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科热米亚科按:1月15日《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这一谈话发表后已过去很长时间,但读者的反馈意见仍在纷至沓来。编辑部为我收集了一大捆信件。这些来信是多么充满激情、令人感动和耐人寻味啊!这似乎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谈当今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一切。

其实,情况就是如此。十分清楚,近几年来人们对斯大林的兴趣以及对我们整个苏联历史的兴趣大大提高了,这恰恰与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关。国家的瓦解与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强大形成巨大的反差。社会主义有目共睹的成果的毁灭,尤其令人信服地凸显出苏联制度的优越性,是这一制度使劳动人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得到了现实的社会保障。而斯大林这个伟大的人物,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即使远不是他的一切都能让人接受,但与今天那些掌管这个分崩离析、地位下降的大国的侏儒相比却是真正的巨人。国家的分崩离析和地位下降是由他们的背叛、出卖和无能造成的。

读者要求继续关于斯大林和他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谈话。许多读者来信谈到这一点。不仅是那些认为斯大林对祖国、对俄罗斯作出的卓越功绩是绝对无可争议的人,还有不少来信,其中或者一如既往,坚决完全拒绝接受这位国务活动家乃至与他有关的一切,或者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不解和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又邀请理查德·伊万诺维奇·科索拉波夫来继续讨论斯大林这一话题的原因。

斯大林和列宁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以下简称“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我想,您对收到这些针对《并不神秘的斯大林》的观点各异的来信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当初我在准备上次谈话时,就对您说过:这个题目太大,也许永远也谈不完。即使今天,在理解这个历史人物方面的许多框框当然都受赫鲁晓夫二十大上所作的那个有名的报告的论点的惯性影响,因为这些论点在若干年里几乎成了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随着“改革”的开始,电视和报刊围绕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恶意中伤。反斯大林的惊涛骇浪劈头盖脑地向人们袭来,在这股强大的心理宣传攻势面前,“普通”人很难、有时是不可能识别真理和谎言的。

当时谎言真是层出不穷!既有粗野的、赤裸裸的谎言,也有隐晦的、精巧的谎言。比如,您也许还记得“改革”时期流传的那个“一击致命的”说法吧,据说杰出学者别赫捷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作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别赫捷列夫因此遭毒杀。而且引用的是别赫捷列夫孙女的话,而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话。

如今,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捷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说了实话:压根儿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别赫捷列娃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种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真有过这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捷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的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真是好手段!今天有多少读者会在报纸谈别的话题的大块文章中注意到这个一笔带过的坦白呢?可当时发行量达几百万份的《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以及其它大量“改革派”出版物却把“斯大林是偏执狂患者(也就是疯子!)”的结论作为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硬塞给读者。当时造成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啊!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执掌国家达30年的竟然是个偏执狂患者……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人们还远未摆脱这类震耳欲聋宣传的影响,他们没有机会更清醒和更客观地看一看这个被变成魑魅魍魉的人物。加之如您所知,反斯大林的宣传和从前一样仍在极其广泛地进行着。哪怕回忆一下两套关于领袖之“谜”的电视系列片就行了,这两套由爱德华·拉津斯基用其动听的嗓音为之解说的片子接连在第一频道播放。

顺便提一下,他用的是老办法:为了使人得到“更深刻的”印象,不妨多多撒谎!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哥里的小孩在小索索·朱加施维里(即斯大林———译者注)的教唆下把一头猪赶进了犹太教堂。他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瞧,他认定的斯大林的“排犹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的!

但是这件事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是一位112岁高龄的格鲁吉亚犹太女人说的。他在许多年前已迁居以色列,当然也早已谢世。一个112岁的老人能说些什么呢?她能记得什么?随便什么都记得,更确切些说,谁需要什么,她记得什么。她究竟说了这件事没有,也无从考证!但是拉津斯基的“消息灵通”令人吃惊。原来,一位东正教神父在赶猪事件发生后教育教徒说:“有几个迷途羔羊几天前在一个教堂里犯下了亵渎上帝的行为。”但索索,即未来的斯大林,却始终不明白:怎么能保护信仰别的宗教的信徒呢?!

