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柳青的继承人？

一

路遥（1949.12.2—1992.11.17）在很多文字中，也在不少场合都特别强调，柳青（1916.7.2—1978.6.13）是他的导师。既然如此，就应有衣钵承袭的关系。据已有的资料，导师云云，基本上是路遥自许。这倒不是说路遥对柳青心存崇敬，主动站到柳青的门墙之下，需要经过考试，并且得到柳青自己的认可。文艺领域自有其师承方式，它可以手把手地教，学习者能够亲炙教诲，耳提面命；但也可以是学习者确定一位认识或不认识、活着的，甚至是已逝的人，通过自己对其作品深入细致地品读、赏鉴，把握其方法和方向，并有意识地将心得贯穿到自己的写作或其他艺术实践中去。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后者特别需要一种高度的认同，而且，这一认同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应该涵盖精神层面。当然，也不排除两者的结合。至于考试，更是可有可无。只是对那些自许的弟子来说，在说着导师的时候，难免要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够格，能不能当得起传人的身份。但即使如此，是不是继承人的问题最终却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而只能由历史裁定；不像财产的继承，由遗嘱人指定或法律认可继承人的身份。那么，在柳青辞世三十九年，路遥也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到了该给他们的师承关系做一个结论的时候了呢？换言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路遥是柳青的传人呢？

路遥，柳青的继承人？-激流网郭春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博士，教授，博导，主要学术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学和文化研究。

为什么现在应该讨论路遥和柳青的师承关系呢？一方面是两人辞世多年，却始终未见深入的讨论，虽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兼及两人关系的论文，但基本上仍在特定的论题和论域中，而鲜有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自2014年底以来，因《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改编版第二版的播出以及近年来几本路遥研究专著的出版等引发了新一轮的路遥热。[1]但这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理由，一个更为内在而迫切的原因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走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点上，在城镇化将以更迅猛的力度和速度推广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农村将向什么方向走，农民又将如何面对新一轮的城镇化所带来的无法预知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农业将如何发展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面对这样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当下，我们确乎有必要追问文学将向何处去，文学将如何书写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在我看来，在思考这个大问题的时候，路遥和柳青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一个颇为有效而理想的切入口。

认真地想一想，我们会发现，一方面，路遥与柳青身上存在着太多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可另一方面，你会惊讶于他们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不同甚至相悖的地方，而且，特别值得深入剖析的是，那些看似相似的东西却包含了内在的紧张，甚至冲突。我们需要追问，那些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在两代人之间是如何形成的，那些不同甚至相悖的地方又是从哪里并且怎么生长出来的？柳青已逝，在路遥完成了他奉献给导师的习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2]，或在他将柳青尊奉为自己导师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了那些不同的东西？如果他意识到了，他如何化解？如果并没有意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那些相同/相似的与不同的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在我看来，这些相同/相似的东西再现的正是历史的赓续，而那些不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历史的断裂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将柳青和路遥的写作史置于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创业史》的写作及其内容均与新中国的发端对应，而《平凡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1980年代的开始。如果依次向两端延展，那么《创业史》的开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阶段，也是从更早的辛亥革命以来的整个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开始，而《平凡的世界》则是告别70年代，乃至一定意义上的60年代和50年代，进入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说也就蕴含了9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后的当代中国的走向。也就是说，对路遥与柳青师承关系的考察必须放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展开。

让我们从路遥与柳青的相识开始。1973年2月20~28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小说、‘三史’（家史、村史、厂史）和连环画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路遥作为作者参加。柳青受邀讲话，这是“柳青‘文革’以来第一次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也是路遥第一次见到柳青。[3]不知道路遥第一次见到柳青的时候是否已经读过《创业史》。1973年9月初，路遥被推荐并参加考试，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是路遥正式由王卫国更名为王路遥的开始。据说，路遥在大学里读了四遍《创业史》。[4]1977年8月，大学毕业的路遥因其出色的文学创作才能被分配到陕西省文艺创作室主办的《延河》（1977年7月由《陕西文艺》恢复为原名）任文学编辑。病中的柳青在医院中坚持修改、撰写《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于1977年10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下卷自1978年2月在《延河》连载刊出。[5]路遥作为刚刚进杂志社的年轻编辑，一定不会放过与其导师的见面机会，我们也有理由推断，路遥应该读过《创业史》第二部。1977年（具体时间暂时无法考订），路遥曾经带着朋友去医院看望柳青，柳青还在路遥带去的《创业史》上为之签名“好好学习”。[6]

