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成立前竟然是这样做保密工作的

从192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起，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止，历史分期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马克思主义者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两党共同缔造了第一支中国国民革命军，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保密工作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

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要在秘密中进行，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任务所决定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一方面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掠夺之下，处于封建统治和军阀混战局面之下；另一方面，赤手空拳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北洋政府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而无所畏惧地去救国、去唤醒中国的劳苦大众，他们深知，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改造旧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尽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但他们都怕共产主义，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消灭在摇篮里。两军对垒，敌强我弱，彼此力量悬殊。在这种政治历史条件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只能而且必须秘密地进行。

在言行上保守秘密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中国革命先驱，都有炽热的革命激情，对帝国主义无比仇视，对封建统治者无比痛恨，他们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唯物史观》等文章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人民群众；用《共产党宣言》以及“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等革命口号来唤醒群众；用组织革命群众团体，发动工农兵学商罢工、罢课、罢市等进行斗争。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北洋政府惧怕了，帝国主义势力着慌了，他们用残暴手段对付马克思主义和爱国运动。北洋政府和各地军阀在逮捕学生运动领袖、工人运动领抽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者下了毒手。陈独秀被捕了，周恩来被捕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志士被捕了。经过种种斗争，陈独秀、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先驱虽然获释，但斗争的实践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深刻教训：要保护自己，打击敌人，首先必须从言论和行动上注意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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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姓埋名”。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当一部份是大学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有身份，影响大，在群众中有号召力，是革命的先驱。但他们名声大也容易被敌人注意。因此，他们在宣传马列主义和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一般都采取了隐姓埋名的方法。绝大多数用代号、化名、笔名，也有用外文字母作代称的，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都曾用过许多化名和笔名，周恩来多用”伍豪“为代号，邓颖超曾用”逸豪“作化名，任弼时曾用代号P.S等等。

二．深入工人中做秘密发动工作。1920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人。他们反对剥削，反对压迫最坚决，有极强的战斗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但是，工人阶级刚刚登上政治斗争这个大舞台，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即用共产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从自在阶级变成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自为阶级。于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秘密深入到工人中举办夜校、工人俱乐部，成立工会，并在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引导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制度的政治斗争。

三．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革命先驱认定，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组成一个强大的革命阵营，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反动派开火。强大的革命阵营必须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首先秘密建立一些革命团体以积蓄革命力量，则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准备。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进而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这些秘密的革命组织有章程、有制度，不仅在内部互相讨论救国救民大计，还经常用互相通信办法交流思想，抒发政见。例如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用“平安家信”方式投寄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蔡和森等同志信》就深入探讨了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信中说：要进行革命，“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广泛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以后，就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1920年8月起，在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等人帮助下，上海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北京的李大钊等，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等，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广州的谭平山等，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等，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秘密进行了如下几项准备工作。

一．秘密翻译和翻印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被列入“禁书”之内，一旦发现翻译者和传播者就要逮捕入狱，直至杀头。固此，翻译和翻印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采用秘密手段。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等，首先翻译出《共产党宣言》，印发1000余册；接着又卫出版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并在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刊物上介绍了《唯物史观解说》、《阶级斗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知识分子中、在工人中秘密传播，成为武装他们思想的强大的战斗武器。

二．从思想上为建党作准备。从1920年5月至1921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了近百种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报刊。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秘密编辑、印刷、发行，但公开流传。编辑者、印刷者、投寄者均是秘密的，报刊一旦发出去则要求读者越多越好。

当时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觉悟》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共产党》等月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人周刊》、《曙光》，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社会主义者》、《劳动界》、《群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励新》半月刊等。这些报刊重点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掠、北洋政府的反动、各地督军的腐败；同以张东荪、黄凌霜、师复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有组织有纪律，鼓吹“绝对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谬论邪说展开论战。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报刊传播真理，作了大量宣传工作，战胜了无政府主义，为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三．与反动派的“查禁”作斗争。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巡捕房惧怕真理，视革命书报刊物为洪水猛兽，他们成立丁缉侦处、检查组，常驻邮局和交通要道、轮船码头等地，专门查禁革命书报刊物。为了对付敌人的缉侦和查禁，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采取了如下三项保密措施：

（一）秘密出版印刷。一般都自写、自编、自印，多数用蜡板刻写后油印，少数用铅印，都在秘密中进行。

（二）刊物被查禁后改名继续出版。例如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说：“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6期以后t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继续出版。

（三）秘密散发。据1921年7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共产主义者组织建立后，即成立了出版部，用3600元在上海购买了一台印刷机和铅字，把宣传品印成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四．与工人相结合。建党前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是知识分子。要建立中国共产党，要使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做工人阶级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深入到产业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到就近工厂给工人做报告、做调查；陈独秀亲自创办了上海机器工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穿上工人服装进厂做工，并改名为“换服”，表明自己是工人中的一份子。长沙的马克思主义者李中，到造船厂后做了打铁匠。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工人中，既发动了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又把自己掩护在劳动群众之中，这是一种最好的秘密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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