于是许多人都对这十分明显的捏造信以为真……

理查德·伊万诺维奇,我谈这些是事出有因的。我通过分析对我们《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这一谈话的种种反应得出如下结论。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读者(也许是我国整个社会)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在战胜不公正和不诚实的反斯大林宣传的催眠术之后,能够客观而深刻地弄清另一些理由和事实,看到(也许并不是对斯大林的一切都完全接受)这个强大人物是真正的爱国者、强国元勋、共产党人。

第二类人和从前一样绝对不能接受斯大林。这类可以说是疯狂的反斯大林分子,其典型代表就是工程学博士л·A·克利亚奇科教授,不久前您在《真理报》上答复过他。

但还有第三类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在少数。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明白、意识到过去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上了反斯大林宣传的当。然而他们仍有大量问题自己解答不了,而在报刊上、甚至在我们共产党的和爱国者的刊物上都找不到答案。今天我就想请您关注一下这一类读者。希望您能尽量帮助他们弄清那些令他们不安且至今又未解开的问题。

理查德·科索拉波夫(以下简称“答”):是的,我在阅读关于斯大林话题的来信时,也发现写信者中这类人很多。

问:我挑出了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极为典型。作者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穆尔津,老职工,养老金领取者。他71岁,1951年加入苏共。住在别尔哥罗德州切尔尼亚卡镇。(略)他写道,“有一个迫切的请求:请告诉我关于斯大林这个人的全部真相。1月15日的那一天报纸发表的《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这份材料很有意思。哲学博士理查德·科索拉波夫教授在与维克多·科热米亚科的谈话中大致勾画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大战略家的这个人。引用了斯大林同时代的一些杰出人物、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罗斯福及其他人对斯大林的评价。然而`画外'仍留下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报刊并未作出真实的回答。我当然不把沃尔科戈诺夫之类作者算在内。就是说,我们目前只知道一部分真相。我的问题是……(略)

第一个问题,如果斯大林忠实于列宁的遗训,那么为什么他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仅有几个人,即他的走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等)除外?”

答:在我看来,“无情地消灭了”、“列宁近卫军”、“走狗”———这都是赫鲁晓夫分子和戈尔巴乔夫分子蓄意在大众宣传中制造的标签。它们明显地带有偏见和主观色彩,最好不要使用这些字眼儿。

“列宁近卫军”这一术语从本质上说是革命前曾直接与列宁一起工作过的一群老党员富有浪漫色彩的自称。这群人的构成并非严格固定,因此,尤其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少自称近卫军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挤进这群人里去。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60年代列宁格勒的同志笑着给我讲了这样一件趣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为了纪念某个节日,试图统计一下还健在的冲击冬宫的参加者。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前来登记者之多,竟连冬宫广场都无法容纳。“列宁近卫军”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比如,1917年8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的思想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就把自己也算在“列宁近卫军”之列,并把自己的垮台看成是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

忠于列宁的遗训,是指忠于列宁的学说,忠于革命辩证法,忠于劳动人民,而不是忠于那些认识列宁(有时只是偶尔相识且只有一面之交)的人;是指彻底地、创造性地并灵活地在实践中贯彻列宁主义,而不崇拜任何“神牛”;是指为社会自由、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思想服务,而不是为“白发人”服务。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上,以格·叶·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大吵大闹。列宁的遗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当时赞成这个反对派的观点,她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问题上同与会的多数人发生争论。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过了一会儿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以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这一看法对于那些自以为是“列宁近卫军”的人更加适用。

不能否认,30年代的镇压殃及更多的是第一批党员,其中许多人是上层阴谋和诽谤的无辜牺牲者,许多人参加了派别斗争。列宁就说过,他也知道有“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其他反对派的“老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正是这样的人。

