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杨继绳系统进行党史造谣的理性选择——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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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懒得对杨继绳的造谣发言的，看了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之后，实在是忍不住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像杨继绳这样无耻和投机呢？

老田老家是蕲春县，与杨继绳的老家浠水隔壁，两个县都都流行这样的说法：见蛇不打三分罪。所以，这篇文章并不是对杨继绳个人有什么意见，而是对于他几十年一贯制的这样一种投机方式，觉得绝对不能够再宽容，否则就是与黑暗同流合污了。

文革时期，武汉水院的辩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做“二代红就是二代机”，而杨继绳等人已经做完了三代红和三代机事业，已经开始了向着四代红和四代机转型的时候了。揭露这些系统化的投机分子，算是对追求朗朗乾坤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

一

2014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会议上，首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当面接触的感觉比看书的效果要好。会上亲耳听到杨继绳先生说，他在国外没有任何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会下接触也觉得杨继绳先生与其书给人的印象不同，为人还温和，也能够对话，许多小右派不知道你到底说了些什么，始终沉溺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无法对外部信号作出准确反映，但杨继绳先生不是这样的。

这一次读到他的文革史著作之后，想起他在会上的说法，感到那些都是可信的表白。如果这一次阅读有什么领悟的话，那就是：杨继绳先生选择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有了这一点领悟，就知道杨继绳先生为什么那样去表达他的观点，而且也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真的符合官场需要，其利益实现也真的都在中国国内的胜利者身上。

毛后时代，刘邓是胜利者，历史就应该按照胜利者的需要来书写。在这个方面，杨继绳先生用功甚勤，堪称翘楚。把杨继绳先生全部言说的基础把握到了，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说，以及会说些什么了。

毛后时代共产党党史，作为一种胜利者的书写，首先服务于洗白当权派，而当权派的污点主要集中于1958年刘少奇等人搞共产主义试点引发的“五风”，以及文革前后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这两大污点是胜利者党史写作的核心问题和内容。杨继绳自称的独立党史写作，也同样服务于两个污点洗白的策略，与官方党史写法大同小异，小异的地方是对毛泽东的否定更为彻底，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实践全盘否定。不过，这些小异，可能是新的潜在胜利者所需要的，不是很早就有人说官场已经出现了实力强大的沉船派吗？这个沉船派的目标就是要凿沉大船，自己出位。

不得不说，杨继绳对于当权派污点的洗白，比党史官学机构的学官们还要卖力。从《墓碑》开始，到文革史《天翻地覆》的写作，无不如此。

二

读《戚本禹回忆录》的时候，读到一个细节，原地质学院早期造反派领袖朱成昭告诉过戚本禹：他跟某些元帅军头接触后，就感到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应该站到那一边去。杨继绳先生在文革期间，作为清华四一四派的成员，也做了差不多同样明智的选择，同当权派站在一起，并为他们辩护，这就跟在银行存款，到期自有本息回归，而政治存款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简直是难于尽数，所以，格外值得卖力投入。

亲历过文革的人，都还记得四派的最主要观点是“十七年红线主导论”--说当权派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所以，批评和否定他们就是错误的；同时，四派还捏造自己的对立面团派是要“大翻个儿”--想要彻底推倒共产党的领导及其群众基础，这一点科学院的杜钧福有着较为具体的辨析--团派的观点其实是“小翻个儿”：反对历次运动中间坏当权派和马屁精联手整群众。之所以要捏造这样的罪名，把团派说成是要实际上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革命，目的当然是想要援引政权的镇压力量，去遂行自己的派性斗争目标。这正如王绍光教授所言：保守派在捍卫了当权派的同时，也就实现捍卫了自己优势地位的目标。

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对于保守派中间那些最极端最积极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的批判，也是很严厉的，说这些人都是些“三开人物”--这些人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吃得开、在国民党统治下吃得开，在共产党领导下还照样吃得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批评对立面时指出：二代红就是二代机，这些人在文革前是红人，文革起来之后他们一造反又是多数，又成了红人。结合文革后的经验，有些二代红变成了三代红，二代机变成了三代机，现在他们在改革时代又成了红人了，就如同杨继绳先生那样的。

在《天翻地覆》中间，杨继绳说：“中国当时一种通行的说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句话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如果没有镇压，一切都不灵。镇压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苏联式的制度没有镇压就不能维持。”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相反的，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支持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对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的倒行逆施进行批判，恰好相反，是杨继绳们捏造团派要“大翻个儿”去推翻共产党的虚假罪名，提出镇压要求的。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蒯大富和团派中间许多人果然又受到了野蛮镇压，之所以群众镇压人数高达千万量级，而且因为杨继绳们想要成了三代红，他们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垄断程度提高，需要加大镇压力度和排斥力度--这是三代机事业的范围。对此，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杨继绳们的努力，无节制的代代红和代代机追求，才使得中国的镇压未能够下降到合理水平的。一切社会的现实镇压需要，永远是与红人们的垄断欲望和排斥范围成正比例的，所谓的红人就是高官或者资本选择依靠的力量。

