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9月的末尾，有一位外籍的社会学教授访问俄国，到彼得格勒来看我。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告诉他，说革命正在缓和下去。那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这件事，然后旅行全国，访问工业城市和农村—在那些地方，真使他惊奇，革命似乎正在加速前进。在工人和农民中间，经常听到谈论“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工厂归工人”。如果那位教授去访问前线，那他就会听到全军都在谈论着和平。
那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但他毋须如此，因为两方面的观察都是对的。有产阶级正在变得愈来愈保守，而人民群众则愈来愈激进了，
在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中都普遍地有一种情绪，认为革命已经进行得够远了而且延续得太久了，应该安定下来了。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温和的”社会主义团体，拥护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怀有这种情绪。
在10月27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官方机关报就说道：
“……革命的戏剧有两幕：即破坏旧的体制和创建新的体制。第一幕已经拖得够长了。现在是进入到第二幕的时候了，并且要尽可能快地把它演出来。正如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所说的那样：“朋友们，让我们赶快来结束这场革命吧。谁要把革命延续得太久，谁就享受不到胜利的果实。”
然而，在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中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革命的“第一幕”还没有结束。在前线上，军队委员会经常与那些不惯于把士兵当人看待的军官们发生冲突；在后方，那些由农民选举出来的土地委员会因为试图执行政府关于土地的法规而遭受监禁；工厂里的工人们为反对黑名单和关厂而斗争。不仅如此，还有那些正在归来的政治流亡者被当做“不良的”公民而不准回国；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外已回到家乡的人还因为在 1905年所犯的革命案件而受到迫害，被捕下狱。
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不满，“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总是只有一个回答：等待那订于12月间召开的立宪会议吧。不过，群众对于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召开立宪会议固然很好，但有几件确定的事却必须做到。为了实现这几件事，曾经酿成了俄国革命；为了实现这儿件事，革命的先烈们葬身在马尔斯广场荒凉的兄弟家里。不管有没有立宪会议，人民群众必须实现和平、土地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立宪会议曾经一再延宕——可能还要再延期，直等到人民群众平静到一定的程度——也许要等群众的要求缓和时再召开！无论如何，革命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之久，还几乎看不出来要搞到什么时候。
在此期间，士兵们直截了当地来开始解决和平问题；农民们焚毁了地主老爷们的庄园，接管了大地产，工人们实行破坏并举行罢工。……当然，企业家、地主和军官出于本性地要施尽他们的一切鬼蜮伎俩，反对对群众作任何民主性的让步。
临时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时而进行一些虚应故事的改革，时而采取严峻的高压措施。社会主义者的劳动部部长发布了一道法令，命令所有的工人委员会此后只能在工余时间内开会。在前线的部队中，反对党的“鼓动家”被逮捕，激进的报纸被封闭，而对革命的宣传员则处以极刑。临时政府屡次想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哥萨克兵被派到各省去维持秩序。
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参加内阁的领袖们都拥护临时政府的措施，他们认为有必要与有产阶级合作。人民群众很快就唾弃了他们，而转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因为布尔什维克坚决主张实现和平、土地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以及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在1917年9月，事情发展到爆发危机的地步。克伦斯基和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违反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舆情，同有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结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此就永远失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大约在10月中旬，《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文章，表现出人民群众反对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情绪：
