人士会议、总督下面的地主议会、各位贵族长(可能还是代表)先生们代表机关这种种把戏已经够了！全权的官僚机关拿一切地方自治局寻开心已经寻够了，就好像猫逗老鼠似的，有时放开，有时用毛绒绒的脚爪抚摸！当全民的代表大会没有成立时，任何关于孚众望、关于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都将是谎言，俄国工人阶级向俄国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也决不会削弱。”

沙皇宣言接着又说到便利农民退出农民公社，免除限制农民的连环保。

“火星报”针对沙皇的恶意宣传而写道：“我们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承认农民和其他所有等级完全平权和召集农民委员会的法律，以便消灭农村中一切农奴制残余，以便采取认真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状况。”

“火星报”就是这样用列宁针对沙皇宣言的话提出了从社会民主党观点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纲领。

“火星报”号召利用2月26日的沙皇宣言来进行鼓动。“火星报”建议社会民主党组织散发千万份全俄性和地方性的传单来作回答───“以便全体人民知道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对沙皇告人民书的回答，以便大家看到我们对照着沙皇关于同一题目的讲话而提出的确定的实际要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专制制度的思想体系针锋相对。和代表官方思想的地方自治派和贵族的会议平行，工人 们应当召集自己的大会，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决议和答复。“火星报”主张把工人的答复提上街头，用示威游行的办法来声明自己的要求。

“火星报”的号召得到了响应。各地方委员会散发了成百成千的传单，传单中继续执行“火星报”的揭露工作的路线，打破关于恩人沙皇的幻想。在一张以“沙皇的宣言”为题的传单中这样说：“只有在一种庇护下才能够发展人民的福利及其权利以及对这些福利和权利的巩固性的信心。这就是人民政权的庇护，这就是在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中、在战胜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争得的权利。只有获得为自己发表法律的权利时，人民才能把法律从颈上的绳索变为对自己自由权利的保证。已经开始意识到本身是人的人民大众，首先为自己要求实行‘和我国人民生活毫不相干的原则’，为自己要求欧洲的自由，而不是亚洲的套索。”

这样,通过对沙皇本人的政治揭露，列宁和“火星报”教导无产阶级以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相对立。

这样，通过社会民主党所组织的政治揭露,工人们意识到专制制度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和“火星报”一样，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也执行了全面政治揭露的路线，消除那认为沙皇及其政府保护人民的幻想。这些报纸根据俄国现实的事实证明，这种“保护”表现在什么地方。

例如，“斗争报”创刊号写道：“记住政府在那些日子的英勇事迹吧：全体人民都在皮鞭的打击下噤声不语；儿童和妇女们在横暴者手中受尽折磨，工人们遭到无情的惩罚和鞭打，被关进悔过监狱，而政府的代理人却把受苦者的呻吟变为嘲笑侮辱的对象。不久以前，彼得堡的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他们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止了工作；政府立即向几千人开火；由于监狱里没有了地方，就把活活的人抛进土坑，从上面瞧着他们，残酷地要求他们悔过和顺从。

至少记住我们靑年生活中的最近几天吧。监狱、西伯利亚、鞭打、收买—─政府就是用这些办法来鎭压大学生的正义要求的。政府用这些办法也没有得到丝毫结果，于是它就不让大学生求学和进大学，而用枪把他们赶到兵营里去。”

列宁代表社会民主党、代表觉悟的无产阶级，对于企图毒害工人意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每一篇文章都表示反应；评论沙皇及其大臣的每一次讲话，专制政府的每一道指令或法令、密令，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模棱两可的自由主义意图。

列宁写道：“……各方面的政治鼓动是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从人民的全体民主分子的意义上说）的迫切利益结合的焦点。”

而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利益就是要推翻专制制度和确立民主自由。作为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无产阶级应当把所有反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的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但是无产阶级只有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并把自己的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一切模棱两可的民主纲领相对立，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列宁写道：“我们的直接责任就是干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间题，确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采取办法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个问题并力求根据自己的原则解决它。谁不进行这种干涉，就是实际上(不论他的愿望怎样）向自由主义投降，把工人的政治教育的事业交到自由主义的手中，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那些归根到底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头目的分子。”

列宁给予“经济派”的活动以否定的估价，因为“经济派”反对支持有反政府情绪的自由派、地方自治局、大学生等。列宁指出，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以自己对反政府派阶层的漠不关心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的特点并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事业。

