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空间：城市公社与左翼青年

一、献祭者

2017年，当我踟蹰在东莞工业园区衰败的街道上，就如同走在了实体经济发展的低迷里，风中飘荡的，除了下半身产业被遏制的怨念，一发牵动了酒店业的生死起伏，还有曾经多少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的廉价的辉煌，已被扫进了人口红利尘土飞扬的黄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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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年轻人辗转奔赴了后工业城市的服务产业，留下残喘于流水线代工厂里的中老辈无产阶级们，继续着艰苦的日复一日的异化劳作。

前段日子，自媒体生产出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推文，屡试不爽地击(炸)中(出)了身处于后工业中心的小资白领、学术民工和预备中产们的认同。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鲸吞了外来年轻人的活力，上下班的拥堵不堪，透支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人们反复被资本社会的逻辑搅拌着，不知疲惫地在自媒体上里消费着“阶级固化”的话语，像是与干瘪的胃部交流。

人们恍然发现当他们以为可以凭借才智，努力，上进，在城市生根落户等个人奋斗的语境正在逐渐地失效，代之的是“我差不多是个废人”的丧文化的风行。

此时此刻，身处象牙塔里的我们，正在迅速滑向资本社会的庞然大物，心有惶惶然。三十年多年前，大学生是包分配工作的天之骄子，是过了独木桥的统治阶级预备队，即使到了本世纪初，大学生仍然被寄予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当经济下行，提醒我们一个欲哭无泪的就业环境，各种精致的简历漫天横飞，大学生即将被抛入下一波产业后备军；人才市场到达历史饱和，待业青年这个贬义词在官方宣传中渐渐变成为慢就业。

往前两年，人们想到了创业，伴随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谁都想检验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风口的飞猪，望着程序员和金融行业一度突破天际的公司们，众人一度受到鼓舞，涌入万众创新的高潮；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抛弃，可时代这个渣男总是不辜负自己，拔鸟走人。

更多年轻的创业者们不仅成为了湮没在时代高潮中的先行者，顺便，也为国家带动了一波拉动内需上的经济数字。

（“对不起，创业失败是你自己的责任，和国家无关”，不禁想起了当年下岗潮时期某并不是工人的著名小品演员以其特有的风格喊出，“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某长发飘飘的著名歌手献唱一首《从头再来》，一个时代的痛苦也许不会从头再来，如卸开磨盘的驴)

谁是资本时代最轻描淡写的“被献祭之人”(挪用一下阿甘本的概念)，他们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被媒体集体边缘化的新工人阶级与“新穷人”们，他们曾经是共和国名义上的主人，如今卷入了全球产业最低端的血汗工厂，成为俯拾皆是的讽刺。

城市里的高架桥无法容纳他们的未来，而农村的家越来越褪色为一个回不去的符号；他们用双手和肩膀撑起了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腾飞，却日益贫困，后代子女沦为留守儿童，因为教育的阶级再生产，无法翻身。

被献祭者，也可能是身为青年人的你和我。即使你认为自己优雅地脱离了体力劳动者，端着星巴克咖啡杯行走在高档写字楼，没有关系，你面对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消费主义浪潮，以前谈论诗和远方某瓣首页，都被化妆品、美食和八卦攻陷，居民被不断的上杠杆，工作，消费，月光，借贷，工作，消费……不断循环，正是无数只小白鼠永不疲倦地跑轮，才让资本主义规避商品过剩危机，得以续命。

我们，不过是被市场调节的产物。

二、续命

之前危言耸听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共识：一切个人的烦恼，都不仅仅是个人的烦恼，就好像一切个人奋斗，都要兼顾历史行程。我们是原因，更是结果。

社会学的一个任务，即是在具体情境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

接着，我们会发现，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国企的下岗潮流，无数人的工作生涯戛然而止，为二十年后各种甚嚣尘上的女德班提供土壤；身边的大学生都被空虚迷茫拷问，把手机里的王者荣耀当成末日小船，这是大学扩招十多年后的一个小的副作用；越来越多高学历人群走进传销，伴随实体经济的疲软和老板们的跑路潮，整个社会陷入虚拟经济的盲目崇拜。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曾经谓之洗脑的政治教科书，我也是偶然翻起马原毛概，才想起经济危机。”由于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厌烦，我们睡过了很多有价值的课程。人民的屠龙术。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驱赶不散幽灵(与此驱赶不散，是马克思主义)，在这种令上一代中国人倒背如流的语法里，围绕着市场经济的理想基本玩法：有消费，工厂才有进行生产，有订单才会开工雇佣工人，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去购买商品。