路遥，柳青的继承人？-激流网柳青

我们无法确切地统计路遥与柳青一共见了多少次面，包括见面的时候“师生”之间的谈话内容也不甚清楚。但是从路遥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在柳青全部的写作成就中，未完成的《创业史》是路遥最为钦佩的作品。在路遥看来，《创业史》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到那时为止的最高成就：“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周扬同志……公正地把《创业史》列到了首席地位。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7]就小说艺术而言，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是衡量其艺术成就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是，我们同样清楚，人物从来不能处在真空状态，他必然是历史的人、社会的人，是一定现实环境中的人，更重要的是，作为形象的人物，其内涵、精神、情感、思想观念乃至其行动等等，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那个形象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形式，一个失去了内容的抽象存在。对于这一点，路遥无疑非常清楚。否则，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而翻阅大量的报纸，竟至于翻报纸的手指头被磨破的地步。[8]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他的叙述时间与历史吻合，另一方面，也是让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与历史建立真实的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对柳青而言，《创业史》的写作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根据我对生活的分析，全书要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农村的私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革命改变了私有制，也在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我的小说描写的重点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根据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我深感到中国农村发生的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共产党强加给人民的，农业合作化也不是共产党强加给农民的，党领导教育农民，使农民认清了社会发展方向，广大农民自愿放弃了私有制，接受了社会主义公有制。”[9]也就是说，小说中那些成功的艺术形象与1953年开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母体与胎儿的关系，没有合作化运动就没有梁生宝一家，也不可能有改霞，同样也不会有郭世富、姚士杰。路遥对此不会不知道，因为即使不从一般历史知识的意义上说，1949年出生在陕北农村的路遥虽然经历却因年幼而对最初的阶段缺少准确的记忆，但此后的人民公社时期正是路遥人生成长的阶段。而当路遥开始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始于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已经基本完成，在小说中，这也是路遥用了很多篇幅，从各种不同角度细致描写的重大事件，甚至可以说，从小说的情节设计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三部曲叙述的转折点，是叙事推进的根本动力。那么，在路遥设计这一叙事动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创业史》的叙事动力了吗？他意识到了这两者之间恰好构成了一对反方向的两极了吗？换言之，《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的叙事动力是对立的。问题是这一对立对将柳青认作导师的路遥，意味着什么？

二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轻松地给路遥贴上“去政治化”的标签。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就试着以柳青的方式来思考过，他说：“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这个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10]一方面，生产责任制本身就是政治，路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路遥是否深刻地理解了这一政治的内涵，更进一步，路遥对其未来的可能性是否有预判？或者像同时代的作家，比如王润滋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剥削和贫富差距？另一方面，路遥坚持了来自其导师的文学观，文学必须面对生活和历史。对路遥而言，这个生活和历史既是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画卷，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经验，包括来自主流媒体的间接经验，这也是他翻阅那么多报纸，希望将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和作品中的人物放在时代的背景中再现的根本原因。我们当然不能要求那时候的路遥对媒体有自觉的批判意识，更重要的是他曾经的饥饿、贫穷乃至各种苦难的经验，以及生产责任制落实之初农村所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在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作用于他，即使路遥已经在繁荣中看到了那些不良倾向，甚至很坏的东西，但他更愿意将其归结为历史的代价，并且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提出解决的方法（不是方案，在我看来，这也是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与柳青《创业史》非常大的差别），更具体地说，路遥依据自身的经验和教训，几乎没有深入地思考他与柳青在更深层的政治意义上所存在的差异，几乎无保留地接受了8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形态。[11]

