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种错误倾向

一、关于马克思早期与晚期的对立

随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一大批早期著作的发表，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由全面地攻击和贬低马克思主义转为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加赞颂。试图把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立起来，把《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全部思想发展对立起来。在这方面，朗兹胡特和I·迈尔花了不少力气，德曼则更加直接地宣称《手稿》是马克思创作的顶峰，是马克思天才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的智力表现了全部威力的唯一的文献，认为,马克思在此以后的著作创作力、己经衰退和减弱了。在朗兹胡特等人看来，《手稿》代表了马克思早期的伦理社会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和晚期的所谓剥夺者的“粗陋”的思想正相反对的。同样，存在主义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早期的”马克思，“巴黎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就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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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议论不仅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间，一些并非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也在这种合唱中唱出了同样的音符。总之，在他们眼里，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期的、研究哲学问题的马克思，这时的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在他的天才创作活动中追求人的解放，追求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而转入对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研究之后的马克思是晚期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著作为纯粹经济的“物性”所充满，人被消融于“不考虑希望和信念的纯存在”之中。比如，伊林·费切尔的《从马克思到苏联意识形态》、E·梯尔的《马克思解释的几个阶段》、E·麦茨克的《马克思思想初期阶段的人和历史》、R·阿隆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探讨》等论文和专著都在极力地塑造与晚期马克思对立的早期马克思。

阿尔都塞也试图把马克思的早期与晚期对立起来，所不同的是他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反对青年的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因而彻底地放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开始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集中精力批判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资本论》的主题。阿尔都塞既反对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同晚期思想混淆的作法，也反对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解释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他认为只是1845年以后的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个作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建立了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科学。而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否定之否定和人道主义主题的一些概念都是受黑格尔的影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当然，也有少数人强调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统一。比如科来蒂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类的自然存在”的概念和后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概念的连续性论证马克思在这两个时期的统一。吕贝尔也反对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晚期著作分割开来，他认为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伟大计划，但由于嗜学如命和时常生病等原因，马克思只完成了这一伟大计划的六分之一，因此，他的著作的各自分散的主题造成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产生了所谓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对立的论点。然而，科来蒂和吕贝尔并非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的连续性和历史的科学一致的目的，而是出于资产阶级歪曲马克思主义史的目的来谈论这种统一的。尽管如此，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一个整体中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相反，关于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却有着很大的市场。

二、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解释成熟的著作

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开始不再持极端的马克思早期对立的观点，开始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手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而以后的所有著作都需要通过早期的著作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后来的所有著作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扩充和进一步发展。J·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根据马克思在他的哲学人本学时期的观点，才能对他的晚期著作作以重新评价。因此，他们要求用青年马克思的精神重新评价和“净化”成熟马克思的著作，要求回到青年马克思去。似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著作，只有根据《手稿》等早期著作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如果没有《手稿》所提供的指导线索，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较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所谓的“指导线索”又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根据这些观点，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所以，萨特、弗洛姆都一致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前后一贯性表现在异化概念的使用上，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主导线索。

法国天主教哲学家P·比果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和J·卡尔维兹的《马克思的思想》等著作更是极力地吹捧用马克思早期著作解释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的重要性。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个时期同另一个时期对立起来，相反，他们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统一性，强调青年马克思同《资本论》的作者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的继承性。不过他们在谈论一致性的时候只是为了证明《资本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结果，是完全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史学家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时候一直是随心所欲的，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一个马克思劈成两个马克思，并用其中的一个来反对另一个，当他们发现这样做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又改变了手法，不再制造两个马克思，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歪曲并根据他们的主观意愿重新塑造一个所谓“完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异化”理论的马克思。

三、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间，再也没有一个问题能比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问题那样令他们津津乐道。不过，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史上，这并不是现代的新发现，因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都还在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试图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上存在着不一致，以致于恩格斯在晚年也不得不拿出一定的精力来回击这种险恶的攻击。现代资产阶级所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则是直接师承于卢卡奇。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对恩格斯作了种种指责。他的后代们便围绕这个论题写了难以数计的论文和著作，千方百计地要证明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所制订的哲学路线，在恩格斯的哲学活动中隐藏着反马克思的实质。

由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份相当复杂，所以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也具有多重含义。一些人由于主张两个马克思，并用早期马克思来反对晚期马克思，也就不能不用早期马克思来反对恩格斯了;另一些人主张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统一性，但却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解释晚期著作，宣布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说恩格斯既背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方法，也背离了马克思在晚期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单纯强调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性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有一些人(如吕贝尔)认为恩格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体系化而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差别。但在西方呼声最高，论证最有系统性的还是那些持人道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指责恩格斯由于研究作为客观辩证法和反映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而“背叛了”作为异化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的新托马斯主义者费舍尔认为，马克思只对历史唯物主义感兴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为他提供了建立革命学说所必要的基础。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发展本体论的学说，从而制订了“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瓦·鲍亨斯基,E·梯尔和伊林·费切尔等人也企图从这一点出发证明革命的马克思和科学的恩格斯的不相容性。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存在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青年马克思论证了消除异化的必然性，当后来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消除异化来实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终结了，巴格斯的科学辩证法理论与马克思所思考的异化的消除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正相反对的。

