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婚外包养的案例调查，考察这种特定形式的边缘亲密关系对打工妹的主体意义。文章指出，异化的劳动、社会排斥以及与家庭分离使年轻农村女性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在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支持下，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临时性情感慰藉和支持。然而，进入包养关系往往将打工妹置于越发孤立的境地，陷入双重边缘、进退两难的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婚外包养是近年来引发热议的社会议题，也得到学术界的一定关注。
富士康的女工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台湾和香港男性在大陆的包养现象，初步探究了人口流动、经济不平等以及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设定与婚外包养现象之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人口流动为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寻求向上流动机会的农村女性提供了相遇的机会。对来到大陆的香港男人而言，他们背井离乡，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各种家庭照料及性服务，因此选择在大陆包养二奶以便获得这些服务。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而言，她们在城市中缺乏机会，从而将婚姻视为获得较好生活的跳板，但由于嫁给城市男性的机会很小，因此选择成为在大陆工作的香港男人的二奶。
沈秀华通过对台商的外遇案例研究后指出，对台湾和大陆女性赋予差异性且相互冲突的女性气质的文化设定促成了某种“家庭劳动的跨海峡分工”:台湾妻子被归类为“发妻”，承担着家庭的照料者的传统责任;而中国大陆女性则被归类为“情妇”，被斥为是台湾家庭的破坏者，对于男性只具有性和娱乐的功能。谭少薇对香港男人的婚外包养行为的研究则指出，包括媒体、社工和原配妻子在内的社会话语将“我们(香港女人)”和“她们(大陆女人)”对立起来，将男性包养描述为一场不同女性群体间的战争，它免除了男性外遇责任，同时使他们的通奸行为正当化，而在媒体对男人外遇事件的高调报道中，隐含了“花心是男人的天性”的预设，往往暗中指责原配妻子们无法保持对丈夫的吸引力[3]。
由于研究者身份的限制，多数研究缺乏被包养女性的视角，往往隐含这样的假设，女性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来源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才会选择成为二奶，从而将这些关系刻板地、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钱色交易”。这种对女性进入包养关系“动机”的功利化理解，忽略了亲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不可忽略的情感意义。
本文聚焦于女性在包养关系中的主体经验:她们为何又如何进入这种边缘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对她们又意味着什么?本文重点关注外地打工女性的经历，分析亲密关系与乡城迁移以及城乡、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勾连。
文章的分析主要依赖于笔者于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以及2007年6-8月在广州和宁波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对婚外包养的定义采取“社会生成”的方式，即由知情者给笔者介绍他们认为的处于婚外包养关系的当事人，然后分析这些关系的特点，由此总结婚外包养的通常理解。本研究收集到的个案具有三方面的相似性
相对长期的同居关系，往往有固定的共同居所;
同居关系中一方为已婚男性;
另一方为男方合法配偶外的女性，并在经济上依附于该男子。
笔者对16位在包养关系中的女性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到受访者家串门，并参加他们日常娱乐和社交活动(比如朋友聚会、泡吧、唱卡拉OK、逛街、美容美发)。其中9人是外地女性，多数为初中或者小学学历，只有一人有高中学历，因为打工来到广州或宁波。她们的男伴中，5人是生意人或者高级白领，4人是广义的工薪阶层。其他7人是广州本地女性，学历程度比打工妹稍高，其中6人的男伴都是生意人或高级白领。
为更完整地阐释城乡流动和性别机制对打工妹个体生命的形塑以及对其包养经历的影响，下文将围绕阿芳的故事来展开论述，并辅之以来自其他进入包养关系的外地打工女性的生命体验。
二、“在这边玩几个月就回家了”:成为“二奶”
“沈家村”是广州城北一个城中村，村里有近百栋6-7层的楼房，楼间距不到1米，是名副其实的“握手房”。在村里居住的2万余人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外来打工人员。阿芳就住在这个村里，6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房租每月500元。阿芳家地上铺着瓷砖，客厅摆放着三件套木沙发和配套的茶几。这是我在广州见过的最宽敞整洁的外地人住所。尽管如此，屋里比较昏暗，也没有本地人家里必备的空凋。
阿芳26岁，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子。19岁那年，幼年丧父的她看到村里出去打工的女孩子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和新鲜玩意儿，萌发了外出打工的念头。尽管母亲反对，她还是跟着老乡从贵州乡村跑到广州，在制衣厂、鞋厂、玩具厂都做过。因为只有小学学历，她的工作就是做计件工，每天在流水线边上站上10多个小时，每月能挣到400-800块钱。