“这里是一张他们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成绩单：
策烈铁里：在波洛夫采夫将军的协助下，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扼杀’革命士兵的活动，并批准在军队中施用死刑。
斯柯别列夫：起初是说要对资本家的利润征税百分之一百，而最后却企图解散各工厂的工人委员会。
阿夫克森齐也夫：把数百名农民和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关进监狱，封闭了几十种工人和士兵的报纸。
切尔诺夫：签署‘帝国’诏谕，勒令解散芬兰的议会。
萨文柯夫：公开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结成联盟。如果说这位国家的救星没有能够把彼得格勒出卖给敌人，那只是由于一些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使其无法得逞罢了。
扎鲁德尼：得到阿列克辛斯基和克伦斯基的许可，把一些最优秀的革命工人、士兵和水兵投入狱中。
尼基廷：作为一个卑鄙的警探而活动着，与铁路工人为敌。
克伦斯基：关于他，我们最好还是不说什么。他那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成绩单是太长了。”
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们在赫尔辛福斯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议决案，开头便说：
“我们要求立即从临时政府的行列中清除那位‘社会主义者’、政治冒险家克伦斯基。因为他正在替资产阶级进行无耻的政治讹诈，来污蔑并破坏这场伟大的革命和革命的人民群众。”
所有这一切事态的直接结果，便是布尔什维克的兴起。
1917年3月，工人和士兵以狂澜怒潮之势猛扑塔夫利达宫，强迫那犹豫不决的国家杜马执掌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从那时候起，正是人民群众，即工人、士兵和农民，决定了革命进程中的每一个转折。他们推翻了米留可夫内阁；正是他们的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布了俄罗斯的议和条件——“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在7月间，又正是这些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群众的自发起义，再度袭击塔夫利达宫，要求由苏维埃来掌握俄罗斯的政权。
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不大的政治派别，他们领导了这个运动。由于起义不幸失败，舆论转而责难他们，而他们那些失掉了领导的群众也就潜回到维堡区，那是彼得格勒的圣安东区[A]。接着就是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的搜捕，成百成千的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托洛茨基、柯仑泰夫人和加米涅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地下免被审判；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遭到查封。挑衅者和反动派声嘶力竭地大吵大嚷，硬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想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这种谰言。
然而，临时政府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指控。那些用来证明布尔什维克勾结德国的文件，结果被发现都是假造的；于是， 那些布尔什维克就不经过审判，一个个地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在名义上交保或者连那一套都不要，最后只有六个人仍在狱中。那反复无常的临时政府的庸碌无能和优柔寡断，是一项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布尔什维克再度提出那个人民群众听来是如此亲切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他们并非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因为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还是那班“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死对头。