著名政治学家”Б.П.库拉什维里写道:“1936年下半年,列·达·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师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清洗发展成了暴力肆虐。革命者忘记了`人血不是水'。真要命!”(Б.П.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1997年莫斯科版,第24—25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的情况下,以其它更温和一些的方式消灭“第五纵队”,这在理论上和道义上是可以设想的,可是在实践上却发展成了大恐怖。

当人们说斯大林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时,利用的往往是人们的不知情。其阴险狡诈之处就在于,第一,把不属于斯大林的残忍行为算在他的帐上;第二,有时把那些地道的反苏分子描绘成“列宁近卫军”。拉·莫·卡冈诺维奇证实说,“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时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

问:第二个问题,“列宁大致地勾画了合作社计划。其基本精神是坚持志愿原则,树立集体经营的正面样板,`不许对农民发号施令',合作社可以有各种形式,等等。斯大林对农民怀有刻骨仇恨,歪曲了列宁的计划,用暴力匆忙地建立集体农庄,消灭了农民中最勤劳的那部分人。这该如何解释?”

答:说斯大林对农民怀有“刻骨仇恨”,这和“无情地消灭列宁近卫军”一样,纯属无稽之谈。这是“民主派的”大众传媒蓄意向千百万人大脑里灌输的毒汁。斯大林是手工业工人(鞋匠)和农妇的儿子,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如果说他仇恨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剥削工人和农民的老爷。

斯大林坚决遵循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但经济落后和战争迫近这一严酷条件、贫苦农民的压力和地方政权的帮倒忙导致了执行整体上正确的路线时出现偏差和走样。

加速农业集体化是由粮食紧张引起的,而粮食紧张又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居民增加、红军需求增加有关。

那些写文章说斯大林对农民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在欺骗天真幼稚的人,他们以此掩盖耐普曼分子和农村财主对普通工人的刻骨仇恨。当时在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时遇到了困难,面临饥荒的威胁,这些情况从20年代后几年开始加剧。这一点表现在农村出现财产上的急剧分化上。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规规矩矩地按国家价格交粮,而富农则把余粮囤积居奇,要求将价格提高一两倍。斯大林对参加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哈萨克斯坦的一次会议上,鼓动员花了两个小时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一个富农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79页)

斯大林决不主张“拖住不放”的政策。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说,“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用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6页)斯大林在1928年1、2月份的西伯利亚之行促使他的观点变得严厉了。视察中亲眼目睹的一切使他确信必须采用急进措施。然而这时主导他的也不是虚构的“仇恨”,而是社会和经济上的必要性。

散布关于“仇恨”谎言的作者往往掩盖了一些事实,包括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和《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930年)。这些文章及时详细地分析了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错误,指出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方式方法。主要错误有:1.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2.违背了列宁的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也就是说违背了集体农庄建设速度快慢不一的原则;3.违背了列宁的不容许任意跨越尚未完善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参看《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7—252页)

说“斯大林用暴力匆忙地建立集体农庄”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件事情上的恣意妄为遭到了党的领导人的谴责和制止。他们对地方官员过于急躁也持同样的态度。中央在1930年1月《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决议中将苏联各地区分为三类,确定组织集体农庄的期限为一至四年,正是这个决议在许多地区遭到破坏。在“赶超”口号下,许多积极分子患上了狂热病,以致“企图用自己的行政热情来弥补集体农庄运动快速发展所缺少的因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50页)。所有这一切分析和评价都是斯大林本人作出的,而不是赫鲁晓夫或戈尔巴乔夫作出的。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就像谢德林笔下的游手好闲之徒,一边把社会主义和祖国挥霍一空,一边对干活的老马吆喝:“驾,该死的,驾!……”

穆尔津同志跟着民主派文痞们说斯大林“消灭了”农民中最勤劳的那部分人,这又是言过其实的中伤。20年代后半期的统计材料表明,苏联农村尽管在革命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富裕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仍然很穷。л.A.奥尼科夫写道:“在这些年里,富农户不到4%,中农户占63%,贫农户占22%,雇农户占11%。”(《独立报》1998年5月19日第8版)“民主派”抓住不放的卑劣神话是把农民基本群众即贫农和中农统统描绘成一群懒汉和酒鬼(俄国人民对辱骂完全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为什么没人记起,富农富裕程度的提高,与其说是靠他们的辛勤劳作,不如说是靠受奴役的同村穷人的劳动。现在又有谁还会捍卫昔日的农村无产阶级呢?