与这种看法相反，阿尔都塞在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时，却恰恰是在辩证法的非科学性上对恩格斯提出批评，他指责恩格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是与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多元的辩证法有着根本区别的。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用了大量的篇幅批评恩格斯，认为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充满了非科学的、诗意的比喻，指责恩格斯在解决社会历史发展动力时运用单个意志的合力来说明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滑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意识形态中去了，也就是滑回到霍布斯、洛克、斯密和李嘉图的意识形态中去了。

流亡英国的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思想分歧”概述为四个方面:（1）自然主义进化论与人类中心说的分歧;（2）知识的技术观和实践的认识论之间的分歧;（3）“哲学没落”的看法同哲学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看法之间的分歧;（4）无限进步论与革命末世说之间的分歧。科拉科夫斯基这四个方面的比较是基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双重歪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恩格斯虽然知识广博，思想敏捷，但缺乏专门的哲学修养,，“终究不过是个企业的哲学爱好者，他的许多言论自相矛盾，经不起推敲”。这样，科拉科夫斯基连资产阶级那种“客观地”研究的面纱都扯了下来，剩下的是对恩格斯赤裸裸的攻击。

在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资产阶级著作中，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是美国的诺曼·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它从哲学、经济学、共产主义发展观、斗争策略等方面全面地展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论证。莱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差别，因为他们有各自固有的心理倾向和逻辑思路。他们是不同的主观实体，按照各自的内在倾向对相同的外界事物作出独特的反应，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一认识体系的创始人，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内在原因，对这一认识体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给予这一认识体系以自己的焦点和重点，恩格斯所给予的焦点和重点与马克思的完全不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对立。

当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不是全部都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观点。比如，英国的戴维·麦克莱伦和美国的阿尔温·古尔德纳都强调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一致，并高度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贡献，具体地分析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恩格斯终生为马克思和他的共同事业奋斗。不过这在西方是相当难得的。

四、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

唯物辩证法是西方资产阶级着力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卢卡奇开始到现在，这种攻击从来都未曾中断过。卢卡奇在他那本倍受当代资产阶级青睐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唯物辩证法问题对恩格斯提出诘难，因为，令他激愤的是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和整个现实，在他看来，辩证法只有在社会历史中才具有意义。实际上，撇开自然界来谈论社会历史中的辩证法是无根的辩证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确，卢卡奇所主张的也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辩证法只适用于历史和社会领域，由于他把历史过程看作实质上是意识，即意识指导着历史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发展，因此，在他的主体和客体联系的辩证法中，“客体”渗透着主体性。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了唯心主义的修正，卢卡奇就不能不反对独立于主体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的存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

科尔施在他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也着重研究了辩证法问题。科尔施把辩证法同实践，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行动等同起来，尽管他在论述辩证法问题时，专门地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同时把他们等同起来，但他却否认辩证法的哲学意义。他断言辩证法及其结构同任何理论体系在原则上不能相容，辩证法只能具体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和那种本身是革命实践的内在和有效本质的理论中。也就是说科尔施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革命时代里，各国家、集团和个人可借以产生出新的思想，消除现存的认识体系，可以用更灵活的体系、或者根本不用任何体系，而是紧紧抓住那些毫无限制的、时刻变化着的发展过程本身。的确，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列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如饥似渴地研究唯物辩证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当科尔施把辩证法同革命和实践等词等同起来、同变化着的革命过程等同起来、而否认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和学说性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对辩证法作了相对主义的理解，把辩证法庸俗化为一种政治思想。当然，科尔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打着反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的，不过，他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否认辩证法与任何体系之间有任何联系的道路，从而，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生义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存在。从这之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资产阶级会把科尔施奉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卢卡奇和科尔施为西方资产阶级开辟了一条攻击唯物辩证法的道路，那就是用人的内部实践、用所谓真实的、人的内在心理意识的本能活动来取代唯物辩证法。他们要求用人道主义精神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是人的心灵体验和思维活动的内在实践，否认自然辩证法。与这一派不同，德拉·奥尔佩学派及阿尔都塞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来攻击唯物辩证法。他们或者用形式逻辑勾销辩证矛盾，宣扬“矛盾调和论”和“矛盾绝对对立论”;或者强调辩证法的“多因素论”而否认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同一学说。

还有些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攻击唯物辩证法时，企图论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根本对立、无法相容的。孟纳罗就一再强调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按其性质是不同类的现象，因此，根本不可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只能是机城的，而辩证法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只是由于语言的不确切性和相对性才导致产生唯物辩证法的“怪胎”，才出现了唯物辩证法这样的术语上的误会。新托马斯主义者L·兰德格雷柏认为恩格斯看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这种矛盾对立。固此，恩格斯想拯救唯物辩证法，然而这种拯救却使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了旧传统上去了，即回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传统上去了。由于资产阶级学者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一旦他们谈论马克思主义时，攻击的焦点就自然集中在唯物辩证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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