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使人们对铀核分裂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何泽慧与钱三强是清华同学，先前在德国柏林留学，所用的钱还是阎锡山给的，因为当年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子弟，都供给三年的出国留学金，每年给1000块大洋。

钱三强回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鼓动。在此前的一两年间，胡适为了实现一项所谓国家大计，曾广召人马，邀请了不少有识有为之士，要为国家干一番大事，钱三强和何泽慧即在他所邀请之列。钱三强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试图把北平现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曾找过梅贻琦校长和胡适校长，而此时的他们却不再积极推动了，令钱三强既失望又困惑。后来他也只是归因于国内的人们都想各立门户，同时其他方面的条件也不具备。

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美国此时已经获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正在试图搞原子能，并由钱三强参与其中。他们旋即向中国政府施压，萨本栋便分别通报了胡适和梅贻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些内幕情况，钱三强至死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和王大珩路过巴黎时，和钱三强讨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同时还请了浙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后来一直对自己没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于怀的彭桓武说：“周培源最早是我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日本鬼子1937年打来之后，我们都跑了，我后来考取了出国留学，周培源对我说：你到爱丁堡大学，不要去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已经有几位中国人了，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学不好，应该百花齐放。我去爱丁堡，实际上变成不是留英，而是留德了，因为导师马克思•玻恩是德国犹太人，他是让希特勒给赶出来的。我之后还有好几个在玻恩那里学习，程开甲也在他那里呆过。后来放暑假了，我跟王大珩几个人一块儿去巴黎，然后去柏林玩。我和钱三强就是在巴黎认识的。钱三强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高一班。”

几个人约定，彭桓武和王大珩他们到柏林之后，只要收到钱三强的电报，不管写的什么内容，那都是要他们赶紧转头回来。到了德国，他们看到报纸上发表了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就以为和平了，没事了，但想不到却收到了钱三强从巴黎打过来的电报，只好赶紧回来。等彭桓武回到伦敦，再坐火车到爱丁堡，英国就和德国宣战了。他们如果晚回来一天，火车就不通了。

彭桓武回国后，先在云南大学任教，1949年5月飞经香港、大沽，回到北平。钱三强和彭桓武一见面，就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可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为基础。从清华调了彭桓武，从浙大调了王淦昌去。彭桓武说，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条件都不具备，但实际上就是准备干这个事儿的，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钱三强从各方面寻了一批人来，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后来还有邓稼先等，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黄祖洽、于敏是原在国内的，分别是清华、北大的研究生，由老师推荐过来。大家都没专门学过原子核物理，只能边学边干。钱三强利用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机，一下子把人集中起来了。

彭桓武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1949年3月，他由中共组织安排，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去巴黎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到外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在20万美元上下。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否适宜？

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便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5000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久即将分别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金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化学家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我们组织带了5000美金来（后来实际交来3000美金），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感到有些奇怪。待他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6月初了。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还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以及一种计数进位器。当时，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也只有16位。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为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品的一种是100进位的。杨承宗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凡是各种军用物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一个特设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显然是很难办到的。

约里奥-居里夫妇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布歇士告诉杨承宗说：“今天白朗先生要到居里实验室来看约里奥-居里夫人，你想不想去直接找我们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杨承宗说：“好啊，你怎么知道的？”布歇士笑了笑，因为他和杨承宗的一位同事叫尼斯•白朗，正是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的儿子，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是搞物理的，布歇士也是搞物理的，所以很熟。尼斯•白朗大概告诉布歇士说他父亲今天要来。得到这一消息，杨承宗马上等在那里。当白朗先生一来，他也进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办公室。约里奥-居里夫人看到他进去，就笑了。

杨承宗说：“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们，我来找找这位白朗先生，您能不能允许？”约里奥-居里夫人说可以。杨承宗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还没有答复，约里奥-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