这样说，并不是要苛责路遥，路遥的不深刻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是时代的作用；但这同样也不是为路遥辩护，而是要借助于分析，去辨析、厘清80年代以及80年代叙事的来龙去脉。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处理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的过程，但在这其中却又隐含了来自底层的一定的自发性。第一卷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孙少安有了儿子后，他“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恓惶了”，“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饱！”于是，孙少安想起了赶集的时候听到的一位安徽来的铁匠说的事。安徽小岗村在农村改革的叙述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神话，自然，在路遥看来，这个消息由安徽人提供最合适。于是，孙少安筹划“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12]。其结果无需赘述，自然是社员们都举双手赞成，除了被路遥塑造成“职业革命家”的孙玉亭和因自身利益考虑而仍然固守集体化道路的田福堂外。路遥还为此杜撰了一个“合同”。值得分析的是小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错位。从情节看，第一卷结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也蕴含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表征新时代到来的消息则由生产责任制显露，而且，这是一个半自发的过程，是自我觉醒的结果，因为小说直到第二部开头才开始写高层对生产责任制的争论，以及政府推动下的实施过程。这样的叙述顺序如果是有意为之，我想，路遥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顾及到叙事脉络上的连贯性和局部的整体效果；其二则是对农民的自发性的表达，当然，它也是小岗村神话的叙述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政策的制定者被视为被动者，而贫困、饥饿的农民则是行动者，但方向却是从集体中退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平凡的世界》颠覆了《创业史》的顺序和逻辑。但有意味的是，《创业史》颠覆的是1949年以前对中国农民形象书写的模式，突出的是梁生宝这一政治上觉醒了农民如何带领大家，克服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自私性，走上集体化的道路；而《平凡的世界》则让孙少安顶着压力，回归了小生产者以家庭为单位的、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道路。我们理应清楚地记得，这是柳青在《创业史》的开端就以梁三老汉的形象着力表现的内容，也是整个《创业史》通过梁三老汉如何被改造而加以批判的对象。如此鲜明的对立，路遥如何应对？在路遥的文字中，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思考。难道在路遥这里，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也许，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立场来看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真的不那么重要。虽然是两个道路，可是，当我们回到道路的起点，我们发现，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目标，起码是现实中最切实的目标，就是不再忍饥挨饿，不再缺衣少食。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南辕北辙也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吗？上述问题真的是一个伪命题吗？

路遥，柳青的继承人？-激流网《创业史》

且让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中来。也正是在第二部开始的部分，路遥将柳青转化成了小说中的作家黑白。不能说黑白就是柳青，但无疑黑白与柳青有很多重叠的地方，甚至连年龄都一样。[13]路遥没有将《平凡的世界》写成与《创业史》的对话。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没有构成对话性关系的地方，既形成了与柳青之间触目惊心的对立关系，也显豁地体现了两者在对待农民自发性等方面的态度、方式乃至立场的不同，更直接地说，在事关主体性的地方，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方向，但这两个方向之间又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孙少安们之所以选择包产到户，是因为贫穷；梁生宝们坚持走集体化的道路，也是因为贫穷。包产到户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富起来的人却并不是靠农业，不是仰仗土地，也与农业技术无甚关系，孙少安就是依靠砖瓦窑生产砖瓦，联系80年代中期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90年代后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状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的田海民也是靠发展养鱼这一家庭副业富裕起来；同时，最初的制度设计是先富带动贫穷，最后共同富裕。但田海民夫妇竟然拒绝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四爸入伙。有意思的是，路遥对这一举动的解释。他将其完全归结为田海民妻子的天性：“生性就是如此。在她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本事，谁受穷受恓惶，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她的公公也不例外！”；路遥称这一观念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并声称“这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v]甚至可以说，80年代以来农村富裕的基本路径是通过乡镇企业及个体企业和农副业的发达实现的，是以一定程度上放弃农业实现的；而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其实来自于80年代之前的城市工业化和人民公社的工业化。但孙少安们认为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大锅饭，也就是集体化，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要摆脱贫困，必须单干。很明显，这与他自己的致富方式根本就是矛盾的。而梁生宝们则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地主富农的剥削，父辈们靠勤劳营务庄稼既不可能根本改变贫穷的面貌，更不可能让所有贫穷的人都过上好日子，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还必须彻底消灭剥削，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必须发动群众，发动贫下中农，克服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将集体利益作为最高追求。

