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二月七——八日，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纪念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五位青年作家遇难两周年。这五位青年作家是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何孟雄等同志。
这次党内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夜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关于这次会议，著名的美国记者伊罗生在《〈草鞋脚〉序言》中曾提及过。
这次党内会议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非常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我现在就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说起。
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是这所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是接替拉狄克担任这个职务的。米夫长校以后，对东大中国留学生支部进行大清洗；名义是清除“托派”，事实上是米夫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图。这次清洗运动在莫斯科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除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外，很多人都被戴上了“托派”、“右派”……等等的大帽子，被开除党籍，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这次清洗的结果：王明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米夫由此控制了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但这不是米夫的最终目的。虽然米夫认为，控制了中国留学生党支部，就是控制了中国党的中层干部，然而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党的中央，由他来领导中国的党。这样，米夫就想把东大的王明支部转移到中国国内，夺六大中央以后的权，由他的心腹王明等人另组新的中央，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
王明
王明是米夫的忠实走狗。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王明回到国内。回国后他先是住在中央宣传部机关，其时李立三是宣传部长，王明此时没有具体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酬谢。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的做法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件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三中全会之后，四中全会之前。我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其时我与李求实一道工作，在办党的地下报纸《上海日报》，李求实将王明被捕事件的详细经过最先告诉了我。
王明获释后，要李立三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认为，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人，有米夫做后台，来头不小，野心很大，而且是反他李立三本人的急先锋，因此他不便给王明安排工作。这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李立三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的工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李立三对我说：“王明要求工作，你们给他安顿一下吧！”我当时心中有数，便对李立三说：“好吧！我们安排他罢！”我按照组织的决定，安排王明、博古两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不久，米夫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王明也因他的“救世主”的到来而精神振作，飞扬跋扈，时来运转。
本来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承认和检查了过去所犯的错误，但米夫到中国后，又以反“调和主义”为名，主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米夫只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便成立起由他控制的临时中央。在选举过程中，米夫耍阴谋诡计，宣布凡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党员（指“二十八个半”）都有表决权，还说：他代表国际，反对米夫就是反对国际。出席四中全会的老干部、工人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都一致反对他这种违反党章规定的做法，并集体退场表示抗议。米夫王明集团炮制的文件说，他们是多数，在表决中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这真是弥天大谎。事实是根本没有进行表决，更谈不上有所谓“一票之差”了。我们不同意米夫、王明等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改组党的中央，当然也不承认由米夫操纵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我们按原来的中央组织系统照常开展工作，王明诬蔑我们“另立中央”，其实我们不是另立中央，而是根据原来六大中央的组织工作着。
米夫后来多次找我谈话。他说反对王明的症结就在我的身上。我反驳他这不是我个人、而是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米夫提出，希望给他一个解释四中全会问题的机会，我们就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中央一个重要机关的所在地）的花园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米夫杀气腾腾地作了一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和党的状况，我们只能采用“非常”的方式、紧急的措施，超越六届中央的组织系统。他还说，由于六届中央系机会主义的领导，并因此造成中国革命失败，所以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他又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多数，但你们错了，这样也不能算多数，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我们反对米夫以“老子党”自居的独断专横作风，认为米夫一笔勾销中国革命的成绩是错误的。我们一致反驳米夫污蔑毛泽东领导的苏区“一贯右倾”、“富农路线”、“军阀倾向”……等等的不实之词。我们认为党在白区的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我们尖锐地指出，王明根本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不懂马列主义，他既不会打仗，又不会搞工人运动，他们要老老实实地到基层锻炼，不能平步青云直上中央。我们郑重声明：米夫要把我们统统开除是不合法的。辩论在激烈地进行，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结果破裂了，米夫蛮横地宣布将我们统统开除出党。这次会议是在四中全会之后、上海东方饭店会议之前召开的。鉴于米夫—王明集团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我们便起草了一个文件，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一百余人，其中有我和何孟雄、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陈郁等同志以及各省的省委书记、工会负责人、各组织系统的代表。毛主席派来的一个苏区代表团、方志敏派来的一个赣东北根据地代表团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几个代表也在文件上签了名。这份文件是由我亲手交给米夫的，并要求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我们起草这份文件并有那么多人签名的意图，是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的态度，说明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求第三国际召回米夫，收回六届四中全会的成命，解决米夫给中国的党造成的严重困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意图，还在于向第三国际表明我们不是居于少数而是多数。当时我们还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国际路线》，由李求实等同志负责主编。刊物的宗旨和内容是反对米夫—王明集团的。我们在请米夫转送给第三国际的文件中，有特别注明这是绝密文件、不得公开的字样，但是，米夫把这份文件给了王明，并在他们一伙中公开了。