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工人、士兵和农民那种纯真而简单的愿望，并且据此来制定他们当前的纲领。于是，当那些护国派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自己纠缠在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中时，布尔什维克迅即掌握了群众。在7月间，他们还是被搜捕、被轻视的；然而到了9月间，大城市的工人，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及陆军士兵，就几乎完全被争取到他们这边来了。9月间各大城市的市选举具有重大的意义；选举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仅占当选人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他们在6月间所占的比例却是百分之七十强。
还有一个现象会使外国的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和中央舰队委员会以及某些职工会（最显著的如邮电工人和铁路工人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都曾经非常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原来那些中央委员会都是在1917年仲夏或甚至更早的时候选出的，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很多拥护者。现在他们竭力拖延或阻止任何新的选举，于是，按照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法规，应该在9月间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然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不愿意召集那个大会，认为那距离立宪会议的会期只有两个月，可以不必开了。他们暗示说，到了那时候，苏维埃就要让位了。但在同时，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中，各种职工会的分会中，以及陆军士兵和水兵的行列中逐一获得优势。由于在落后的农业地区，农民的政治觉悟发展得比较慢，而社会革命党又是多年来一直在农民中进行政治鼓动的党，所以农民苏维埃还是保守的。……不过即使是在农民里面，也正在形成革命的一翼。这种倾向在10月间就显示得很清楚，当时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分裂了出来，另行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派，即左派社会革命党。
同时，到处都还有迹象，说明反动势力跃跃欲试。例如，在彼得格勒的特洛易茨基滑稽戏院里，有一出叫做《沙皇之罪恶》的讽刺剧在上演时被一群保皇党人所中断。他们以“侮辱皇上”的罪名，威胁着要对那些演员施以私刑。而某些报纸则开始发出感叹，希望能出现一位“俄国的拿破仑”。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经常有人污蔑地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称为“狗代表苏维埃”。
在10月15日那一天，我与俄国的一个大资本家李安诺索夫作了一次谈话。李安诺索夫被称为“俄国的洛克菲勒”，他在政治信仰上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
他说道：“革命是一种疾病。或早或迟，外国一定要来干涉我们的事务，就象医生要来强行医治一个病儿，教他如何走路一样。当然，这样做是有点不适当的，但各国必须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社会革命’等具有传染性的思想对于它们本国的危险。……现在有一个机会，也许可以毋须引用这种外力的干涉。那就是运输系统已经瓦解，工厂正在关闭，而德国人正在长驱直入。也许饥饿和军事失败会使俄国人民恢复他们的理智……”
李安诺索夫先生着重说明他的意见，认为无论局势如何，企业家和商人决不能允许工厂委员会的存在，也决不能让工人参加管理生产。
“至于那些布尔什维克，他们将被下列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所消灭掉：政府可以撤出彼得格勒，然后再宣布戒严状态，那末，军区司令官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恣意地来收拾那些家伙。……或者，譬如说吧，要是立宪会议显露出任何‘乌托邦’的倾向，那末就可以用武力把它解散掉。……”
冬天来临了——那可怕的俄罗斯的严冬。我听到企业家们这样谈论：“冬天经常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现在，也许冬天会使我们免遭革命之殃了。”在那天寒地东的前线上，饥寒交迫的军队继续在挨饿、死亡，没有一点作战情绪。铁路运输在解体，食物的供应在减少，工厂在关门。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发出了怒吼，说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人民的生活，并且正在造成前线上的失败。科尔尼洛夫将军公开地说：“难道我们必须以放弃里加城作为代价，来唤起国人的责任心吗？”紧接着这句话之后，里加城就被放弃了。