然鹅，市场总是盲目扩大生产，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连锁反应，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被扩大，被剥削了剩余价值的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并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消费，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又造成了工人的普遍失业。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都手拉手心连心地走向了全球资本主义？

答曰：国家自以为能通过财政和货币调控，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简称，凯恩斯为xxx续一命。

话又说回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也自带着非主流的经济危机bug，每年国家会持续性的挖坑，大量印钞，大量基建，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至于那些待业的、家里蹲的，预备就业的大学生，政府鼓励万众创新，就先画一个大饼。

资本主义另外一个续命方式是消费主义，前几个有一个牛逼的词汇，叫供给侧改革。当政府投资和外贸逐步转向了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国家规划首要的任务，我们名正言顺进入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是一对孪生子。

曾经的住房商品化，将财富从人民中迅速剥离出来，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当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投资基建保障就业的钱只能来自卖地。政府出租土地，商人开发土地，建成的高楼大厦可以撂倒一群中产阶级，让穷人无房可住。国家需要房价永恒上涨来覆盖不断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接盘是人民，也只有人民了。

三、游荡者们

我们青年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原子化的社会结构，我们被人潮吞没在了地铁盒子里时，本雅明指曾经生动写出了发达工业社会下人与人的关系，许多人，彼此并不相识的人，密集地共处一个空间，但却不打招呼，不攀谈，每个人只顾着自己如何顺利地前行。

繁华的都市像高速流动的沙粒，每粒沙子其实都顾着自己的流动，因为高速，所以无暇顾及他者。反而喜欢起在某个空间经营自己的小小巢穴。

韦伯则更加悲观，他意识到了由理性构成的科层制下，人们被桎梏在了日常生活的“铁笼”之中，科层制就像是一条流水线，科层下的人就像是操作的工人，科层制不关心操作的是谁，只要按照规范操作就可以了，整个科层制出现这样的非人格化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成为了必然。这是社会分工决定的。

那么，当我们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孤零零的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暴力的对象，任何个体都如此软弱无力，经历着苦闷与彷徨，如何联合起来，如何保持清醒又不失反抗；我们能否创造一种“诗意的空间”，来抵御来自资本社会方方面面的“异化”，这正是题中之意。

四、当代情境主义国际

情境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文化思潮，并在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发出着最强音。早期情境主义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积极要求建构具体的生活情境，以此获得真正的生存状态。在抗拒美国商品文化卷入欧洲的过程中，情境主义从介入政治的艺术活动理念转向对整个资本主义景观的批判。

波德在解散情境主义国际时表示，情境主义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我们不能仅仅将情境主义理解为抽大麻的嬉皮士和安那其主义的小流氓。

事实上，立足于日常生活“游击战”的情境主义花样繁多，比如拒绝玩规则不合理手游，比如不为双十一的营销所动，不要在空虚寂寞时选择恋爱、甚至结婚，比如看IP剧时顺便对其进行资本主义的文化分析，再比如提倡反对版权的优盘—赛博社会主义精神，一步一步消解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五、希望的空间

如何实事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式”转向“后福特式”。这也让“无产阶级”的构成和反抗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新的无产者──诸如物流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员工。他们和产业工业一样，蕴含着颠覆资本主义的力量。

同时，脑力无产阶级，也就是技术人员和白领的存在也耐人寻味，一方面资本家可以给脑力无产者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他们的消费能力变得日益强大，但他们作为消费者，也正遭到层层的盘剥。所以当你看到在自媒体上大吐老板苦水的，假装生活的，基本上是这些“小资”。

哈维在《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中，提到了和传统左翼不同的思路，阶级斗争的首要场域，已经慢慢由工厂转向街区，反抗立足于城市，城市是全球资本主义所塑造的，逐渐演变为维护资本主义的血肉躯壳。

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为我们提供了整洁的街区、读书会和高房价，中国的城市中心有相比欧美大城市更良好的治安条件。但我们需要明白，今日主导城市发展的权力，仍然在强大的金融资本和财团掌控之中(中国情况仍有特殊)，城市化是为了资本流动和增值，而非为了民众宜居。组织起新无产阶级，抵御原子化，为来更良好的城市权利而斗争，就是今日要解决的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