买这一关算是顺利，但运呢？从巴黎运出去容易，可要出法国的海关就很难了，因为购置的许多东西大都是违禁品，是经不起检查的。杨承宗虽然把仪器上面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OR的招牌拿掉了，但那里头都是法国货，一开箱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大概在8月份，杨承宗临走的时候，布歇士问他：“你一个人行吗？”杨承宗想这话中有音啊，便赶紧说：“不行啊，你来帮我吧。”布歇士便去问约里奥-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夫人正好要出去，对布歇士说：“你帮他上船嘛！”后来，布歇士就帮杨承宗拎行李。大大小小13个箱子，布歇士人高马大，力气也大，最重要的箱子由他来拿，另有个箱子写了杨承宗夫人，一般海关对女士的箱子松一点儿，碰巧Mrs Yang几个字还写在上面。这个箱子是个旧箱子，因为杨承宗没有钱买好箱子。布歇士就这样帮助杨承宗从巴黎到了马赛。在巴黎的候车站有好多人前来送行，其中一位实验室的同事自称是杨承宗的学生，叫帕杰士，几十年后做了居里实验室的主任。还有一个人是周恩来的老同事，叫费志衡，1914年去了那里，算是老法国人了。

在马赛停留了两三个晚上，到上船的时候，布歇士问杨承宗：“你哪几个箱子比较重要？”杨承宗指着一个箱子说：“你把这个箱子替我拿上去就行了。”因为他们乘坐的船是法国一家公司的，上船时从两个楼梯上去，法国人有个专门通道，等于绿色通道，非法国人则走另一个通道。至于杨承宗这里，事先已经得到了一张证明信，内容是“证明人：布歇士——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助教，证明杨承宗先生所带的行李是他在实验室里自制的仪器、设备。”这张纸非常重要，因为旁边还有法国第五区警察局的图章。在船上告别时，他们还拍了张合影。

杨承宗

就这样，杨承宗购买的许多珍贵物品全都顺利带回了国。这些珍贵的物品包括碳酸钡镭标准源。杨承宗当时想，要开发原子能，就要有铀，要有铀就要搞铀矿，要有铀矿就需要知道怎么来，就需要一个标准源。他找到实验室里管镭源的Rgor，说要买点镭。Rgor说：“行啊，你要多少？拿个瓶子来。”杨承宗就拿了个大一点儿的瓶子。Rgor说：“那么大啊，你瓶子太大了。”杨承宗说你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Rgor拨来拨去，给他拨了一些，杨承宗看了看，说你再给我一点吧，Rgor就又拨了一点。杨承宗看瓶子里面平平的，大约有一厘米厚的一个底，心里清楚已经不少了。Rgor先将镭给了杨承宗以后，才去向约里奥-居里夫人报告。约里奥-居里夫人后来问杨承宗：“你要了一点碳酸钡镭的标准源？”杨承宗说是的。约里奥-居里夫人说：“你要那么多干嘛？”杨承宗说：“还不知道有多少，我没称过。”约里奥-居里夫人说：“有10克左右了，你要那么多干什么？”杨承宗说：“我们中国大，地方又多，你用一点他用一点，分开来就没有多少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笑一笑过去了。

杨承宗还记得，有一次约里奥-居里夫人对他说：“你如果有空的话，去看一看约里奥-居里先生，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杨承宗本来早想去看约里奥-居里先生了，因为他来实验室之后，并没有在里边工作过，但却利用实验室里的稳定加速器做过一些实验。那时候法国只有一台稳定加速器，在欧洲也仅此一家。现在约里奥-居里夫人这么一叮咛，他赶紧点头答应说：“好的，我一定去，请您帮我约个时间吧。”

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在法兰西学院一个核物理实验室。见到杨承宗后他很客气，也谈了谈杨承宗的工作。约里奥-居里先生说：“老居里夫人从钡里分离铀，做了一千多次的实验，而你是从镧里边把锕分离开来，用离子交换法做，一次实验就完成，了不起。”