偶然想到，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其结果就是投机分子及其机会主义很难得到清算，政治上的风清月朗永远不会出现，我们今天的主流党史写作，包括杨继绳这样的个人党史写作，都反应的是红人写史。红人写史的主要特点，就是要遮蔽机会主义行为和真正的投机分子。如果要是不太了解历史事实的话，大体上，那些红人写史中间出现的好人打个问号，同时把他们最卖力污蔑的人也倒过来看，就会更接近历史了。

相比较而言，还是应该佩服杨继绳的勤奋写史工作，为此，也必须要着手搜集大量的资料和深入现实进行学习。老田远没有杨继绳勤奋，以此而论，只要不是带着系统的偏见或者坚定的红人史观，肯定会发现大量的不符合官方“具体否定”的历史素材，足以支持杨继绳先生从根本上颠覆他宣传的那些内容和逻辑。老田无比肯定，以杨继绳先生之勤奋，早就接触到了大量的不符合需要的史料了。

三

关于1958年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导致严重“五风”的事实，杨继绳先生应该比所有人都清楚。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历史事实的回顾》中间，很清楚地讲述了刘少奇的拍脑壳决策过程。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较为清晰地记载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吴冷西检讨自己如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去服务于共产风和浮夸风宣传需要的；各省地县委干部对于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去推广徐水和嵖岈山共产主义试点很多蛮干做法的过程。《徐水县志》和党史办参加写作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非常详尽地记载了刘少奇如何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指导共产主义试点的。正是有了密集宣传的拐杖，以及通过组织手段进行野蛮推广，才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在短期内全国蔓延开来并造成重大恶果的。这些都不是机密档案材料，而是公开出版都出都可以找到的，杨继绳为什么选择性失明了呢？

不仅如此，徐水试点及其野蛮推开，导致各地一哄而起，结果倒逼决策，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徐水试点中间部分涉及到体制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合法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出台过试点大社的设计，但是，大社还刚刚开始试点，尚未取得任何经验，由于共产主义试点的野蛮推开，不得不就还没有经验支持的体制转换，进行必要的限制和梳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才匆忙出台的。这个决议出台，显然是离开早先成都会议的大社设计，是因为现实过程中间被共产风彻底搞乱了，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初步的限制性规约，这个公社决议也没有全盘合法化共产主义试点的做法，而是加以限制说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到了1958年年底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和彭真还是不满意，试图说服毛泽东同意共产主义过渡的说法，并把这个写入文件，但是没有成功。

从1958年的共产主义试点及其野蛮推开看，共产党高层形成了一个宗派性质的共产风团队，这个团队的最积极成员有刘、邓、谭震林、安子文以及后来困难时期饥荒特别严重的那些省委书记，这个团队由此形成一个共同的宗派利益：在党内外一切场合联手对抗“对他们倒行逆施的批评意见”。不仅在推广共产风试点过程中间搞残酷打击，而且在后续对付批评意见时期照样办理，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其实就是打击各种批评共产风团队倒行逆施的人。由于这个共产风团队人数很多，若是把这个团队都边缘化处理，则根本改变了建国后的高层权力分配格局--这个格局同历史经验一致：要把对秩序再形成起障碍作用的骄兵悍将那个军功集团边缘化，1954年高饶和1959彭德怀（“彭黄张周”）都是因为威胁这个权力格局而出局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不妥协批评使得共产风团队感到真实的威胁，转过来胁迫毛泽东作出选择，维护“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配置格局的稳定性，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很清楚地指出了彭德怀为什么需要处理。毛后时代，共产风团队成了胜利者，他们不再承认自己胁迫毛泽东的过程，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官学写史中间根本不提这个决议。当然，这些对毛泽东的具体否定的写史方法，杨继绳都恰如其分地继承了，然后也与学官写史一样，从这里开始捏造毛泽东个人专断的谣言。