京沪穗深以及诸多的二线城市，已经在地产商的猛烈催促下，急吼吼地跑步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城市的巨型化必然催生了无数交错的街区——最新国务院出台的城市规划意见，强调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街区制度孕育并发扬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典型的街区打破了封闭小区式的藩篱，从而彻底与周围环境糅为一体，文化上是开放的，流动的，街区的存在有利于消除日常生活和艺术界限的，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因此哈维提议，新无产阶级应当在街区建立公社，城市的基布兹，对城市空间的资本运动进行民主化管理。

现实中并非不存在“半公社”化的组织，如各大城市的雨后春笋生长的青年空间，就是公社服务＋青年旅社的形式存在，但是商业化的、小资化的；“北京工友之家”就是觉醒的工人们创立的，因为地租原因，退出到了五环外，但周围加工工业和小商业繁荣，为“工友之家”提供了街区的便利，工人博物馆附设有图书馆、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等设施。他们因“在大行其道的时尚文化、消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个诗意的文化空间。”，注定会被历史铭记。

城市里的青年人也不应该桎梏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想象力：自发的形成的城市公社，筛选出志同道合的无产者们，推行着不涉及财产关系的互助空间，在这里，配有可共享的图书室和电影放映室，白天他们深入各自的岗位，程序猿在写字楼里打哈欠，学术民工给导师们跑项目，有人在街头作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有人在街尾开设洗衣房，文艺青年定期在街区从事创作。晚上聚集起来探讨国内外大事，规划生活和职业，玩玩狼人杀，不对……晚上应该从事批判活动。

这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止步与此，那只能称作一场温和的萨帕塔运动，一场后现代主义者的异托邦的畅想，街区可以收编文艺青年、学术民工、码农、自媒体人、性少数群体，但它无法推及到更广阔的底层人群，长期坚持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斗争并非良策，也许我们可以把城市公社看成是一次过渡，是新无产阶级的重新聚集起来反抗的节点，而真正需要的是做共同筹划斗争理论和斗争目标。

历史进程走到哪里？

六、知识阶层无产化

1999年前后，大规模下岗潮，承接的是大学大规模的扩招，客观上，把一部分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时间向后推延，有利于下岗人口再就业。扩招的前几年，大量落后城市和农村的人才成为大学生，涌入了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掌握知识，新生无产阶级的素质有了整体提升，同时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也正是因为大学扩招，大学生的人数倍数级增加，广大的大学生被进一步推向了市场，十几年来，没有人会预料到学历贬值会如此之快，甚至超越了学历深造，大学生阶层早已削去了统治阶级预备队的光环，日趋无产阶级化，培养了像我这样有点文化但全无用处的知道分子，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大学扩招走到了2013年，为教育产业化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不可避免的，使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向精英人群靠拢，有丰富物质资源的人的后代开始占据文化资本，而无产阶级的二代即使努力也难以追上学历贬值的速度，这一点美帝走在了我们前面，当富人的孩子注定读私立学校，拥有良好的社交网络，还玩命拿奖学金，穷人的孩子则下午三点钟放学，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悄然完成了。

个人奋斗，越来越成为一种幻觉。

在大学扩招进行最初几年，由于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大扩张，为当时的青壮年提供了大量的中层岗位，大城市逐步形成了一批收入颇丰中产阶层，谓之中坚。而现在的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往往是一个单位里被剥削最严重的人群，是企业最大的利润来源，也就是说，年轻再也不是资本，而是一茬一茬的剩余价值。

听起来令人沮丧，但翻开知识阶层无产化硬币的另一面，无不蕴含着深刻的革命意义。当北京高校的知识分子进入东五环外一个叫皮村的城边村，教授工友以文学，培养许多范雨素这样有自觉意识的写作者；

越来越多人“补课”了资本主义的迫害，15年是一个转折点，网络上泛左舆论开始压制自由派以及小粉红这种新右翼话语，消解了五年前微博里的五毛和公知的对立；毛派和新托派渐渐回溯成一种思潮，对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路线进行否定；过去的中产多是附属于大资本和官僚势力，多信奉新自由主义，如今的预备中产以女权主义、酷儿主义和生态主义作为泛左翼武器，是创造社民空间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这只是一个开端。

七、新时代左翼青年何为

二十世纪末，红色阵营的普遍崩溃，国际共运陷入最低潮，风水轮流转，后冷战的“历史终结”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随着全球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极点，被反建制派的“川普”们反噬。

历史远没有终结。

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左翼青年不仅仅做到阶级意识的觉醒，同时要把自己从传统梦魇中解放出来，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自己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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