阶级斗争会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对于美国人说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不过，我曾经亲自在北部前线上遇见一些军官，他们坦率地说，宁愿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也不与士兵委员会合作。立宪民主党的彼得格勒支部书记告诉我，国家经济生活的解体，就是使革命信誉扫地的方法之一。有一位协约国的外交官，他的名字我曾经答应不予披露，也以他自己所得到的情报肯定了这件事。我知道，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一些煤矿，是被它们的业主纵火、灌水破坏掉的；在莫斯科的一些纺织厂，它们的工程师在离去时把机器弄坏；铁路上的官员破坏火车头，当场被工人们捉住了。……
有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都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革命，甚至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临时政府，而且他们是毫不犹豫地这样说的。在我所寄寓的一家俄国人的屋子里，餐桌上谈话的主题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说到德国人的来临会带来“法律和秩序”。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家里作客；当吃茶的时候，我们问在座的十一个人，在“德皇威廉或布尔什维克”二者之中何所取舍。表决的结果是十对一，宁愿要德皇威廉。
投机商人趁普遍混乱之机大发横财，把那些钱花在奢侈无度的狂宴中，或用以贿赂临时政府的官吏。食物和燃料被囤积了起来，或者被秘密地运出国外，送到瑞典去。例如，在革命的头四个月中，就有人几乎是公开地洗劫那巨大的彼得格勒市仓库中所储备的粮食，直到后来，两年的谷物储备竟减少到还不够供给全城居民一个月的食用。……根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粮食部长的官方报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咖啡以两个卢布一磅的价格批发出售；而在彼得格勒，消费者却须花十三个卢布才买到一磅咖啡。所有大城市的商店里都囤积着大批的食物和衣服，但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
在一个外省的城市里，我知道有一个商人的家庭全家都做了投机商人。俄国人把投机商人叫做“maradior”意为匪徒，吃死尸的恶鬼。那一家有三个儿子，都以贿赂的门道逃避了兵役。一个儿子在粮食市场上投机倒把。另一个儿子把从连纳矿区非法得来的黄金卖给在芬兰的那些来历不明的行帮。第三个儿子在一家制造巧克力糖的工厂中拥有垄断利润，他以巧克力糖供应当地的合作社，而以合作社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品为条件。所以，当人民群众只能用他们的面包券得到四分之一磅的黑面包时，他却享有大量的白面包、糖、茶、糖果，蛋糕和牛油……。可是，当前线上的士兵们因为寒冷、饥饿、精疲力竭而不能再战时，那一家人却怎样气忿地骂他们为“懦夫！”说他们“作为俄国人是怎样地可耻”呵！……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发现了并且征用了那大批囤积着的物资时，那一家人又把他们看做是何等蛮横的“强盗”呵！
在所有这一切腐朽的外表下面，活动着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黑暗势力。自从沙皇尼古拉二世倒台以来，那些黑暗势力并无改变。他们仍旧是处于秘密状态中，并且很活跃。那臭名昭著的暗探局的特务们仍旧在横行霸道，他们可以拥护沙皇或反对沙皇，可以拥护克伦斯基或反对克伦斯基——只看谁肯出钱。……在暗地里，各色各样的地下组织，如黑帮之类，正忙着企图在某种形式下恢复反动的政权。
然而，在这腐败不堪、谣言蜂起的气氛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一天一天响亮了起来，那便是布尔什维克所发出的沉雄有力的呼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权归千百万普通工人、士兵、农民所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土地，面包，结束那毫无意义的战争，结束秘密外交，打倒投机，打倒卖国行为。……革命在危殆中，它的成败关系着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那早在3月初旬即已开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之间的斗争，这时快要发展到顶点了。俄罗斯已经从中世纪一步跃入二十世纪，它在决死的战斗中向那震恐的世界昭示了两种方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经历了所有那些饥饿和失望的岁月之后，俄国革命显示出何等磅礴的生命力呵！资产阶级真应当多懂得它的俄罗斯一些。革命这种“疾病”将不需很长的时间就会在俄国自然地发展起来。
回顾起来，十一月起义以前的俄罗斯似乎是属于另一个时代，那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保守。俄国的政治生活在全面地向左转，因此，我们的确也就很快地适应这种更新的、变化更快的生活。局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立宪民主党人被视为“人民公敌”而被宣布为非法；克伦斯基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些“中间派”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如策烈铁里、唐恩、李伯尔、郭茨、阿夫克森齐也夫，对他们的追随者说来都嫌太反动了；而象切尔诺夫之流的人，甚至马克西姆•高尔基，都属于右派了。