打工生活艰辛而单调，让人疲惫厌倦，但阿芳享受用自己挣的钱买东西。最难驱散的是孤独感，常一个人掉眼泪，直到遇到她的初恋小强。小强在桑拿房跑堂，做的是粗活，却是一个温柔的爱人。
流水线
他会在阿芳情绪低落时鼓励她，在失眠时安抚她，也会在两人做爱之后拥抱她。尽管家里反对，但这对年轻的情侣打算存够钱后就结婚。但为了挣快钱，小强背着阿芳加入盗窃团伙，案发后被判入狱7年。
小强刚入狱时，阿芳不断写信鼓励他，还试图找关系把他“捞”出来，白白花了1000多块。救出男友无望，等待则意味着用7年去换一个未知的结果。阿芳选择了放弃，并由失望转为怨恨:“在一起那么久了，就算穷一点，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这样做，一点都不为我着想，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尽管备受打击，阿芳没有把事情告诉家里。“跟他们说也没用，他们也帮不上忙。”为了逃避痛苦，她努力加班，不加班的时候就尽量和打工的伙伴聚在一起。
一次夜宵上，她认识了潮州人阿建。阿建已婚，有三个孩子，在广州做手工制品的小生意。阿建之后频频约她吃夜宵。阿芳不特别喜欢阿建，但为了打发时间，去了几次。直到两个月后，阿芳因为暂住证过期被抓。阿建闻讯后赶到收容所，把她赎了出来，接到家里，让她好好休息。
阿芳回忆说:“我觉得他人很好，就跟他在一起了，一开始是感激。我跟他在一起后，他就告诉我不用上班了，在他那里住，说工厂的几百块，他也可以给。我做工厂也做烦了，就想着来这边玩几个月就回家了。”
在笔者的调查中，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成为打工妹摆脱困苦、压抑、缺乏安全感的打工生活的非预期性选择。这些外地女性在进入包养关系前，都在工厂或餐厅打工，工作辛苦、单调且收入微薄，常伴有身体的疾痛和精神压力。她们平时住在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通常一间超过10个人;宿舍制度方便了资方对于劳动力的管理，但在狭小的宿舍空间中，个人诉求被压缩到最小，并因为无法避免的互相干扰形成舍友关系的紧张和矛盾。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对流动人口的管制让她们不时面临驱赶和暴力的威胁。异化的劳动、社会的排斥以及与家庭的分离使这些年轻女性在打工生活中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
一些受访的外地女性尝试通过同男性打工者建立恋爱关系来形成坚实的纽带，以获得情感满足和生活意义，但因为经济压力、家庭反对、工作流动性等原因，这些恋爱关系却往往很不稳定，关系的破裂又给她们造成新的困扰和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段经济稳定的、有共同居所的亲密关系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阿芳这样的漂泊者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感觉象“家”的地方，可以使她们在长期艰辛的、缺乏乐趣的打工经历之后，获得一丝解放，可以“玩几天”。
三、隔离与自我隔离
阿芳和阿建同居之后就辞职了。不久，因为阿建生意的关系，他们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自从与阿建同居后，阿芳减少了与同事及朋友的来往。空间上的距离使她很难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一些联系慢慢断了。
她也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她的处境，尤其是那些可能会给她的家人和同村带消息的熟人。渐渐地，跟阿芳联系的就只有打工时认识的两个好姐妹。尽管她们不赞同阿芳和阿建在一起，但她们并没有嫌弃阿芳。
2004年阿芳流产，两人前来探望，带了很多保养品，说了许多关切的话。阿芳大为感动，视她们为真正的朋友。然而，这两个朋友在2005年初回到家乡结婚。分别一年间，阿芳同她们大约通过6次电话，每次的间隔越来越长。阿芳发现与她们保持电话联系很困难，而且彼此的人生道路已经大不相同。
除了一个例外，我所调查的打工妹都在进入包养关系后便不再工作。大多数打工妹放弃工作一半出于自愿，一半出于男友的要求。男人们希望女伴呆在家里有各种考虑:这是一种爱女伴的方式，使她免于辛劳，同时也能确保她的精力完全投注于家庭;与此同时，这样还可以减少她结识其他男性的机会，以保持关系的稳定性。
然而，离开工作场所、脱离熟人视线使得这些女性与她们在城市中的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脱离开来。尽管基于信任、关心和包容的朋友关系一定程度上得以维系，但打工者流动性和生命轨迹的分叉使得打工妹之间友谊之花也常难结出互助之果。
进入包养关系后，打工妹一方面退出了原有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也难以与所居住的社区建立新的社会连接。由于她们同已婚男人的同居关系是非法的，且有悖主流道德，在包养关系中的打工妹大多尽量减少与当地社区的接触以避免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除了回贵州看望家人(大约1年1次)或偶尔去市中心“大采购”之外，阿芳很少离开沈家村。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家做家务或看电视;实在闷得发慌，她会去楼下阿靓的档口打麻将或做手工活挣点零花钱。
她在沈家村没有朋友;她不和人们谈论自己的生活，也几乎从不请邻居去她家。如果遇到困难，她尽量自己解决，不想让邻居们知道。
沈家村是一个人际交往频繁的街区。这里的住户多由老乡、朋友介绍而来，不少拖家带口，彼此间经常走动，相互照应。一楼的档口以及街口巷尾是重要的社交和娱乐空间。结了婚的女人在那里照看孩子，顺便接点手工零活，聊聊家长里短。
阿芳不在场时，我就曾在阿靓的档口听到邻居们议论:“她(阿芳)肯定是被包的，每天都在家，又不上班”;“她那个男人是潮州人，潮州人不会娶外地人的。”
闲言碎语是一种道德话语，通过话语的传播，道德标准得到传播和强化。对此，阿芳深谙其道。为了免于直面道德审判，她刻意与邻居们保持距离:“没有必要的，就不要让别人知道……被人在背后说感觉很不好，他们也没有资格说这个，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你何必说?”