在这里需要提一下，官学写史和杨继绳的党史写作，都是抄袭了赫鲁晓夫发明的个人崇拜逻辑，在这个逻辑中间，把一切官场坏事和投机行为仅仅与一个单一的个人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解释。这种党史写作的荒谬性，等同于在人世间引入“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模式--有一个类似上帝那样的人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人身上起作用。“赫鲁晓夫发明”一出来，就遭遇到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驳斥，说这个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有头脑的人都难以置信。但是，在毛后时代却成了胜利者写史的宝贝，还在掩盖彭德怀和共产风团队直接冲突的基础上，去捏造事实支持所谓的个人专断结论，捏造出一个官场机会主义行为仅仅与毛泽东个人有着因果关系的虚假逻辑。在坚持赫鲁晓夫发明方面，杨继绳走得比学官写史还要远得多。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受到共产风团队残酷打击的地县委书记人数极多，大家都有强烈要求要开出气会，毛泽东支持了他们。大会群情激奋，共产风团队中间的省委书记很多人是在刘邓的特殊保护下才过关的。正是在共产风团队受到严厉批评的态势之下，周恩来和林彪出面讲话，这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而是为了维护共产风团队，其中林彪的讲话特别清晰和有力，说共产风团队的错误是没有经验，是付出的学费。毛泽东则语重心长的讲话中间告诫那些“党内霸王”，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走到“别姬”那一步。从事后的表现看，刘邓等人没有吸取丝毫教训，西楼会议之后，开始系统地颠覆1950年代他们参与决策的两个总路线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七千人大会林彪讲话是维护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这一点无比清晰，也与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借机发难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林彪是在维护“骄兵悍将边缘化”权力配置格局，连对党史用功甚少的何新，都看得无比清楚。杨继绳对党史用功远胜何新，为什么反而弄颠倒了呢？这件事从逻辑和事实看，很难相信，但是，只要是回到“站在胜利者一边”的选择上，那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在胜利者写史的问题上，对机会主义的掩盖和回避，实际上丧失前进的可能与动力。刘邓等人的主要问题，今天回顾，还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把这些人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做评价，实在是太太高估他们了。以前总是说，这些人身子进了社会主义，头还留在旧社会。现在看，这样的说法太过于拔高了，这些人的真正问题是：人已经进了官场还当了很大的官，但是头脑还留在地主庄园老太爷的太师椅上，这伙人所习惯的上下级相处模式，就是旧社会“孝子贤孙伺候着”的感觉，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在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间，高层官员要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并且获得作出决策的必要信息，要善于听取很多人的意见，把个人理性提升为组织理性，但是，这些人一辈子都对组织理性没有感觉，只要是有一点点机会，他们就要推广“拍脑壳决策模式”，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1958年的共产风试点。

四

在1956年的“反冒进”过程中间，刘薄等人是以执行权力反对决策，而那个决策他们原本就参与过的，在大的官僚体系中间，不能够容许以个人理性反对组织理性，而决策就是组织理性的体现和载体，修改决策也不是不可以，这也一样要经过合法的决策程序和过程，通过合法的决策程序去结合个人理性，否定，随时随地以个人理性反对决策，这只会在组织内部带来极大的混乱。到了1962年的“单干风”和“黑暗风”，就已经上升到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内容，以及反对经过八大和八大二次会议以及国务院和党代会一系列程序的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了，这种癫狂性的个人理性发作，其实就是头脑还没有为身子进入官场做好必要准备的体现。

在刘邓等胜利者写史的过程中间，突出个人理性之间的对照，并把这个绝对化，这不仅掩盖了很多真实史实，把机会主义策略仅仅与经历过正式程序的决策内容联系在一起，把1958年共产风团队的无程序作为彻底遮掩起来，在那些人的头脑里，可能只有一个洗白自己的小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巨大的科层组织无法从错误中间学习和提高，把组织所需要竭力建设的组织理性彻底遮掩起来了，以个人理性反对组织理性的现象有增无已，这就使得整个政府执行力呈现出指数下降的局面，真正的集体智慧或者决策无由产生。

“非毛化”本身是无所谓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更不在官场发挥作用，但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内部唯一一个着眼于组织理性建设的自觉代表人，反毛最后导致以个人理性标准去彻底否定组织理性的成长，甚至已经严重损害到如何展望组织理性成立的各种条件，这肯定会损害政府组织的智慧成长--如何把个人理性结合进组织理性中间去。

因此，组织化的反毛必成蠢猪，不会有其他出路。正是在这个努力方向上，杜润生和李锐等“生产力绝对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化想象力，被官府吹上了天，反而把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的相互关系掩盖起来了，回到了1930年代初期那种“开会说话拿本本来”的蠢猪模式。李杜这种蠢猪式的“本本主义”彻底掩盖了农业发展过程中间，如何把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有效地结合进农业生产过程的眼光，导致在毛时代那么好的基础上，他们以四十年的努力彻底毁坏了农业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这样的蠢猪式选择是仅有的。杨继绳的代代红努力方向，等于是要把蠢猪选择进行到底，为蠢猪选择辩护到死。