问:第三个问题:“1933年人为地制造了饥荒,因为那一年并没有发生旱灾。这出于什么目的?”

答:现在,每当人们说到30年代初人为地制造了饥荒时,都不提是谁制造了这次饥荒。一切似乎不言自明,是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引起了饥荒,尽管事实上这完全是由另一些势力的行为所致,而这些势力却不愿抛头露面。

饥荒是富农对集体化抗拒的后果。请好好读一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吧。那里以文献般的精确揭示了整个斗争。

不仅大规模地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取代先前的、过时了的结构,在实践上总要伴随暂时的生产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包括反集体农庄的鼓动,导致违反常理地大量屠宰牲口;春耕时组织破坏性(经常以土匪的恐怖相威胁)的怠工。斯大林对丘吉尔承认说,“这挺可怕的,一直延续了4年。俄国为了避免出现周期性的饥荒,不得不用拖拉机来耕地。我们被迫走上这条路。许多农民同意跟我们一起干。对有些坚决不愿干的人,我们把北方的地分给他们去耕种,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即那些坚决不愿干的人)都极不得人心,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参看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75年商务印书馆版,第4卷第3分册第733—744页)第二年,即1934年,粮食危机就解决了。在这方面,新诞生的集体农庄制度的威力发挥了作用。中央十一月全会取消了凭卡供应制。

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不用我告诉您,“斯大林和科学,斯大林和科学家”这个话题受到多少人的利用和歪曲。有一些确有其事的反面材料(例如,在某一时期对遗传学和控制论的态度)成了种种喧嚣一时的捏造的依据,因此在这方面作出可说是真正不分青红皂白的概括。把共产党和苏联的领袖说成是十足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是迫害一切新生事物、先进事物的人。第四个问题与此有关:“斯大林还十分仇恨思维超前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和农业专家。还下令把他们消灭。但对假学者特·杰·李森科却偏爱有加。这该如何解释呢?”

答:这个问题把斯大林描绘成“刻骨仇恨”一切的人,完全是一个神话,失去了一切分寸。何况事实已说明,先进的科学家,包括世界著名的学者,刚好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在20—40年代得到了最有利的创造条件。他们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巴甫洛夫、约费和科罗廖夫、韦尔纳茨基和米丘林、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库尔恰托夫和图波列夫、斯特鲁米林和瓦尔加、齐钦和威廉斯、格列科夫和塔尔列、潘克拉托娃和涅奇金娜。这样的人多得不胜枚举。

说斯大林“下令把他们消灭”,可是斯大林从来没有下过任何这样的命令。所有(我要强调“所有”)极其重要的(更不要说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决定,斯大林都是在征得其他负责人员的意见和同意后才作出的。

李森科的事情说起来不那么简单。他作为有经验的农学家,以其谷物春化处理和土豆夏季载培的方法而驰名。苏维埃国家借助这些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粮食问题。这位实践型专家的研究成果及其实际产量与许多遗传学家长年累月观察果蝇突变的纯理论操作相比,收效显著。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太信任李森科,对他作为有潜力的理论家给予过高评价。李森科要创造性地发展达尔文主义的意图后来未能实现。但这决不能说明斯大林对待科学的整个态度。我们迄今尚未失去在教育和宇航技术领域、在核能和电子学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这都应归功于斯大林时期科学的繁荣。

有些科学家,包括大科学家曾遭到镇压而牺牲。但对这些事情都应分别具体加以分析。否则我们可能会上伪证和蛊惑宣传的当。

问:第五个问题是针对您上次谈话中的看法的,即您说钻进惩罚机关的异己分子搞了破坏。来信的作者认为没有发生过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他写道:“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钻进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已经是斯大林时期了)机关,那么这只能归咎于亚戈达。众所周知,尼·叶若夫和拉·贝利亚可都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