列宁和“火星报”向工人群众揭穿自由主义的真正阶级面目时指出，自由派民主分子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是相对立的。

自由资产阶级仿佛是无产阶级在向专制制度作斗争中的同路人，但它究竟不会是可靠的同盟者，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和沙皇制度联合而反对无产阶级。因此，社会民主党支持自由派的主要条件就是，保持党的绝对独立，使社会民主党有完全的自由去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相敌对的事实。“火星报”这种态度的实质表现在：“抓”和“推”。抓住资产阶级不满专制制度政策的自由主义反政府的企图，使它不能后退，推动它向前，去消灭这个政策。

在“火星报”编辑部内，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间在对自由派的态度问题上有重大的意见分歧，在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作用的不同估价的基础上，这些意见分歧后来形成为两条相反的策略路线。列宁所执行的那条坚决的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不受普列汉诺夫和支持他的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欢迎。他们主张在和自由主义的刊物“解放”及其首领司徒卢威 论战时口吻要缓和。

普列汉诺夫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一般不应责骂自由派。我们本应像对待可能的同盟者那样对待自由派，可是应当承认，我们的口吻却完全不是同盟者的口吻……缓和一点吧，亲爱的。现在不应触怒自由主义──这是很大的错误。”

显然，这样的调和主义的政策不能够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中起良好的作用。显然,普列汉诺夫根本不了解政治揭露工作在使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事业中所具有的意义。

列宁认为，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和“经济主义”对工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列宁写道，“我们应当把这两种狭隘性都加以 追究和揭露”。

列宁断然地拒绝离开制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原则路线，即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路线。因为司徒卢威的“政治手腕”只能危害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发展。

列宁在评价地方自治局和自由主义的时候，是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出发的。自由派和专制制度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反政府的情緖是不坚决不彻底的。

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对专制制度所持的明确纲领和这种动摇情绪对立。列宁写道，“当P.H.C先生(维特札记序言的作者)和政府就地方自治局的权利或立宪的问题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将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火星报”揭穿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地方自治派，并向工人阶级揭露他们不正确的政治思想。地方自治局自由派梦想，资产阶级民主将为“各等级”和各阶级利益的调和和协调扫淸道路。社会民主党人说，在争得政治自由时，消灭等级障碍本身并不使各阶级协调，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社会民主党代表无产阶级声明，党决不是要熄灭这个斗争，而是要使这个斗争更加广泛和有觉悟性。

列宁的“火星报”用党的原则性揭露地方自治派的懦怯行为，并预言道，这样的行为就会使“地方自治局无人问津而变成‘衙门’。这种不光荣的灭亡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决不能在几十年内只是懦怯、感谢和低声下气地申诉而不受惩罚——应当威胁、要求，抛开琐碎小事，从事真正的工作”。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揭露专制制度时，决定了工人阶级对大学生运动这种反政府派潮流所持的明确路线。列宁的论文和“火星报”上发表的通证，一方面帮助了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这个运动中也作为领导者的作用，另方面，向大学生群众灌输一个普通的真理：他们只有和无产阶级一同为争取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而斗争，才能取得学术自由。

列宁和“火星报”向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们提出了对待大学生运动的具体指示，号召领导这个斗争。“火星报”在“送183个大学生去当兵”一文中写道，“大学生对这种事情应有的回答是：实行基辅人那样的威胁，组织全体学生进行坚持和坚定的罢课，要求取消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但不只是大学生应当这样同答政府……人民的各阶层中所有觉悟的分子，如果不愿落到唯唯否否、默默地忍受侮辱的奴隶的地步,都应当回答这种挑战。而领导这些觉悟分子的，是先进的工人以及和他们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报纸建议进行高级形式的抗议——公开的示威游行。“政府专横暴力的任何表现都是举行这种示威游行的合法的借口。”

社会民主党在一张专门的传单中号召工人支持大学生运动，并向学生解释，学术自由和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传单中说：“工人同志们！把这一点解释给每一个人，并准备在每一分钟支持大学生为争取自由而作的斗争。”

政府本身非常害怕工人和大学生的联合，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觉悟性和(大学生的）自发性的接近。当莫斯科的大学生决定组织示威游行时，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加强警察岗哨，提高这一天工厂中的工资等等），想使工人们不参加这次示威游行。