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杨承宗对当年一段重要谈话的回忆——约里奥-居里先生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我说是的。他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说8月。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他说起话来是举左手的——“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就是钱三强，“你呀”——他也许不好意思举了钱而没举我。“钱，你啊，还有他的夫人（何泽慧）啊，还有王（汪）啊。”我那时候没有弄清楚王（汪）是谁，也不知道是王淦昌呢还是汪德昭，也不好去问他。

杨承宗归国后，把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这些话只讲给了一个人听，就是钱三强。钱三强也曾在居里试验室工作过，杨承宗去那里是1947年，钱三强第二年就离开了。杨承宗转述完这段话后，钱三强认为很重要。他也了解约里奥-居里先生，约里奥-居里先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最早发现核裂变的第一步的就是居里家族。杨承宗在和钱三强谈话间，钱三强说他和毛主席认识，是因为他父亲钱玄同的关系，毛主席比划着说，那时见你才这么大，现在这么大。杨承宗说：“既然你见过毛主席，那就给他讲嘛。”钱三强说：“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事，要保密。”

于是，杨承宗多年来便一直努力想把这事忘掉，直到80年代中期才于无意中和别人提起。他说：“我回国向钱三强讲了约里奥-居里先生带给毛主席的那段话之后，龚育之和另一位年轻人曾到我家访问过我。我那时还不便讲，因为钱三强交代过要保密。后来我才知道，龚育之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他本来是学化学的。另一位和他一起来的年轻人是学物理的何祚庥，他们是来找我核实那段话的。”

钱三强说：“1951年杨承宗回国后对我说过这件事。我当即把杨承宗带回的话转告了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请他向中央反映。”

事实上，发展原子能的种种梦想与呼吁不仅在军界和科技教育界发生，就是国家高层，也已经在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有过一定的考虑与试探。

从1946年起，王亚志就到了延安军委作战局，长期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50年代初，他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当参谋时，接到调令回国，为彭德怀做秘书。因为彭德怀在1952年至1956年期间主抓国防尖端事务，所以王亚志多少也知道一些原子弹的事情。他说：“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有军工部分及军队的五年计划，这时候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能的事情。当时这一部分计划的起草人是雷英夫，他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不懂，周恩来就指派韦明和雷英夫于3月27日去找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说，首先要召集人马，没人不行，并且原子能很费钱，得花大钱，动不动就上亿，我们搞不起。真要搞，最好请苏联援助。雷英夫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竺可桢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内行话。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回到中国就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这个报告是10月28日提交中央讨论的。在签字前后，彭德怀就曾提请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考虑发展原子武器的问题。”

王亚志还记得：“1954年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准备隆重庆祝，赫鲁晓夫要率领代表团前来祝贺。‘十一’前一天，9月30日，我值班。那天大概是上午吧，彭德怀到我这个房子来了——我们是在西屋他是在北屋永福堂——来了后他问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我说情况就是9月3日到9月22日炮击金门，中间打了一下子，国民党用飞机来报复，我们打下了12架，打伤了33架，我说这个也不一定准确。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们那时候用的还是手摇磁石机，总机说李富春副总理想找彭总讲话，怎么他办公室没人哪，今天到哪里去了？我说就在我这里。我说，彭总，李富春副总理找你接电话。他说好吧，他就来了，站着接的。我听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准备充分一点，准备跟苏联代表团谈判，说那个‘嘴’呀，那个‘嘴’一定要列上，宁可削减其他的项目也要把它列上。彭总说的是方言，湖南话‘堆’（原子反应堆）和‘嘴’发音差不多，所以彭总说一定要把原子‘嘴’搞出来。二战时美国人不是把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了嘛，日本人受辐射的事，我也给彭总汇报了一下，我还引用了一个科学家的话，大概是爱因斯坦吧，说一个人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和木棒来打。意思是说原子武器将毁灭人类。彭总说：哪有这么严重，说得太玄了。钱三强最早也曾向高岗写信，建议搞原子能，但没有下文。后来他又向彭德怀建议搞原子能，这一次时间不长就有了回应。”