答:托洛茨基分子和从事托洛茨基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斯大林执政以前,确切些说,是在他开始在苏联领导层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就已经大量地存在于这些“机关”里了。但我说的不仅仅是这些人。我还指沙皇尼古拉时期的宪兵头子B.Ф.准科夫斯基及其同僚,指某些作为“专家”参与侦探工作的旧军官。流亡国外的白俄中心曾下令其在苏联的代理人千方百计要打进护法机关中去。正是这些干部队伍中的“起爆药”预先决定了30年代的许多悲剧性冲突。任何人甚至无所不能的斯大林也不能完全将之排除。

的确,叶若夫和贝利亚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但他们没有成为捷尔任斯基和明仁斯基。叶若夫在“肃清”托洛茨基的地下活动人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后来失去了分寸是有罪的,因此才受到惩处。贝利亚在1938至1940年间为推动对无辜受审者的平反和释放做了不少事。他在卫国战争时期(他在国防委员会中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生产、飞行团的组建和调动以及武器弹药的生产)和战后年代(他被认为是原子能工业第一任总管)是一个重要组织者,但他更以其残忍和阴险狡诈而臭名昭著。迄今为止,他仍是斯大林身边最神秘的人物之一,顺便说说,他对斯大林生命的终结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从已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1953年3月1日晚斯大林得了中风,当时他孤身一人呆在房间里。警卫人员发现时已是22点以后。好长时间未能挂通最高领导层中任何一个人的电话。只是过了半夜,将近3月2日凌晨3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才赶来。这两个朋友在病人躺着的沙发旁站了一会儿就打算离去,贝利亚还责备卫队长洛兹加乔夫说:“你干嘛大惊小怪的?没看到斯大林同志在熟睡吗?再不要打扰斯大林同志了,不要叫醒他!”只是快到9点医生才出现。就这样,斯大林在失去知觉、没有医生护理的情况下躺了半夜。“战友们”采取的这种态度无异于蓄意地,也就是说,行同犯罪地加速了斯大林的死亡。

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打发走两个他最亲密的、最可信赖的助手,一个是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另一个是卫队长弗拉西克(他从察里津时起就在斯大林的身边)。于是他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前苏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斯大林去世后,人们在检查他在沃伦什的别墅时,在阁楼上发现了装有汞的几个小盘。汞挥发的蒸汽比空气重。汞蒸汽下降到房间里后对居住者的健康是有害的,会使人丧失劳动能力和活力,危害其肾功能,等等。当我就此事向一个医生咨询时,这个医生对我说:“我不信。当时警卫十分森严……”但没有了弗拉西克,显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是贝利亚而不是别人发动了败坏斯大林威信的运动,这未必是偶然的,这一点从与“医生案件”有关的材料中不难发现。而关于在斯大林别墅里发现汞的事,至今没人写过,而且暂时也别指望有谁会进行相应的内行的侦查。

有人说,斯大林成了他本人建立的官僚制度的牺牲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似乎是对的。但他在身体状况尚好时,尽管不无困难,还是能够及时地打击这一制度,控制住局势的。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只要回忆一下下面的情况就够了。是他(正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1938年制止了大镇压罪恶的惯性,是他在1942年就解决了军事指挥干部的问题。斯大林不是不知道,他负有重大责任,他早晚会成为被质问被批评的对象,伊·斯·科涅夫元帅就对康·米·西蒙诺夫谈到过这一点。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战之初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他给西方面军打电话,非常激动地说:“斯大林同志不是卖国贼,斯大林同志不是叛徒,斯大林同志一身清白,他的全部错误就在于太相信骑兵,斯大林同志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扭转局面的。”(康·米·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199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331页)西蒙诺夫和科涅夫认为,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已经极度张皇失措,缺乏坚强的主心骨”,他们说得未必正确,但从这些话中的确可以感觉得到斯大林的激动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形象地说,对于斯大林来说同样祸福难测,并且这一点他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差。