工人们如饥似渴地读了“火星报”，很快就领会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号召，来领导大学生运动了。

在彼得堡、基辅及其他城市，工人们都直接参加了大学生的发动。在哈尔科夫，1901年2月19日大学生罢课的那一天,机车制造厂的工人离开工厂走去保护受警察殴打的大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表现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使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领导了大学生运动。工人们自己已经努力去到不满专制制度的各社会阶层中去并 领导它们。

在“往事”杂志1907年第9期上面,H •约尔丹斯基在“n • C •瓦诺夫斯基的使命”一文中报导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说明工人们怎样想要认识某个运动的政治方面。

波罗的海工厂的工人们在大学生骚动时曾特地到彼得堡大学的学生食堂去，交给他们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非常愿意知道，你们为什么骚动，但不能了解。许多人散布谣言，说你们想夺去农民的土地并恢复农奴制。但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谣言是暗探散布的。”

工人们曾请求发布“传单”并向他们解释大学生的政纲。

“经济派”对待大学生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呢？

他们的政策仍然是：让学生运动受自发性影响，不让觉悟的工人领导这个自发的运动并使运动采取更有效的反专制制度斗争形式和方法。

1901年5月17日（旧历），在喀山大教堂旁边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送183个基辅大学生和27个彼得堡大学生去当兵。

在这次示威游行前，学生团体求助于受“经济派”领导的彼得堡 “斗争协会'，建议参加示威游行。“工人组织”委员会表示拒绝，理由是说这是学生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和工人群众不相干。而工人们不顾“工人组织”领导者而去参加示威游行，但被军队搁住了。

示威游行的结果是，警察和哥萨克野蛮地殴打了示威者并逮捕了1050个人。“火星报”在评价这次事件时写道，“没有疑问，如果社会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团体和小组向工人发出专门的传单，组织派遣代表到他们那里去……组织各边疆区地方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就会不简单是殴打人民，而会是和人民的搏战”。

对于沙皇制度在那些日子里对犹太人的蹂躏，也有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而发出的评论，必须使无产阶级对这种社会现象也获得明确的认识，决定工人在这种斗争中的地位，揭露专制制度卑鄙政策的政治目的。工人阶级既然是所有被压迫者的领袖，所以也应当是被压迫的犹太民族的保卫者。工人阶级宣布各民族自由和平等，所以就应当联合各族无产者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火星报”在有关犹太人受蹂躏的问题的论文和通证中号召工人保护犹太族并向卑鄙的专制制度作无情的斗争。

“火星报”在1903年6月1日第41期的社论中说，专制制度这种卑鄙的行为目的是引诱工人们离开革命斗争，模糊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火星报”写道：“这种目的是明显的：使人民群众不去注意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激怒一部分政治落后的居民来反对革命者，使这些居民害怕任何‘街道’运动，给社会民主党人发展示威运动造成精神上和技术上的障碍，最后，动员一切可能推动的反动力量来反对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和它共同前进的知识界。”

“火星报”保卫犹太人并用一切办法揭穿在基什湼夫、基辅及俄国其他城市中蹂躏行为的真正策划者。“火星报”揭露了这些蹂躏行为的策划者——总督和警察、专制政府在各地的代表。

第49期的“火星报”揭露了奥尔洛夫州总督巴略斯纳的一件事实。巴略斯纳决定在犹太人居住最密的杜布罗夫卡地区组织蹂躏，并散发了传单。在总督府印刷所印好了将近200份这样的传单并散发在杜布罗夫卡地区附近各乡。“火星报”把这一个揭露性的文件转载在报纸上。请看它的内容。

“致道尔戈村村长。总督命令你和你的伙伴8月6日到杜布罗夫卡地区，去夺取犹太人的财产，打犹太鬼，喝烧酒。总督。”

“火星得”也起来保护人民的教师。在创刊号上“火星报”就曾刊登了一篇不大的论文“俄国在远东区的‘教育任务’和人民教师的状况”。“火星报”保护教师，报导了人民教师的困苦和无权利的状况。教师们饥寒交迫，人民教育事业无人过问,而沙皇政府却化费千百万卢布去征服中国人。

对于改善教师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没有钱，却耗费大量的人民资金去加强警察对教师的监督。