大约在1917年1月的中旬，一伙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对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作了一次私人性质的拜访，并且恳求他不要说出他们曾经到过那边，因为他们是“被认为太右了”。
乔治爵士说道：“想想看，在一年以前，本国政府还训令我不要接见米留可夫，因为他是那样地左得可怕呢！”
在俄罗斯，特别是在彼得格勒，9月和10月是一年中气候最为恶劣的月份。在那阴沉的、灰白色的天穹下，白天的时间日益缩短，大雨下个不停。脚下的泥泞很深，既粘且滑，到处都布满着重靴的足印。由于市政管理制度完全解体，这种情形就比平常更糟了。凄厉的湿风从芬兰湾刮进来，阴寒的浓雾翻翻滚滚地卷过街市。在夜晚，因为提倡节约，并且害怕德国的齐百林飞船来袭击，所以街灯很少而且间隔很远；在私人住宅和公寓房屋里，从下午六点钟到午夜有电灯，一支蜡烛要卖四角钱，煤油少得可怜。从下午三点钟到早晨十点钟全是一片黑暗。盗案和破户抢劫的事日有增加。在公寓房屋里，男子汉荷枪实弹，轮流地通宵值班。这便是在临时政府统治下的实况。
食物一星期一星期地越来越少了。每天的面包分配量从一磅半减为一磅，后来更减为四分之三磅，半磅，四分之一磅。而到最后，有一个星期根本就没有半点面包。糖如果可以买到的话，每人每月限购两磅，但一般是买不到的。一块巧克力糖或一磅粗劣的糖果，到处的售价都在七个卢布至十个卢布——那至少是合美元一元。市内约有半数的婴儿可以喝到牛奶；但大部分的旅馆和私人住宅有好几个月根本就没有牛奶。在水果上市的季节，街头上的苹果和梨差不多要卖到一卢布一个。
为了能买到牛奶、面包、糖和烟草，人们必须冒着凄风苦雨排成长队，站立很长的时间。有一次，我在通宵开会后回寓所，途中看见那长队在黎明之前就已经开始排列起来，那里面大多数都是妇女，有些人手中还抱着婴儿。……卡莱尔在其所著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曾经说法国人以其排队的本领而高于一切其他的民族。不过俄罗斯人对于这种事倒是司空见惯了。早在1915年，当“上帝所保佑的尼古拉二世”在位时，俄罗斯人就开始站长队。从那时候起，这种事或断或续地一直延续了下来，而到了1917年的夏天，就被固定为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想想那些衣衫单薄、在俄罗斯的严冬中整天整夜站在那冰冷的彼得格勒街道上的人们罢！我曾经夹杂在那面包行列中谛听，听到那从俄罗斯人民异乎寻常的善良天性中所不时迸发出来的咬牙切齿的怨声。
当然，所有的戏院每晚都有演出，星期天也不例外。卡尔莎维娜在玛丽亚剧场演出一出新的芭蕾舞剧，所有热爱芭蕾舞的俄罗斯人都来观赏她。夏里亚平也在演唱。在亚力山大剧院，重新上演了美耶霍德导演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作品《伊万雷帝之死》；而在那一次的演出中，我记得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皇家贵胄军官学校的学员，在换幕时毕恭毕敬地起立，对着那空空如也的、连那双头鹰的帝徽都被抹掉了的沙皇专用包厢致敬……“哈哈镜”剧院上演着施尼茨勒所写的场面极为豪华的《圆舞》。
尽管古物珍藏馆以及其它的一些绘画陈列馆都已经撤往莫斯科，彼得格勒每星期还是要举行画展。那些女性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去听那些关于艺术、文学和简明哲学的演讲。这是一个神智学家特别活跃的时期。那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被允许到俄国来活动的救世军，在墙上张贴着召开布道会的广告，使俄国的观众感到有趣而又惊奇。
在所有这样的时日里，市内小型的社交活动仍在进行，尽可能地把革命置若罔闻。诗人们吟风弄月——却不写关于革命的诗。写实主义的画家们描绘中世纪俄国历史上的场面——就是不涉及革命。妙龄的姑娘们从各省到首都来学习法文和练嗓子。而那些寻欢作乐的、年轻漂亮的军官们戴着绣金的深红色的风帽，佩着精致的高加索刀剑，在旅馆的客厅里转来转去。小京官的夫人们交互地在午后举行茶会，把她所有的每一只金的、银的、镶着珠宝的糖盒子都摆出来，而在她的皮手笼里却只有半个面包。她们所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希望沙皇能够复位，或者德国人会打进来，或者任何能够解决仆役问题的事。……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有一天下午回家时简直气疯了，因为女电车售票员喊了她一声“同志！”
然而，在这一班人的周围，伟大的俄罗斯是处于分娩之前的阵痛中，正在生育出一个新的世界。那些通常被当做牛马一样看待而且薪金比什么都低的仆役，现在也逐渐得以自主了。一双靴子要卖一百多个卢布，而仆役们每月的平均工资却只有三十五个卢布左右，于是他们就拒绝去排队，以免磨破了他们的靴子。但更重要的是：在新俄罗斯，每一个男子和妇女都得到投票权；有工人阶级的报纸，报道着新鲜而又令人振奋的事；有了苏维埃；也有了职工会。马车夫也有一个职工会，他们有代表参加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侍者和旅馆里的仆役都组织了起来，拒绝收小账。他们在饭店的墙壁上贴着这样的条子：“此处不收小账——”，或“不能因为有人必须靠当餐厅侍者来生活，就用赏小账来侮辱他！”
