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主办的著名周刊。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共出版五期，还有“临时增刊”第一号（七月二十一日出版）八开一张。第五期没有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军阀政府全部没收了。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时，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以很大的精力来主编“湘江评论”，在“湘江评论”的“本报启事”里对创刊宗旨有着简略的明：“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实际上刊物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一范围，起着指导和推动革命运动的作用。

“湘江评论”的每一篇文章都像一把钢刀似地刺进敌人的胸膛，它对一切统治者和反革命派在思想上宣判了死刑，它对一切守旧派敲起了丧钟。这些重要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毛泽东同志的手笔。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文章里宣传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深刻地论述了人民革命的战略观点，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同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

刊物在形式上和“每周评论”一样，四开一张，分四版，分栏也大体仿“每周评论”，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湘江评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文风新颖、笔调尖锐、通俗易懂，这是同时的其他刊物所远为不及的；它的反抗精神、斗争精神也是很突出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论文，对国际、国内大事有着明确而锐利见解的述评，短小精悍的思想杂评等。

毛泽东同志经常考虑如何吸取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的经验，来推动中国革命，他一向很关心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有深入的研究。“湘江评论”各期的“西方大事述评”和大部分“世界杂评”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在这里他以很大篇幅介绍并赞扬英、美、法、德，意各国的罢工运动，揭露了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斥责“满嘴平等正义”的克里孟梭（当时法国首相），路易乔治（当时英国首相）， 威尔逊（当时美国总统）不过是“一类的强盗”，他说：“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毛泽东同志深信社会主义必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任何国家最好的出路就是社会主义。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在详细阐述和约签订的经过之后，指出德国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俄、奥、捷联合成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的成功。他非常蔑视当时还有着强大的外貌的帝国主义，讽刺自以为获胜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道：“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按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他风趣地意味深长地向世界统治者宣布：“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革命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在“湘江评论”中他第一次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根本缺点作了独到的解剖：“辛变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台，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蹦张弩拨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才使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十月革命推动了欧、亚两洲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在中国，则“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他在创刊宣言上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止”，中国人民也应当觉醒起来，刻不容缓地担当起革命斗争的重任。

由于毛泽东同志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和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高度信任，更加增强了他进行革命斗争的非凡勇气。毛泽东同志这时的言论已经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的磅礴气概，他大声疾呼，号召群众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起来打倒人们心目中的“强权”、“命运”等偶像，扫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旧思想、旧习惯。他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受压迫的结果，他鼓舞大家冲破黑暗、寻找光明的勇气，他说只要是真理，我们就应该以“日光之普天照耀，探海灯之向外扫射”的精神去追求它。他要人们不要崇拜偶像，不要怕任何强权，不要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他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车家不要怕”，他指出：“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对资本主义腐朽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获得胜利的坚强信念正是毛泽东同志共产主义风格的最集中表现，这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在后来漫长的反动统治黑夜里始终高高举起革命红旗领导人民胜利进军的伟大动力。这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革命气魄是值得一切革命者学习的，他在四十年前的这一教诲任何时候对我们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毛泽东同志认为有了正确方向，有了勇气还不够，必须要讲究正确的方法，才能使革命很快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清晰地指出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而到了近代，由于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压迫，使人民的痛苦达列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人民大联合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也是“通常用这种方法”去求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毛泽东同志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多数，他对于貌似强大的敌人向来是藐视的，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纵然可以借武力、金钱、知识等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人民团结起来，“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按照各个不同的阶级分别组织起来，以工人、农民的联合为基础。他说：“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工人也要同样结成联合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首先组织各种产业和行业的工会，然后在这一基础上成立全国工人统一组织。妇女、教员，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也同样要组织起来。

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有着最充分的认识，因而他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结尾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对于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因素，毛泽东同志总是抱着赞助的态度去发扬它们的，当时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健学会之成立”等文章就是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放过任何灌输新思想，宣传革命机会的明证。对于任何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新的东西，他总是热情地歌颂，认为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应当“拍掌欢迎”。

“放言”和“杂评”也是“湘江评论”中引人注目的栏目，虽然三言两语，但很切中要害，常常是针对了人们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宣传的，譬如“放言”曾驳斥反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诬蔑，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第二号的“放言”里写道：“先生们得到了此项消息（即张敬尧反动政府散布的：“湖南了不得了，过激党来了”），一时便手忙脚乱，好像有大祸临头的样子”，但是，“请问什么叫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么？”第三号更为“过激党”声辩，指出被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拿出良心来和国家争回权利，从强权者索回自由的志士。湖南倘然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的。”“放言”将“布尔什雏克”通俗地解释为：“这不过是要强制做工”；  “不愿做事的，就让他没有饭吃，就让他饿死。”有的文章则无情地谴责了腐朽的旧思想，讽刺那些守旧派说：“一些老头子，看见了我们，总说我们是‘过于新’,世界上哪里有‘过于新’的事。说‘过于新’，就是他们‘过于旧’的反证。”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但它对湖南革命运动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的，这一影响同时还波及到全国特别是华南各地。当“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同志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还专门为此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晨报”也予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毛泽东同志的“民众大联台”一文对各方面起着深远的影响，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每周评论”认为：“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在的重要文字。”成都出版的“星期日”也曾登载过“民众大联合”全文，一九二o年上海刊物上也介绍过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湘江评论”是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在湖南各地以至武汉，广东等地都有无数爱好“湘江评论”的读者。“湘江评论”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后来重新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从第二期起即改印为五千份。

“湘江评论”的巨大成功当然会引起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它被诬蔑为“怪人怪论”，“无稽之谈”， “大逆不道”也是不足为怪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想扼杀这个代表广大人民说话的喉舌，终于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当“湘江评论”第五期正在付印时，就被张敬尧反动政府查封了。

（原载《五四期刊介绍》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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