正是这样一些观念上的差异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和《创业史》之间更内在的不同。在柳青的构思中，《创业史》原本打算写成四部。但不幸的是柳青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创业史》四部的大致安排是，第一部写互助组和农业合作化的开始；“第二部里写农业合作化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以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14]就完成的第一、二部来看，时间跨度大约是从1951至1955年左右。柳青用60万字的篇幅讲述蛤蟆滩的历史上，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就作品的体量而言，显然，《创业史》要大于《平凡的世界》。柳青对作品规模的考虑与路遥有根本的不同。当路遥决定一定要在40岁前完成一部大规模的作品的时候，他想到了柳青，但他想到的是柳青的遗憾，壮志未酬，赍志以殁，他自己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但他恐怕并不理解柳青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笔墨，四易其稿，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修改，追求着一种被阎纲称为“准确性”[15]的品质，而他的修改既是基于对他笔下那些“熟人”的尊重，更是建立在他热情而深入地投身合作化运动的实践基础之上。作品的规模取决于合作化运动展开的方式和进程，即使柳青也有与路遥同样的文学理想，但柳青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如何真实地再现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然而，正因为是前所未有，其中的艰难难以想象。就其涉及到的层面就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乃至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改造，对农民而言，就是要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基础上，克服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包括其自发性，而最高目标就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所渴望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想社会。所以，我们在《创业史》中看到的是，觉醒了的梁生宝们如何殚精竭虑地教育着蛤蟆滩的人们，如何以身作则地带领大家走集体化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化道路是克服小生产者的形式，并不是最终目的。因其艰难，更因其前所未有，所以必须细致、深入，必须以教育与斗争相结合的方式，而主要是教育的方式，所以，当“改造”被很多西方理论的崇拜者当做权力与规训的体现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回到教育的意义上来重新思考这个伟大的事业，而且，在这个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是教育者，社会是教育者，共产党员干部是教育者，人民是教育者，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在进行自我教育，因此，这个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塑造的过程。借用葛兰西的说法，“现代的大工厂与其说是异化的地点，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学校。”[16]教育的事业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我看来，这才是柳青拟想中的《创业史》规模宏大的根本原因。柳青说过，“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17]所以，柳青的写作过程与他全身心地投入合作化运动的实践根本就是同步的，就是同一性质的工作，或者也可以说，写作其实是他参与合作化运动的实践的一个部分。也正因此，我们才能在《创业史》中看到梁生宝、高增福、梁三老汉、素芳等等这样一群普通人艰难而曲折的进步和成长。但是，它不是发端于资本主义世界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的成长小说，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育小说。

三

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孙少安们的自发性的回归，因为它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爆发，在1949年以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在这一自发性中像梁三老汉那样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挣扎在贫困线上。新中国建立以后，从土改完成到互助合作，直至人民公社时期，自发性始终存在着。或许1957年的那一次更严重，换言之，在合作化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在大跃进即将开始，人民公社即将全面铺开的1957年，这一自发性的爆发更显得刺眼。柳青为此特意暂停了《创业史》的写作，而专门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狠透铁（一九五七年纪事）》。[18]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他（引按：指狠透铁）的全部活动的精神目标都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努力克服群众落后的因素。但他的敌手王以信却把群众落后的因素当做资本，尽量迷惑、利用农民的自私、本位、不顾大局的一面。”[19]在我看来，这是柳青与路遥、梁生宝们与孙少安们的差别，这也是两个时代的差别，甚至是两种社会建构的根本的原则性的差别所在，学术化的表达就是在主体性塑造的方向性差别，因而是一个政治性的差别。