报纸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描绘了教师们真正生活的远景。报纸号召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号召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相结合。

“和这个斗争结合，尽力给与工人运动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努力在人民中传播对这个运动目的的认识。在争取人民政治自由的斗争之外，就不可能进行有助于真正人民教育的有效活动。在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队伍之外，也不可能有争取政治自曲的有效斗争。”

不论是对异教徒的迫害，新教徒统计员的罢工，或是“政府拷问室”对文学家、教授、科学家等的“疯狂”，在每一种场合下，“火星报”都发展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而社会民主党人则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利用政治揭露而“到民间各阶级中去”。

俄国的现实产生了一个非常卑劣的现象──祖巴托夫组织。这也是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的压力。

必须从政治上把这种卑劣的现象也加以揭穿，帮助工人们弄淸一个简单的道理：警察社会主义和专制政府是密切相联的。

祖巴托夫团体是实际上来实行“经济派”所主张的那种组织形式，即“工人储金会”和“互助会”。它们在形式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但这种形式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显然，祖巴托夫分子不能从事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这种形式的内容就是，在工人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进行鼓动，不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政治斗争。无论是祖巴托夫组织，或者“经济主义'都是要吸引工人离开政治斗争形式的。这就是说，在内容方面，祖巴托夫组织和“经济主义”之间也有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祖巴托夫分子用工人名义提出的要求，和“经济派”提出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些要求都是彻头彻尾经济主义的要求。祖巴托夫分子的要求中包括这样一些条文：因为安顿车床、搬运车床、擦洗池板而花去的时间要给奖金……甚至要求在厂房里捉了臭虫要给报酬。

如果说“经济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那么祖巴托夫组织就是政府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正如“火星报”所形容的，布尔什维克用“人民影响政府”来和这种影响对立。“火星报”从最初几期起就向“经济主义的产儿”──警察社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新朋友”（副标题是“论‘工人思想报’”)一文中说,反对向工人运动灌输政治腐化性的企图，必须尽可能广泛地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建立巩固的有纪律的工人政党。

“火星报”刊登了许多反对龃巴托夫组织的论文和通证。“火星报”指出，合法的储金互助会和俱乐部并不是不经内政部和宪兵知道而成立的。

在“向造反作斗争”和“关心工人的标志”等文中，“火星报”在说到皮尔姆、彼得堡、尼古拉也夫、明斯克、莫斯科等地成立祖巴托夫团体时写道：“我们疑心曾有一道秘密通令，令警察官、宪兵和其他警察机构的官员加紧关心培植俱乐部和各种团体。”

显然，自由派教授进行的宣传是和宪兵局、暗探局的宣传配合的。

“火星报”在“资产阶级科学在莫斯科工人面前”一文中揭露了那些根据祖巴托夫分子和警官要求而模糊工人意识的自由派教授。“火星报”分析了得恩的报告(“关于互助会的好处”），阿杰罗夫的报告(“关于互助储金会会员合理地支配空闲时间”），编制以外的大学讲师沃尔姆斯的报告(“关于有害健康的劳动条件”），揭穿他们是现存制度的保卫者，是一群力图掩饰工人困苦处境真正原因的说谎家，他们力图使工人离开不仅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而且改变现存制度本身的正确斗争道路。报纸揭穿了得恩教授的论据，他企图用关于英国工人工联的故事来描绘用和平方法改善工人生活的道路。报纸指出，对于英国工人主要是用罢工和对本国政府施用政治压力而争得这一切的事实，这位教授却闭口不言。

正如报纸一针见血地说明的，这班自由派教授，不是给予工人们向科学人士要求的精神面包,而是抛出石块。报纸含蓄地向其他比较进步的科学活动家建议在这种场合执行公民最起码的责任——缄默。

莫斯科的自由派教授套进了以沙皇和祖巴托夫为主的马车。莫斯科的一个教授马尼洛夫在讲课时向学生说：“我们这里再没有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是有一种社会政治派别，它力图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人民的生活。”

“火星报”引了这几句话后，评论这是在俄国土壤上在祖巴托夫直接监督和庇护之下伯尔尼施坦主义的表现。人们谈论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而忘记说到最主要的——专制暴政政府对这个运动的作用。米特罗法鲁赤卡式的学者忘了，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

