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价值观念的变形

虚无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所写的下一行中又出现了：“资产阶级把个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句话的第一个要点，是市场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他们看着价格表，不仅是为了寻求经济问题的答案，而且也是为了寻求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可尊敬的，乃至什么是真实的——的答案。当马克思说其他的价值都“变成了”交换价值时，他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抹掉而是吞并了旧的价值结构。旧的尊严方式并没有死亡；相反，它们并入了市场，贴上了价格标签，获得了一种作为商品的新的生命。于是，任何能够想像出来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就成为道德上可允许的，成为“有价值的”；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行得通。这就是现代虚无主义的全部含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他们的20世纪的继承者们会将之归罪于科学、理性主义和上帝的死亡。马克思则会说，其基础要远为具体和平凡得多：现代虚无主义被化入了日常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机制之中——这种秩序将人的价值不多也不少地等同于市场价格，并且迫使我们尽可能地抬高自己的价格，从而扩张我们自己。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给生活带来的野蛮破坏感到震惊，但他相信，它有一种超越它自己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的根源就是那种看似矛盾的“没有道德的”自由贸易原则。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确信奉这种原则——亦即信奉一种连续不断的无限制流通的商品流，一种市场价值的连续变形。假如如马克思相信的那样，资产阶级成员真的想要一个自由市场，那么他们就会不得不实施新产品进入市场的自由。而这又意味着，任何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必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从而人们不仅在事物上，而且也在观念、联合、法律和社会政策上，可以自由地到处选购，寻求最佳的交易。没有道德的自由贸易原则甚至将迫使资产阶级允许共产主义者享有一切商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向尽可能多的顾客提供、推销和出售自己的产品的权利。

于是，因马克思所谓的“知识领域内的自由竞争”（第489页），甚至最有颠覆性的作品和观念——如《共产党宣言》自身——也必须允许出现，只要它们卖得出去。马克思确信，一旦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观念能为大众所知道，它们就会有销路，共产主义作为“广大群众的自觉的独立运动”（第482页）就会恢复自己的地位。因此他能长期地与资产阶级虚无主义共处，因为他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是积极的生气勃勃的，即尼采所谓的一种有力量的虚无主义。[1]由于其虚无主义的冲动和能量的推动，资产阶级会打开政治和文化的防洪闸门，泄去对它的革命报应。

这种辩证法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资产阶级对没有道德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承诺，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事实上，这个原则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中一般是在违背而不是在遵从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资产阶级成员，尤其是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成员，一般都力图对他们的市场进行限制、操纵和控制。的确，数世纪以来他们将自己的大量创造性精力都花到了这样的做法上面——特许专利、控股公司、托拉斯、卡特尔和企业集团、保护性关税、价格垄断、公开的或隐蔽的国家补贴——同时却都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赞歌。而且，即便在少数几个确实信奉自由交换的人当中，也没有几个人会将自由竞争不仅扩展到事物上面而且也扩展到观念上面。[2]洪堡、穆勒、以及大法官霍尔姆斯、布兰代斯、道格拉斯和布莱克的看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至今仍然不占统治地位而处于防御状态，至多处于边缘地位。比较典型的资产阶级模式是，在野的时候鼓吹自由而执政的时候则压制自由。在此马克思有可能陷入危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危险，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脱离有钱有权的人的实际做法。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假如资产阶级成员实际上根本不在乎自由，那么他们就会试图封闭自己控制的社会，不让新的观念进入，于是共产主义就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生根。马克思会说，他们对进步与创新的需要会迫使他们甚至对自己所害怕的观念也打开大门。然而他们的善于发明创造有可能通过一种真正的不知不觉的渐进改革来避免这样做：一致同意一种相互强加的平庸，以便使每个资产阶级成员避免竞争的风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避免变化的危险。[3]

马克思关于自由市场的辩证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与其最激进的反对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串通共谋。资产阶级社会为其没有良心的自由交易原则所驱动，容纳激烈变化的运动。资本主义的敌人也可以利用大量的自由来做自己的工作——阅读、写作、演讲、聚会、组织、示威、罢工、选举等等。但他们的自由运动将自己的运动转变成了一种事业，他们发现自己扮演了出售革命的商人和推销员的矛盾角色，这必然会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变成一种商品。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因这种社会角色的含糊不清而感到困扰——也许是因为他确信，这种角色等不到固定下来就会陈旧，革命的事业会由于它的迅速成功而摆脱商业行为。然而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推销革命的商业是怎样向同样存在于任何其他推销行业中的恶行和诱惑、操纵性的伪造和一相情愿的自我欺骗敞开大门的。

最后，我们对推销者的承诺的怀疑必然会使我们对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承诺提出质疑：即共产主义在维护并且实际上深化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自由时，就会把我们从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假如资产阶级社会真的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那种大动乱，他又怎么能期望它的所有各种潮流只以一种方式流向安宁的和谐与统一？即便一种胜利的共产主义有一天将流过自由贸易所打开的闸门。谁知道有哪些可怕的冲动会随着它一起涌入、或随后涌入，或变成它内在的东西？很容易想像，一个致力于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会怎样地发展出它自己的独特的各种虚无主义的变种。的确，一种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或许表明要比它的资产阶级先驱更具有破坏性——尽管也更加大胆更具原创性，因为当资本主义用基本的限制消除了现代生活的无限可能性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会将被解放的自我投入到没有任何限制的巨大的未知的人类空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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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阅《权力意志》第22 - 23节中的关键性区分：“虚无主义。它有不同的含义：A虚无主义是精神力量增强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B虚-t主义是精神力量的衰退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在类型A中，“精神可能长得非常强壮，以至先前的各种目标（信念，信条）变得与其不相称……积极的虚无主义在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时，它的相对力量会达到最大化，”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无主义力量，马克思的理解要比尼采深刻得多。

[2]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一原则——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蕴含着自由的思想和文化——的有力陈述可以在波德莱尔那里找到。他在“献给资产阶级”的《1846年的沙龙》的前言中断言，现代企业与现代艺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似关系：两者都努力“要在其完全不同的形式方而——政治的、工业的、艺术的方面——实现末来的观念”；两者都受到“思想贵族、精神事物的专营者”的阻扰，后者会窒息现代生活的能量和进步。（《巴黎的艺术，1845-1862年》，Jonathan Mayne翻译并编辑，Phaidon，1965年版，第41-43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地讨论波德莱尔。但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论点，对于身处19世纪4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时期的大批人来说，是很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在19世纪50年代或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反动和停止的时期，这种论点对于许多数年前还热烈地接受它的资产阶级来说，往往听起来古怪得令人不可想像，假如不是骇人听闻的话。

[3]在《资本论》第一卷达到高潮的那一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说道。当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排斥“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时，这种社会体系就必须去除：“它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但是，假如它没有被消灭，那又会怎样呢？马克思对这一点想都没想，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他说，“要使这种社会体系永远存在下去”，就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平庸”。（MER，第437页）这也许是马克思完全无法想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