斯大林是一个悲剧英雄的现象。但后来影响我国整个命运并且应该归罪于他的主要之点,却并没有受到谴责。他在卫国战争年代出色地组建了举世无双的红军领导班子,却没有为他身后留下相应的党的接班人。阿·伊·米高扬回忆说,“1947年有一次,斯大林提出建议,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人员中培养五六个人,以便当中央考虑需要时能够接替我们。他反复说过几次,坚持这么做。”(B.B.普里贝特科夫《机关》,1995年圣彼得堡版,第81页)。但正如结果所表明的,他不是官僚制度的对手。他个人的悲剧以至整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问:这六个问题我们前面已有所涉及。但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很尖锐很敏感。来信的作者毫不掩饰对您所持立场的嘲讽。这个问题是:“斯大林关心红军的巩固。为此就该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消灭4万个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国内战争中所有杰出的统帅都被消灭了。难道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吗?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呢?而伟大卫国战争刚刚开始,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军事骨干却被消灭了。他们也妨碍斯大林同志吗?”

答:对我前面已经谈过的我不作重复。我只指出,效法心理战大师们的做法,现在“消灭”一词被用在所有在20—50年代受到任何一种处分———从工会或共青团的警告、墙报上批评到枪决———的人身上。疯狂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从这个“统计”中得出了牺牲者的数字,有时超过了全国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人数。

穆尔津说“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实际上是让36898名军人退役,这是国防人民委员部根据如下考虑执行的:1.年龄;2.健康状况;3.违反纪律;4.道德上不稳定;5.政治上不可信。其中9579人(1/4)被逮捕。退役者中许多人当然提出申诉,专门建立的由叶·阿·夏坚科(时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总局局长)领导的委员会审理了这些申诉。因此1940年5月1日前总共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其中包括因政治原因退役的10700名(截至1941年1月1日归队人数几乎达15000名);1500多人被释放;近70人被判处枪决(见《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国家军事干部》,1951年莫斯科版)。斯大林在1941年5月评论这些事件时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总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

但这仅是被反苏分子拼命夸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国的后方毕竟巩固了。正如B.И.涅达什科夫斯基和Э.Д奥亚佩尔夫所写,“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真理。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发誓!》,1997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版,第108页)举例来说,有一个与经常被人提到并被人惋惜的图恰切夫斯基行为有关的事实。这位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巴黎一次会见时对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7月3日)瞧,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斯大林还“不能发现”这位“国内战争杰出的统帅”在朝哪里瞧,那他可真是个可怜的傻子了。

至于说在卫国战争之初“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军事骨干”遭到惩处,那么遭到惩罚的恰好是那些使我们的空军直接毁于机场上的人,法西斯分子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要知道,当时有人对军人的义务持有另一种态度。由尼·格·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海军舰队就持这种态度,他们击退了敌人的第一轮进攻。我理解穆尔津的嘲讽,西班牙的老战士当然并不“妨碍斯大林同志”,但他们给他、也给全国人民制造了麻烦。

问:第七个问题(略)是:“斯大林恢复了,确切些说,重建了宗教裁判所。这能符合斯大林宪法吗?他派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和刽子手乌尔里希领导这个裁判所。”

答:“宗教裁判所”一词是从亚·尼·雅科夫列夫及其同伙的文学“作品”中拿来的,是用来否定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上存在过的惩罚机构,包括宗教裁判所在内,它们的活动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里使用这个词的目的是对捷尔任斯基领导的以某种形式执行阶级斗争任务的部门进行脱离历史的中伤。

“宗教裁判所”显然与我国1936年至1977年实行的苏联宪法是不相吻合的。但我国是否存在过宗教裁判所,这一点还需要加以证实。光说苏联总检查长安·亚·维辛斯基以前是孟什维克还不够。由此也得不出任何结论。应该具体地研究一下他所做的工作。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从前都曾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寻神派等等,但后来他们在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出色。例如,其中就有扎戈尔斯基和沃洛达尔斯基、乌尔茨基和安德列耶夫、波克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马耶斯基和扎斯拉夫斯基,等等。他们都是有独创才能的人,仅指出每个人过去的一段历史还不足以说明他的一生。