在前线土，士兵们与军官展开了斗争，并且通过他们的委员会学会了自治。在工厂里，那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在与旧秩序的搏斗中获得了经验和力量，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全体的俄罗斯人民都在学着读书，并在读着政治，经济、历史，因为人民想要了解情况。……在每一个城市，在绝大多数的市镇，在前线上，每一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报纸，有时甚至有几种报纸。数以千计的团体，把成千成万的小册子分发到军队、农村、工厂、街道里去。人民群众那种被压制得这样久的对于教育的渴望，随着革命的爆发而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革命的头六个月里，单单从斯莫尔尼学院一处，每天就运出数以吨计的、满卡车、满火车的文件，充塞了全国。俄罗斯人民吸收读物，就象赤热的沙漠吸收水分一样，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那些读物并不是什么荒诞的神话、伪造的历史、枯燥无味的宗教书籍或毒害人心的廉价小说，而是社会经济的理论、哲学和托尔斯泰、果戈里、高尔基等的作品。
还有那滔滔不绝的言词，和它比较起来，那为卡莱尔所形容过的“法国大革命时洪水般的演说”只不过是涓涓细流罢了。在剧院、马戏场、课堂、俱乐部，苏维埃的会议室、职工会总部以及兵营里，到处都在进行着报告、辩论和演讲。……在前线的战壕中，在农村的谷场上，在工厂里，到处都在举行会议。……看到普梯洛夫工厂中涌出四万人来听演讲，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呵！他们在听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人讲话，不管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只要他们愿意说，他们就听。好多个月以来，在彼得格勒以及俄罗斯全国各地，每一个街头巷尾就是一座公共讲坛。在火车上，在电车上，往往临时发生大辩论，到处都是如此。
那些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把横跨欧亚两洲的人们聚集在一堂。这时有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合作社的代表大会、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大会、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大会、僧侣的代表大会、农民的代表大会、各个政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俄民主会议、莫斯科国事会议、以及俄罗斯共和国会议。在彼得格勒，经常有三四个代表人会同时在开会。在每一个会议上，所有想限制发言时间的企图都被否决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畅所欲言……
我们访问过里加城后面第十二军的前线阵地。在那里，一些形容憔悴、脚上没有靴子的士兵已经厌倦于绝望的战壕泥泞生活，然而他们一看到我们却跳跃了起来。他们的脸色疲惫不堪，他们的肌肤透过那破碎的衣裳显得冻紫了，可是却急切地询问道：“你们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给我们读读？”
那些表面上看得到的表示政体改变的标志是很多的。在亚力山大剧院前而有一座叶卡特林娜女王的雕像，它手中擎着一面小红旗，而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上也都飘扬着红旗（已经有点褪色了）；帝俄时代的花体字帝徽和鹰徽或者已经被拆毁，或者已经被遮盖起来；而代替那班凶恶的巡警来巡逻街道的，是一些态度温和、不带武器的民兵。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不合时宜的事在发生。
例如，彼得大帝所颁布的“官阶表”——那是他用铁腕来钳制俄罗斯的东西，这时仍旧被遵行着。从学龄儿童起，几乎每一个人都穿着那适合其社会身分的制服，钮扣上和肩章上饰有沙皇的鹰徽。在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满街都是那些穿着制服、夹着公文包的降服过来的老公务员，从那宽敞的、象军营一样的部会或政府机关公毕回家。他们心中在盘算着：也许在他们的上司之中有一大批人就要死了，那便会使他们提升到八等文官或三等文官等令人馋涎欲滴的官阶，将来退休后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养老金，而且还可能获得圣•安娜十字勋章呢。
这是枢密官索科洛夫的故事：在革命高潮之际，他有一天穿着日常的便服到枢密院来开会，结果被挡驾在门外，因为他没有穿上沙皇官员规定的制服！
就在这举国沸腾、旧社会土崩瓦解的背景上，展开了俄罗斯人民群众那种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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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里德。来源：《震撼世界的十天》。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