“火星报”辟了一个专栏“‘祖巴托夫组织’纪事”，其中刊登先进工人的通证，叙说祖巴托夫团体怎样开会，这些团体的领导人─—阿凡纳歇夫和斯利波夫怎样跑到暗探局去报告。

祖巴托夫的暗探在这些会上宣传些什么呢？宣传些欺骗和谎言。例如，为了诬蔑社会民主党，在这种会上说革命者反对工人生活的任何实际的改善。“火星报”解释说，“我们丝毫不反对一般储金会和合作商店……但是反对警察对储金会的任何影响或者利用储金会，反对使工人腐化”。

在会上还宣传要工人和警察实行阶级调和的伯尔尼施坦思想。灌输这种思想：知识分子、大学生轻视工人。他们想假工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力争立宪，而宪法是工人所完全不需要的。在一个区的机械工人、纺织工人的大会上,曾推广π•季霍米罗夫的反动书“我为什么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这里还讲读了从黑帮报纸“莫斯科纪事”上以“被推翻了的偶像”为总标题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伯尔尼施坦的观点，说伯尔尼施坦仿佛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偶像。暗探们虚伪地告诉工人说，在西方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

可见，一切都是为了使工人运动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并使工人运动成为沙皇制度的尾巴。

如“火星报”证明的，祖巴托夫团体甚至还散发了秘密的传单，这些传单的目的是保卫专制制度，污蔑科学社会主义。传单的签名是“一群觉悟的工人”。这种传单是在暗探局内写好而由受警察收买的工人散发的。

但是以牙还牙，社会民主党组织也散发了传单用来反对祖巴托夫分子，说明他们的活动对工人的全部害处。只有根据切身经验才能使工人确信这一点。只有超出新的“人民之友”活动的范围来说明问题，才能把工人组织起来。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被社会民主党人推动的工人带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未见自己的“新朋友”。

如“火星报”第25期说的，梯弗里斯的一个宪兵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找我们吧”。于是一个烟草厂内由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起来的几百个工人就去请求警察支持他们反对剥削者的斗举。但是经过了和宪兵管理当局不长的谈判以后，工人们认识了自己“新朋友”的全部本质，对于他们给工人的“友谊”永远绝了望。

在敖德萨发生了更使人好笑的事实。工人们去迎接祖巴托夫分子沙叶维奇给他们的“帮助”，组织了一次罢工，不仅要争得经济需要，而且要争取政治需要。在这以后，专制政府就不得已而自己把这个走狗下到监狱里，送往西伯利亚。在莫斯科也发生了类似的对祖巴托夫的政治绝望的事情。

这样，列宁、布尔什维克利用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向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着原则性的、不调和的斗争。政治揭露是对无产阶级进行全面政治教育的主要手段，使无产阶级不仅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而且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领袖。

但政治揭露不仅是教育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最重要手段。

伟大的列宁教导党在理论战线上也要无情地揭露无产阶级的敌人，要展开无情的斗争反对那些企图支配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不要忘记，除了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阶级斗争以外，还有思想形式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理论战线上向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时候，不仅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且向前发展了它。他无情地揭露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效劳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叛徒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小资产阶级理论。这班资产阶级的奴才曾经一─现在也是这样——打扮成共产党人，说着革命的辞句，以便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分裂无产阶级，使它离开正路而走上错误道路。列宁在理论问题上揭露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时候，教导共产党说，如果不深刻说明产生各种社会灾难的原因，甚至一般革命的词句都是有害的，因为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很少裨益，而只会促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统治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列宁正是从这种立场上向工人阶级批判并揭露了“经济派”、社会革命党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列宁在拟定“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的提网时写道：“无政府主义在从巴祜宁和1866年的国际算起的35─40年间(从施蒂涅尔算起则更多许多年），除了反对剥削的一般词句以外，没有拿出任何东西。

这些词句被使用了两千年以上。缺乏：(1)对剥削原因的了解；(2)对引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了解；(3)对于作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的阶级斗争的了解。”

列宁教导党说，光是说到剥削,号召人们走向社会主义，叫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够的。这一些最革命的词句,如果不和制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如果在它们里面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它们对工人运动是没有用处的。社会主义者的任何活动如果不是用来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会促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列宁对“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的论文，帮助党和先进工人认淸以马克思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虚伪。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光辉地运用了的对专制制度、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全面政治揭露工作，是教育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最重要形式，是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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