我不想替“刽子手乌尔里希”负责。不错,斯大林对他的批评性评价是相当严厉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4—35页)。但为了全面地评价这个人,需要有更具代表性的材料。

问:第八个问题是:“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宗教裁判所还在大干特干。只要回忆一下`列宁格勒案件'就够了。”

答:好吧,那就让我们回忆一下吧。我认为,B.M.茹赫赖在其《斯大林:真理和谎言》(1996年莫斯科版第299—380页)中对这一事件的阐述很有意思,也十分令人信服。不过还应该回忆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这一案件中还掺杂了其它的动机。

斯大林本人对提拔有才干的列宁格勒人B.K.沃兹涅先斯基和阿·亚·库兹涅佐夫担任国家和党的高级职务是起了作用的。他不够谨慎,让周围的人明白了,将来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苏联政府的首脑,而库兹涅佐夫则是中央的首脑,而贝利亚对这些材料极为关注。(略)

有人告诉我说,斯大林开始没有批准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后来同意了,再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但为时已晚……这一事件和我提到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尚未彻底搞清楚,虽然它们被利用来为赤裸裸的反苏目的服务。最后的结论并未作出,那么将来什么时候会作出呢?

问:谈了这么久,我们该总结一下了。总的说,您对穆尔津的信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л.A.克利亚奇科(关于他,我已和您在《真理报》上谈过)也好,伊·费·穆尔津也好,他们都是典型的庸俗地把斯大林魔鬼化的牺牲品。赫鲁晓夫需要把斯大林说成魔鬼是出于极其狭隘的政治和政客目的。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班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战略上鼠目寸光、由于戈尔巴乔夫一伙的叛卖,把斯大林魔鬼化就变成了全面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和反俄罗斯的势力。

问:在谈话结束时,我想听听您对这样一个尖锐的,可以说是微妙的问题的看法:斯大林本人在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有许多胡说八道、远离实际的说法。赫鲁晓夫的蛊惑宣传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纂者之一”(《“伟大十年”的光明与黑暗———尼·谢·赫鲁晓夫及其时代》,1989年列宁格勒版第94页)。对此,迄今为止尚未有人举出确凿的证据来反驳,然而证据是有的。我指的是已发表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见《斯大林全集》第16卷第70—90页),这一修改给那些阿谀奉承者泼了一盆冷水。然而在这方面更为有意思、更令人信服的是刚刚发现的这本书的作者集体与斯大林谈话的记录,这是历史学家B.Д.马恰洛夫于1946年12月23日当时记的。

斯大林的意见: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

你们是按这样的调子来描写的:跪下对你们描写的那个人顶礼膜拜。活见鬼的教育家

……

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你们说我有关于战争经常性和暂时性因素的学说,这在任何一本战争史的书中都提到过。

或许我强调得更多一些,更明确一些,仅此而已。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这是在把人培养成奴隶……

要是我死了呢?……对党的热爱是不能这么培养的。要是我死了,那时该怎么办?……”B.Д.马恰洛夫写道:“斯大林同志手边放着一本装桢精美、带有插图的《斯大林传略》。斯大林指着这本书问道:

`干嘛要出这样的版本?'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宣传局局长。———理·科索拉波夫注)试图为发行少量带插图的版本辩解,他说图书馆、俱乐部等单位需要这种版本。

斯大林针对这一点说,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图书馆。这种版本令人恶心。

关于巴库那段历史,说我去之前那里的布尔什维克什么都没有,我一出现,一下子就全都改变了。

一个人创造了一切。信不信由你!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需要建立骨干。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骨干在巴库已经形成了。这些人的名字我在相应的地方曾列举过。

涉及另一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像捷尔任斯基、伏龙芝、古比雪夫这样的人生活过、工作过,可是没写他们,他们都不存在……

卫国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那时需要找一些有能力的人,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锻炼。这样的人就聚集在红军总参谋部周围。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