五

杨继绳、马立诚等人的改开史写法，是一种典型的“封圣封神学”写法。这些写法，是把强势群体的投机行为，写成为正义或者多数人利益，克服风险付出成本的努力过程，从而给这些政治人物涂抹上五彩光环--这些人为了正义或者多数人利益有过很多很多的担当，通过这种虚假的对照和描写，把政治场域中间的投机分子伪装成为圣人和神。由此想起了李大钊所说的“大盗与乡愿”的合作关系：没有大盗，乡愿成不了圣人，没有圣人，大盗做不成皇帝。

文革晚期，官场中间的投机狂潮是要镇压群众，给当权派出气（其中越坏的当权派对文革之气越大），林彪集团、华叶和邓小平都是这个套路，1976年十月之变后，群众被镇压2000万人，1977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公检法对群众进行规范和系统性镇压，此后官场和民间对错误行为的批评声音，就鸦雀无声了。从此启动的是文革台下派与台上派的恶性政治竞争，由此，开启了改开搞事业，那些所谓的改革家，不仅没有任何风险，只有投机和更投机，以收获投机性的政治利益。但在这些人的笔下，却成了改开圣人负重冒风险前行，结果他们所列举的证据，只有一下极其微弱的质疑声音在投机狂潮的对立面上发出，例如《交锋》一书列举的反对改革势力，只有几封私下里传播的万言书，在马立诚等人的笔下，反对万言书的高官显贵，冒了被万言书质疑的“巨大风险”成就了圣和神，在马看来这就是反对改革，需要加以镇压的人和事。在这个描写中间，马立诚把自己拔高到了朝廷雇佣的思想鹰犬的地位上，这到底是应该发扬民主还是应该加以镇压的事情？如此微弱的声音，却被封圣封神学放大为主流投机狂潮的风险，而不是应该民主倾听的意见，但这伙人却日益进化到今天，说他们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作为思想鹰犬现在要以大义去反对别人对独裁的支持，这是多么大的笑话。杨继绳本人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也是这个“封圣封神学”套路，以大量的虚假对照，去突出所谓的改革家的担当，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杨继绳还是服务于三代红和三代机的目标。

解析一下杨继绳先生的个人写史，与官学机构的学官写史的差异，还是有价值的。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写史，往往要服从于决议的调子，局限于对毛泽东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而杨继绳的个人写史，则在继承具体否定的基础上，彻底否定抽象肯定，不唯如此，还要进行很多反事实的创造。不过，学官写史与个人写史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党史研究室的省部级研究员，不止一位都是杨继绳服务的《炎黄春秋》杂志的核心作者群成员，诸如胡绳和廖盖隆等都是，例如廖盖隆就曾毫无事实和数据基础以及引文来源的情况下，凭空捏造说饿死四千万，这个文章就是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的。李普针对这种现象，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两头真”的人才类型识别分类。

从前《炎黄春秋》的存在，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这个杂志的文章很多都突破了决议的界限，却能够长期存在下来，还能够吸引到民间大批不认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读者群”，形成了作者群与读者群的良性互动，还产生了极佳的发行成绩和捞钱基础。按照社科院张明澍的抽样调查数据，在民间左派观点占38%，右派观点只占6.2%，这个基础尚未被成分动员的情况下，炎黄春秋的发行业绩就已经很亮丽了。如果也能够让左翼放开说话，兴办刊物其啮合民间同志，效果也不会很差的。

杨继绳的红人写史，不仅服务于三代红需要，现在已经开始有预见性地服务于四代机了--开始投“沉船后”之机，《墓碑》和他的文革史新著《天翻地覆》，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其实，炎黄春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异数，这表现党内沉船派需要他们自己的喉舌，在上述造反派的分析框架里，炎黄春秋的存在和言说，是从三代红与三代机起步，向着四代红与四代机发展的一个契机和征兆。而炎黄春秋的强硬改组的内情，我等草根无由得知，有两种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一是党内沉船派觉得四代红们过于激进，有害于整体部署而又长期不听招呼，因此，需要他们暂时退场；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官场还有沉船派对立面的保船派，不忿四代红们的瞎说所以要改组他们。这两种可能性中间，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四代红们的激进态势和不受约束，已经有害于四代机事业了。

本来，杨继绳这些人要沉船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不关咱们草民什么事。但是，这伙子人自己倒是都做好准备，不害怕洪水滔天。咱们草民无法在这样的系统风险中间，进行自我保险，所以，需要对他们的四代机事业给予充分揭露，哪怕能够推迟一下洪水滔天到来的时日，咱草民不是可以多混几天吗？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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