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毛泽东一生爱读、爱谈文学，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水准也很高。但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毛泽东鲜少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除了对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加谈论之外，我们还没发现毛泽东在重要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评说其他任何一篇当代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如姚雪垠的《李自成》，还谈过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散文诗歌有，如流沙河的《草木篇》；但也不及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谈得那样多。毛泽东谈中国文学，给人大致的印象是：古典小说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现代小说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鲁迅，谈到过《阿Q正传》等，谈他的杂文、旧体诗更多一些，当然还有全面的评价；而当代小说中，毛泽东谈得比较多的，则是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了。谈曹雪芹，是在作家盖棺之后。鲁迅的情形也差不多。而毛泽东谈王蒙的时候，王蒙才二十二岁，发表作品尚不到八万字，是毛泽东时代一个副处级基层团干部，一位刚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而如今，王蒙已盛名遐迩，年逾古稀，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了。
毛泽东对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是一般地谈，而是大加评说，这么说的根据有五：一是谈的次数比较多，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他先后谈了至少五次。二是谈得非常密集，这五次谈论的时间，集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两个月时间内。三是谈得语气很重，颇动感情，有一次还对小说的修改者、《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大为震怒”。四是不是就事论事、就文艺作品谈文艺作品，而是把它与重大政治举措和重大文艺方针结合起来谈。五是谈论的场合有的规格相当之高，甚为郑重，譬如二月份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譬如三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都因其重要性而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史册。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特殊现象，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多次谈论它的？都谈了些什么？毛泽东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这情有独钟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这一现象发生在王蒙身上？让我们试着搞清它。
先看一看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新中国成立到了第七个年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巨大、新生的革命政权站稳脚跟之后，治国信心增强、心境逐渐从容的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从革命到建设转变后的一系列建国方针和建党举措。首先当然是治党，这是法宝。这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目标的全党新一次的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酝酿，并于次年五月一日正式发动的。无巧不成书，“反官僚主义”的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发表，真可谓恰逢其时。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忧虑、越来越重视。六月二十八日，波兰波兹南市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中央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发生的事情，异乎寻常地关注，十月下旬连续开了若干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往往都是在深夜召开，有的是在凌晨一时左右召开，可见会议之紧急，关注之严重。中国一些地区也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有数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风潮。毛泽东在分析匈牙利党的错误时，把“官僚主义”放在头一条。毛泽东在分析国内闹事原因时说：“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刘少奇也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毛泽东这样称赞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妥善处理学生请愿事件：“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
反官僚主义，既然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战略的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那么，他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好感，和对“围攻”这篇小说者的反感，特别是对其不承认北京有官僚主义的说法的反感，便是自然的了。
来源：见水印
再看一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
也是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积长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六年多的执政经验，充分认识到和平建国和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不同，必须更广泛地吸收、团结、依靠和加紧培养知识分子。否则很难缩短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力强大。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有两个思想状态值得注意。一个是他超英赶美的强国理想，一直很强烈；一个是他对苏联斯大林的只准香花、不准“毒草”的“单干户”型知识分子政策颇多反思，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他当时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论之一。
于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全面系统地宣布了与苏联颇不相同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总理的主题报告激动了知识分子的心。这个报告的关键之处，是周恩来强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从政治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了自家人。会议还对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高度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满面春风地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数学家谷超豪、哲学家冯友兰都表达了极为感奋的心情。会议之后，知识分子精神振作，学术活动开始活跃，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到了四月春更浓。是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五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讲话，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公开详尽的阐述和发挥。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脉号得很准。物质上的关心，特别是精神上的解放，两手抓得都是过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这样两个文学性很强、颇富诗情画意、音韵优美的语汇，来表达执政党的科学文艺方针，与领袖毛泽东的个性有关，也很对中国文人的胃口。“百花齐放”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春景，“百家争鸣”原指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等各种思想流派著书立说、互相论战、自由发表意见并形成各种学派的学术繁荣情形。毛泽东把这个两个词组在一起，充满了中国气派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比欧洲“文艺复兴”那个词更好听好看、更抒情，因而更有鼓动性。到了九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庄重地写入了“八大”文件，这更促进了中国知识界激情的空前高涨。《人民文学》在这个激情高涨的金色九月，放飞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只燕子，开出了这样一朵奇葩。《人民文学》真不愧中国当时最权威的文学杂志，它的政治嗅觉和艺术胆识就是不同凡响！
毛泽东当然知道，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到信任，到重视，到尊重，到依靠，再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在某些党政干部看来，简直是对知识分子过于宽容、过于厚爱的方针，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巨大争议，便是文艺界的一个典型案例。
来源：见水印
毛泽东一向善于抓住典型问题、分析典型问题，解剖麻雀并推而广之的。毛泽东为捍卫他所倡导的“放”的方针，站在护花的立场上，一再保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一再批评与“双百方针”不谐和的声音。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座淡会上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一部年轻人写的短篇小说，能导致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会议的召开，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闹出了多么大的动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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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建飞。来源：理想閤。责编：毕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