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

问:是的,的确非常有意思。而且是以斯大林的那种生动方式……

答:这是多么生动的画面啊!可能有人会对我说,斯大林不能始终如一,他毕竟允许别人写(或者自己添加了?)对他的溢美之辞。但对这一点也应该辩证地想一想,不要从狭隘庸俗生活的、奴才的心理(黑格尔语)出发、而是要从社会的角度来作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把他足以团结人民稳定局势的(无疑是在几十年斗争中赢得的、建立的、当之无愧的)社会政治威信同他个人短暂的一生区分开来的。从某个时候起,他把这一威信看成似乎是剥离了的、单独存在的、集体所有的成果,破坏这一成果会损害积极的进程和共同的福祉。

请看斯大林是怎样斥骂他的儿子瓦西里的吧,瓦西里是个勇敢的飞行员,但被他的朋友和上司宠坏了,做了许多越轨的事。“你以为你是斯大林?”父亲怒气冲冲地说。“你以为我是斯大林?”他用手指着自己的画像喊道:“他才是斯大林!”这个小小的情节解开了整个问题。这问题不那么简单,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

这对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帮不了忙。功名心(在某种程序上每个正常人都有)和虚荣心(心理不健全者独有)是完全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前者推动人去创造,后者追求私欲。创造没有时空界限。只有担任职务时,才会有“职务上的私欲”。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

问:这种情况我们在生活中见得多了。在地方上在一个州里有,在全国最高一级上也有。有多少有意吹起的肥皂泡“啪”地一声在我们眼前破灭!

答:正是这样。让我们再回到伊·费·穆尔津提出的问题上来,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根据当时的情况、当时的而不是今天的人与人的关系气氛来研究。我再举一个例子。

30年代初德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参加了欧洲一批知识分子就苏联48位制造饥荒的专家被判刑提出的抗议。但爱因斯坦在后来更仔细地了解了这一案件的情况后,不得不改变了看法。他说:“我当时经过长时间的忧郁,只是相信那些请我签名的人了解内情、为人正派才签了名,此外,我当时认为完全负责执行极其重要技术任务的人蓄意破坏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心理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今天我对这一签名深表遗憾,因为我对我当时的观点是否正确已失去信心。我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苏联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在我的常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爱因斯坦补充说:“苏联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西欧很快就会羡慕你们的。”(《真理报》1931年9月19日)

西欧羡慕过我们的成绩。我们如果在最近几十年中继续保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责任感和历史分寸感、保持明智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创造激情,西欧本来还会羡慕我们的。

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您是否认为您(和我一起)在为斯大林“涂脂抹粉”?某些来信就提出了这类谴责,我们也不能不加以考虑。我觉得下面这个警告尤其重要,这就是斯大林的某些方法在当今的条件下很可能完全为了另一些目的被利用来确立另一种独裁……如果您同意,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再谈。

答:我当然同意。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很大的话题。也很特殊。现在我只是想指出:我以为,我根本没有对斯大林“涂脂抹粉”。我只是介绍了他生活和活动中被歪曲或被蓄意隐瞒的一些事实,也就是说,我在抵制诽谤。

在今天需要这样做吗?我以为永远都需要。而在当前情况下尤其需要,因为通过消灭斯大林开始消灭我国的社会主义,而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消灭社会主义变成了消灭我们的国家。为了拯救国家,为了国家真正的复兴,我们今天才必须了解关于我们苏联历史的真相,包括关于斯大林的真相。

我不想给谁以忠告,但我认为,没完没了地反复说,造成我国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都是“斯大林和他确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例如奥尼科夫及其他许多人就是这么干的),是一种坏腔调的标志。当年有谁、在什么时候把尼古拉时期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归罪于亚历山大一世呢?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类似的不恰当做法比比皆是。

对某些人来说,难道不是该在公正的历史镜子中照一照自己尊容的时候了吗?难道不是该明白,把苏联的过去说得一塌糊涂不过是为了拙劣地掩盖今天他们的无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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