在对社会交往结构和个体心智生活的精辟分析中，西美尔指出，在大城市中，个体间广泛但匿名的联系可以产生个人自由和个体性，并在城市居民中形成一种对信息无动于衷的态度;而在规模较小的社交圈中，人与人之间有限但紧密的交往强化了一致性和统一性，并在个体之间形成强有力的纽带[[5]。
外地移民所形成的居住社区就像大城市中的一个小镇。社区内人员组成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使其无法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实质制裁，从而给阿芳这样的“离经叛道”者栖身的空间。
但这些外地移民社群内部的社会交往却类似于小镇或小乡村，透过邻里的频繁接触和闲言碎语，社会主流的规范和道德规则得以传播。因此，阿芳依旧备感压力，试图将自己隐藏起来。她选择呆在一个联系紧密的邻里网络的外围，这样她同其他女性的交往也就受到了限制，无法享受到紧密关系的好处。
四、“伴侣”纽带
阿芳最初设想的几个月的“清福”，到2006年已经持续了两年多。阿建负担两人每月1500元的开销，阿芳偶尔出去逛街，他也会给二三百块。阿芳帮他照顾家里，做饭洗衣，以及相互陪伴。“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的，有个人陪陪比较好。”虽说日久生情，但阿芳对阿建无法产生对小强般的情感。“别人老公老婆的我叫不出来，我就叫他鸟，他也叫我鸟，不知道怎么叫起来的，很傻的。”
阿建内向寡言，习惯独自面对生活上的问题。两年多的相处，阿芳能看出他表达关心的方式，比如在她回去贵州老家的时候，主动给她几千元钱，或在她生病的时候，给她做好吃的。
阿芳说，他这个人也不是不关心我，不体贴我，他很死板，不表现出来，心里还是有点关心的。不像我，老是为他想些事情，比如买菜，他喜欢什么买什么。我性格就是这样的，为别人想的比较多。
尽管如此，阿建已俨然成为阿芳在广州最信任和亲近的人。她习惯将自己每天的经历告诉他，无法做决定的时候，也会询问他的意见。例如，阿芳最初向阿建隐瞒了她接受我的访问的事。
根据阿芳的猜测，阿建可能不认可，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告诉了他。当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她说，“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跟他说，不说好像有点别扭。”
对阿芳和受访的其他打工妹而言，成为他人眼中的“二奶”不仅仅是一种过上经济上有保障的生活的手段，这一关系为她们构筑了一个家。男性对她们的喜爱、关心和善待—在困难时的帮助和安慰以及日常相处中的关心和疼爱，是她们重要的情感慰藉，在城市中获得一份人格化的生活和一定的归属感。她们以真挚的关心和照料用以回报男伴的善待，维系家人般的相互依赖。
其他外地女性的故事也同样表现了他们与男友间在情感上的相互回馈。例如，在同男友分手以后，阿英这样评论那个比她年长将近40岁的男人:我在外面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体贴，对我这么好的，好像比我自己父母还好。我被他感动了，我是一半被他的钱感动，一半被他的人感动……其实到现在吧，我在心里还是感激他的，他真是一个好人。如果有一天他老了，他痴呆了，他残废了，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情愿去抚养他，因为好像他真的是帮了我。
另一个打工妹阿红坦言当初进入包养关系的时候，是看在钱的份上，对方允诺每个月给她500块，然而在交往了几个月以后，男方遭遇破产，陷入债务危机。阿红不仅没有离开他，还竟然愿意去做小姐“骗其他男人钱”帮助男方还债。她说:“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很好，我要做什么他都顺着我，我要吃什么他也都给我买，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现在有麻烦了，我应该报答他。”
五、“今天不知明天事”:未来打算
阿芳深知这段关系不会长久。阿建一早就告诉过她，他不会和老家的妻子离婚。在阿芳眼中，阿建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他不善言辞，过于实际，与阿芳期待的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
阿芳坦言，即使阿建离婚，她也不一定会嫁给他，她仍然希望找到一个心心相印的伴侣。她甚至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和阿建在一起这么久:“我就是傻，书读太少了。我跟他又没钱又没名的，不知道图什么。”
但阿芳也想不出，如果离开阿建，自己能干什么。26岁，她不想回到工厂，那里没有盼头，自己年纪也大了，拼不过小姑娘;她希望找办公室的工作，但没有学历，根本不敢去应聘。阿芳也不想回老家随便找个人结婚。
在阿芳的老家，过了25岁就已经是个老姑娘了。为此，她的母亲多次打电话来催促她回去结婚，并帮她在老家物色了几个相亲对象。但她并不认为在家乡能找到她想要的伴侣。