为了商讨党的领导突然被米夫、王明一伙撤换及我们的党籍被开除，我们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为了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停留于内部辩论的阶段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便由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筹备、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的党内会议，会议由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上海、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来问我：是否请柔石等人来参加，我同意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党的会议，它讨论全国的工作，坚持党的六大路线，反对王明集团。所以这次会议不是“左联”的会议，“左联”五烈士是后人的提法。当时在文化工作方面，我们曾建立了一个叫“文化革命联合会”（简称“文革联”）的组织，它的纲领是李求实写的，其内容是如何发动文化战线的工作者对内反对王明集团及其错误路线、对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文革联”的负责人系李求实和谭寿林。李求实翻译过杜斯退亦夫斯基的传，二十余万字。谭寿林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全总的秘书长，他写过一部小说，由泰东书局印行，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反映广西农村状况的，解放后重印了，董老有题词。在全总搞文艺工作的还有一个叫童长荣的同志，他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组织抗日联军，后在盘山战役中阵亡了。马尚德（杨靖宇）也是在花园会议前由全总派到东北去的。
左联五烈士，指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的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
我本来要去东方饭店会上作报告，但其时因有一个外省同志来找我谈话，我去迟了。当时还有许多人因有各种原因未及时到会。史文彬也去出席了会议，但因事提前离开了会场。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同时进行。当时被捕的有党、团、工会、文化小组系统、外省市、苏区……等七、八个组织系统的三十五位同志，后来有的获释了，有的被判处死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龙华秘密枪杀的有其中的二十三位同志。
显然，国民党的这次大逮捕是有叛徒告密的。我个人认为叛徒的告密档案是有的，问题还是不难搞清楚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判案也是有档可查的。
王明一伙曾谣传，说出卖何孟雄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孟雄自己的干儿子。据我知道，何孟雄很年轻，他根本没有什么干儿子。
那么，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的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他是与潘闻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潘又名文玉，是向忠发的秘书，与唐虞是连像。唐虞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过贪污行为，是他通情报给蒋介石的特务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审讯何孟雄、李求实等人时，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隐蔽在法官的后面，一一指认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必须着重指出：王明一伙干这种罪恶勾当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为了镇压他们的反对派，维护其一小撮人在党内的独裁统治，他们以两种卑鄙的手段杀害我们的许多同志。一种手段是如派夏曦到洪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派另外一些打手到其他苏区，以抓所谓“AB团”、“改组派”及“审干”为名，残杀了许多无辜的革命战士，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杀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亦同样进行。另一种手段是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指认党的负责同志，借敌人之手来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东方饭店党内会议的遭到破坏和龙华惨案的发生决非孤立的、偶然的，它是王明一伙破坏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之一。
对于在东方饭店和其他几个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事件发生后，上海沪东区的一个负责人（王明系统）在路上遇到全总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你们不要反王明，你们不听，今天不是吃了亏吗！”此时，王明还派顾顺章搜查我们同志的住地，顾顺章对被搜查的同志说：“你们快离开上海罢！否则，我们对你也不客气了！”凡此都是有关同志亲口对我说的。
从上所述，究竟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以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1981年10月，罗章龙在北京寓所
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三十五位同志被捕后，我们曾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设法营救他们。参加营救委员会的有我、史文彬及其爱人、陈虞卿（原名罗章凤，中央军委、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后来牺牲）和济难会的同志。李求实、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的亲属也参加了营救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派家属给被捕的同志送东西，在送去的食品中夹有给他们的信，信上详述了我们的营救计划。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很快就联名用代号回信给我们，信中说他们彼此之间相处极好，他们已经感到他们之所以被捕系由于叛徒的出卖，因此他们叮瞩我们要当心那些“伙友”（指王明一伙）。当时.我们还募捐了一笔营救的款项。林育南的父亲得到我们的通知，很快就派人前来，并领了一些钱。但是，在何孟雄等同志被叛徒在敌人面前指认为重要人物之后，营救便成为不可能了。我们每每忆及此事，内心就对王明一伙叛卖革命的罪恶行径无比憎恨，悼念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二十三位烈士的悲痛心情不能自已。
曾经有人把何孟雄反对王明的斗争说成是个人之争，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斗争的实质。斗争的实质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以何孟雄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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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章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1981年第1期。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