钱三强

钱三强曾率领由26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于1953年到苏联学习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并就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期间，钱三强曾提出参观有关原子能设施的想法，未获同意。从俄罗斯解密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更早的时候，刘少奇在1949年秋天秘密访苏期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被斯大林拒绝了，不过苏联人还是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因为苏联第一枚原子弹是8月29日爆炸的，而刘少奇此时已离开了，所以后来还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置疑。也许，刘少奇虽然没看到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实况镜头，但苏方给他看一些与此相关的影片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在参观苏联的研究所时，钱三强试探性地问陪同他的斯柯别里琴院士，苏联能否在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方面给中国以技术上的援助。斯柯别里琴也曾在居里实验室呆过，和钱三强可以用法语交谈，不用翻译。他回答说，回旋加速器有可能，反应堆则需要研究。钱三强回国后，很快同丁瓒一起向主管国家计划工作的高岗作了汇报，谈了中国发展核科学和核事业的想法，以及苏联给予援助的可能性。高岗说：“国家经济目前还很困难，发展核事业恐怕一时不好办，但我一定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

1954年8月22日，彭德怀把钱三强请到家里，请他讲解有关原子弹的原理和构造等科学知识。彭德怀是应苏联邀请，将于9月间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参观核爆炸试验的。谈话间，彭德怀问道：“中国要研制原子弹应该怎么办？”钱三强在回答中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用它们可以开展科学实验研究，为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做技术上的准备。”钱三强的话彭德怀听得非常认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一再提问。国防部长如此关心，这使钱三强感到兴奋，他意识到，国防上的需要可能是促进核事业的重要动力。

去苏联参观核试验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还有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陈赓，总共10个人。当时还没有授军衔，后来按军衔来说，有两位元帅、三员大将、三员上将、两员中将。代表团到苏联的第一天，由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作报告，讲解演习程序，随后就开始了演习。他们9月13号到达托斯克（托茨科耶），被安置在离核爆炸区不远的一个营地，那里临时搞了一些建筑，供各国代表团住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也在那里参观。苏军参加此次试验演习的有45000人。

当时张伯恒作为随员，也观看了这次名为雪球的爆炸当量为四万吨的核爆炸军事演习。张伯恒说：“演习的地点叫托斯克，所以，一般就叫托斯克演习。到那之后，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到彭总那儿拜会，因为他们非常崇敬彭总。彭总指挥志愿军抗美援朝，威信非常高，他们都伸大拇指。这是一次带核爆的士兵演习，真刀真枪。我们看的时候，距离可能相当远吧，但蘑菇云都看到了。至于当量多少，因为保密，没告诉我们。核爆炸的冲击波很厉害，引起的狂风把彭总的帽子都给吹掉了。到17号演习结束，讲评，然后开了一个宴会。”

这次宴会上搞了一个仪式，布尔加宁将一把原子弹的启爆钥匙赠给了彭德怀。

1954年国庆期间，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祝典礼。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为一方，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为一方的苏联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国最高级会谈。苏联除了答应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四个中苏合办的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给中国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说：“我看到了，你们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苏联人民非常钦佩。苏中两国应该继续团结，互相支持。不知道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这是事实。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译过去，赫鲁晓夫一听，愣了一下，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如果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集中起来都难保证。不过，若中国迫切想搞这个东西，并且是为了科研和培训人员，为将来打基础，那么苏联愿意帮助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个一般比较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但最后，苏联在提供了一些帮助之后，背信弃义地撤回了专家，带走了图纸。我们国家的核武器，是用自己的力量基本独立地研发出来的。

摘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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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载于激流网会刊《红色年华》2014年第5期。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