“我们那里也很难找，很多男的没钱，又打老婆，又没事做，成天喝酒，喝了酒就又吵又打，这样过的很没意思。”而且，如果夫妻间缺乏沟通交流，这样的婚姻也不值得期待:“有一次(回家)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长得还有点帅，看上去也老实。后来我想跟他聊聊天，他说他累了，想睡觉，傻死了!我不想象我爸妈那样，两个人都不说话。”
学者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年轻一代重视婚姻中的感情纽带，并且期望用语言表达情感[[6]。研究者们记录了农村进城女性在努力寻找理想婚姻关系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因为缺乏感情，她们不愿嫁给家乡的农民;如果难以找到心仪的对象，她们往往选择延迟返家的时间，以此延长她们的单身生活。
而阿芳作为“二奶”，还身陷更为尴尬的处境。在和阿健同居后，她几乎没有机会和其他的男人深入接触，建立有婚姻可能的亲密关系。
当问起未来的打算，她叹息道，今天不知明天事，过一天算一天吧。想了也没有用，反而心里难过……也许我这个人就是注定要受苦受罪的……有时候我怪我妈把我生下来，怪爸爸走的那么早，但是又想想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也很辛苦，怪谁呢?人家说，妈妈这么伟大啊，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觉得真是不应该把我生出来。生活没什么意思，很烦。
相对于筹划未来，阿芳选择等待，直到某些事情发生迫使情况改变，比如，阿建不得不永久性地离开她，回去家乡，届时她也不得不返回老家嫁人。在那一刻，她无需选择，只是走向无法逃遁的宿命。
对阿芳而言，面对无法解答的生活难题，所谓的积极筹划带来是更多的痛苦和无力感，而拖延和逃避反而成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积极”策略。
六、小结
在笔者调研的婚外包养案例中，不少外地打工女性，如同阿芳，难以清晰地阐述这段关系对她们的意义。亲密关系为女人承载的浪漫如“爱情”的感受或现实如“赚钱”的逻辑都不能捕捉她们的体验。
与通常对于“二奶”的想象不同，她们不爱那个男人，也不强调男人提供经济支持以作为爱的凭证;她们对时尚消费不感兴趣，也未能通过与已婚男人的关系实现向上流动。
阿芳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来到都市，但经历的是身心俱疲的劳作、伤心失望的恋爱，和措手不及的收容遣返;她希望通过打工改变命运，但似乎无力改变回到农村与不爱的人结婚生子的宿命。
对阿芳而言，生活向她展开的是一场充满苦难的旅程—从艰辛、心酸的打工妹生涯到无从期待的婚姻生活。那么，与阿建之间安稳又不乏情谊的亲密关系是暗淡的人生轨迹中一次非预期性、暂时的、离经叛道式的逃离。
阿芳所面临的困境广泛存在于笔者调查的外地打工妹中:她们走出农村，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在城市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困苦和挣扎后，梦想变得遥不可及，而生活的苦楚变得清晰刺目。
这是嵌入在血汗工厂的生产体制、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和父权制婚姻体系中的打工妹的人生轨迹。在这个意义上，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反而成为她们失意人生中的中场休息，在“临时性”的家中，抵御着对她们而言残酷的世界，并在其中获得些许的温情和慰藉。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温情的家也将她们与外部世界及可能存在的社会资源进一步隔离，使她们陷于越发边缘的处境。在对于打工妹梦魔的极有创见的解读中，潘毅将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面对资本主义、户籍制度和男权文化的撕裂时呈现出的身体痛楚、梦魔和出口视为一种“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挣扎”，“打开个体抗争经验的崭新可能性”。
本文亦将打工妹的边缘亲密关系选择视为一种抗争。然而，这是一种高度依赖于男性情欲和男权制度的个体抗争，给打工妹带来的是拖延式的抵御，却鲜能改变命运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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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索未。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