虽然《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在整体上并不构成对话关系，但路遥在一些地方通过对作家黑白的有关叙述，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集体化、合作化运动历史的理解，以及他对现实中那些问题的态度。黑白向田福军讲起去农村调查的情况，老人非常激动，批评也非常严厉而尖锐：“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田福军说服老人的办法仍然是数据，就如他作为改革者的代表在原西县委会上所列举的那些数据一样[20]，他同时还强调“要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变革是否利大于弊……”，路遥还让田福军表达了他对《创业史》的理解：“这本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作家当年力图展现正剧，没想到他自己却成了悲剧。”[21]这也呼应了路遥写于1980年的《病危中的柳青》所说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的“错误”，也可以说，到1986年下半年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已经基本上只在纯粹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的意义上肯定柳青的价值了。而这一点实际上在《病危中的柳青》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第二部《创业史》给路遥留下来的最深刻印象在尾声部分，柳青为梁生宝“怎样平息这场纠纷”而精心设计的、环环相扣的情节。最有意味的是，路遥将病院中的柳青比做了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高增福：“他现在真像《创业史》里的单身汉高增福一样：带着一种悲壮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领着他的几个还未成家立业的‘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们的冷眼中，不屈不挠地进行艰苦的创业。”[22]我不知道，柳青面对这样的比喻会有什么想法。我想，老人大概也只能哑然无语。说得严重点，也许对路遥而言，梁生宝就是可笑的吧。然而，多少年前，梁生宝是无数农村青年学习的榜样，梁生宝的工作方式是无数农村干部学习的模范；而在人民公社解体多少年后，人们竟又要“寻找梁生宝”。[23]这确是一个悲剧。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路遥对柳青衷心的赞美，他将“叙事诗人”的美誉赠送给柳青，他愤怒于病中的柳青遭遇的不公平，他钦服于柳青在病中坚持创作的顽强精神和毅力，他折服于柳青放弃城市十数年生活在农村的境界，他敬佩柳青对土地、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他高度认同于柳青把写作视为普通劳动的态度和做法，但我还是要说，他其实并没有全面地理解柳青的诗情和诗兴来自何处。在写于皇甫村的一篇纪实文字中，柳青谈到了他诗情的由来：“我站在撒着银灰色的冬霜的枯草地上，望着大队大队的已经被社会主义思想动员起来的劳动大军，在严寒中冒热气的镐河上运动，我仿佛觉得自己要变成一个诗人似的，那么想歌颂这个时代。”[24]这段文字几乎涵盖了柳青作为诗人的诗情的全部内涵：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祖国和土地。

路遥继承了柳青对祖国、土地和人民、劳动的热爱，继承了柳青对生活和文学的热情，特别是他对黄土地的深厚之情，和对劳动及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是这个时代极其难得的宝贵财富。路遥完成了柳青的文学遗嘱，他的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全部关于陕北的写作填补了文学史对陕北书写的空白。而且，路遥是以生命为代价来完成这个使命的。所以，与其说是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的柳青在病榻上坚持写作的情景让路遥震撼了，不如说他为未竟的事业而挣扎的意志使路遥终生难忘。于是，在《人生》取得成功以后不久，被鲜花和红地毯包围的路遥，很快清醒地选择了从“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25]中退出。他要为陕北写一本对得起她的历史和现实的大书。但是，路遥对历史的理解显然是不完整的，路遥的时代对历史的叙述不仅不完整，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去历史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普遍主义隐含其中，路遥深受其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必须再次提醒的是路遥和柳青共同面对的贫困和饥饿，也许正是同样的贫困和饥饿造成了路遥对柳青政治立场的误读或忽视，同时也造成了路遥将完全不同的历史视为反复的同一性的历史认识，殊不知贫困和饥饿原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就如同繁荣也有不同的方式一样，但路遥并没有他的导师柳青那样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和视野。

路遥，柳青的继承人？-激流网路遥

王安忆为悼念路遥而写的文字取名为“黄土的儿子”，的为确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地之子”。赵园在《地之子》一书中指出，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土地革命的“地之子”是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对土地、乡村和农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种自我指认，其中饱含着一种文化自豪感。但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这一文化自豪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作家以“地之子”为骄傲，也看不到多少原本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作家还以“地之子”自许。然而，路遥是一个例外。如果说柳青是对现代“地之子”家族的延续，那么路遥就是对柳青这一代“地之子”的延伸。实际上，路遥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他来自陕北农村的很多生活方式。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平凡的世界》解读成一个从农村出逃的故事。即使是孙少平，虽然离开了农村，成了一名煤矿工人，但他对劳动的态度与他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劳动是孙少平获得尊严感的最重要方式，甚至也是他摆脱烦恼的手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将孙少平看成一个个人奋斗的典型。在我看来，孙少平身上最闪光的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理想主义光芒。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读者那里，孙少平常常被解读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或者一个典型的80年代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但这不是作者、学者和读者的错，而是时代的问题。

对路遥而言，他之所以无数次地强调“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既来自柳青这样一些前辈作家的启示，也与其“地之子”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所以，他说：“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所以，路遥的世界是平凡的；然而，这平凡的世界里因为有路遥这样的劳动者而可爱，而路遥也因其普通劳动者的贡献而崇高。

然而，我们仍然会看到路遥的孙少平、孙少安与梁生宝、高增福在境界上的差异。孙少平的理想主义确实是带有个人性的精神追求，是个人的道德完善，是独善其身的个人英雄主义，孙少安对村人的接济同样是出于传统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观念，出于其善良的天性，所谓德性。路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德性的来源显然并不很合理，需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作为所有人的德性该如何培养的根本问题。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地方正是路遥对其导师的误解和误读所造成的结果。但我仍然要说，个中主要的原因必须归于时代和社会。80年代初及其后的新启蒙所宣扬的普遍主义思潮和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日常生活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路遥抽取《创业史》中的一段话作为《人生》的题记的做法就隐含了两代作家深刻的继承关系，以及其中深刻的差异。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了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解放前，由于社会影响很坏，好些年轻人不自觉这一点，常常造成生命力的浪费，甚至碌碌终身，结果对社会事业毫无贡献。解放后的青年团员徐改霞，尽管是个乡村闺女，她早已懂得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人生了。”[26]

上引是《创业史》中的话，路遥截取的是前面一部分，从“解放前”开始的一段被舍弃了，于是，1953年农村女青年团员徐改霞的进城选择变成了1980年代初高加林的进城奋斗史，热情歌颂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伟大作家柳青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伟大的文学家，甚至还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这么认为，直至今天，仍然有专业的学者说，“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步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27]，于是，被抽空了社会主义革命意涵的“人生”开始成为那个时代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对路遥与柳青而言，并不是彻底的断裂，毋宁说是延续中的断裂、继承中的舍弃。

注释

[1] 新版《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于2015年2月26日同时在上海的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开播，共56集。导演毛卫宁，华视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出品。第一版播出于1989年，共14集，导演潘欣欣，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厚夫著《路遥传》2015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刚著《路遥纪事》2014年3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海波著《我所认识的路遥》2014年2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五卷本《路遥全集》第二版。

[2] 参看厚夫著《路遥传》，第253页。据说这是路遥向他弟弟王天乐透露的消息。

[3] 参看《路遥纪事》，王刚编著，第62页。

[4] 参看《路遥传》，厚夫著，第95、99页。很显然，路遥这个阶段读到的只是《创业史》第一部。

[5] 参看蒙万夫等著《柳青传略》，第165~17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6] 宋建和《清明时节拜柳青》，《价格与市场》2014年第6期。

[7] 《病危中的柳青》，路遥全集之《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7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以下凡引自该版全集，只注全集书目及篇名。

[8] 《早晨从中午开始》，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1页。报纸包括小说的故事时间所覆盖的1975~1985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

[9] 转引自蒙万夫等著《柳青传略》，第163~164页。

[10] 《早晨从中午开始》，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2页。

[11] 实际上这些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根本原因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有：（1）粮食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2）农贸市场的开放和经济作物日益增加增多；（3）苏南、浙南、岭南等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繁荣；（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参看温铁军著《八次危机》、高默波著《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等著作。

[12] 《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第398~39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13] 参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1页有关内容。1958年，黑白43岁，正是1916年出生。诸如挂职副县长、写过反映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等等都可以算是向柳青致敬式的挪用。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308~309页。

[14] 参看阎纲《<创业史>是怎样写成的》，第104页。

[15] 阎纲在《四访柳青》中就讲到，“据我所知，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创业史》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手册，尤其是在陕西。”而他自己在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也学着按照《创业史》的方式去作农村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深感到这部作品授人以理，施人以教的准确性。”（《当代》1979年第2期，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