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了。他们不仅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而是在任何方面都一样。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好看，也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更敏捷。这些平等都得感谢宪法第211、第212、和第213修正案，以及美国缺陷裁定将军手下毫不懈怠而警觉的探员们。[“美国缺陷裁定将军”是反乌托邦、讽刺绝对平等的黑色幽默小说《哈里森·伯格朗》中的一个角色，她在小说中负责给人佩戴残障物以此抵消掉人的长处，使人不能发挥出优势，促使人人平等。——译者注]

这可不是咱们版本的2081，而是柯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在《哈里森·伯格朗》(Harrison Bergeron)中的开场白。他的这部短篇科幻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吸引力的人被迫戴上面具，聪明的人戴着耳机，用嘈杂的噪音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正如人们对冯尼格特预期的那样，在小说中存在着一些黑色幽默：例如一个芭蕾舞者腿上挂着重物进行着表演。[小说中芭蕾舞者身上挂着重物，脸被面罩遮住，以此来确保没有人能够看到优雅的舞姿和漂亮的脸蛋。——译者注]但与他大多数故事都不同，《哈里森·伯格朗》是基于一个反动的前提：平等只能通过将最优秀的人才降格至平庸来实现。

《哈里森·伯格朗》中，芭蕾舞者身上挂着重物，带着面罩跳舞

在科幻小说中，社会主义经常被灰色反乌托邦式的术语所描述，这反映了许多艺术家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艺术家们常常反感（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反人类的价值观和社会中的商业文化。但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其中有一种独特的地位，使得他们能够表达他们的创作个性-----只要他们的作品能卖的出去。他们担心社会主义会剥夺他们的这种地位，并将他们的才华降格至仅仅是工人的水平。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珍视并鼓励所有成员对艺术的表达。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社会主义社会被认为是无聊而沉闷的：大多数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似乎都是这样。在东欧结束苏联统治后不久，滚石乐队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传奇式的音乐会，他们在这里被视为文化英雄，受到广泛的欢迎。[社会主义政权正式宣布解体后，1990年滚石乐队来到布拉格进行表演。他们的歌曲曾经被禁，因为共产党把滚石乐队的成员叫做“腐烂的瘾君子”，并称，正派的社会主义公民不会去听这样的音乐。——译者注]

问题是，那是1990年，米克和基斯[均为滚石乐队成员——译者注]差不多50岁了，他们最近的一次热门歌曲还是多年前的《Harlem Shuffle》。忘掉那些被审查的书籍和禁止游行的禁令吧。如果你想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是多么的无聊，那就看看《Harlem Shuffle》的视频吧，然后再想想处在欧洲最酷的城市之一的人们，因为有机会看到这些家伙们的演出的狂喜景象。

1990年，滚石乐队在布拉格的音乐会

社会主义是否无聊，这个问题真的重要吗？与资本主义所持续施加的恐怖相比，关注这样的琐碎小事或许都显得有些荒唐可笑，甚至就是找茬儿。想想气候变化引起的飓风和火灾的危险，想想那些失去家园或失去工作所带来的创伤吧，或者想想那些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男人是否会把你当作约会强奸对象的不安全感吧。我们喜欢看世界末日或人们面临逆境的电影，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更喜欢可预见的和常规的日常生活。

担心社会主义可能会很无聊，这就像互联网上喜欢说的那样，完全是一个“白人问题”：消除贫困、战争和种族歧视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我觉得无聊怎么办？[“白人问题”是指发达国家中上层阶级的微不足道的挫折或琐碎的烦心事，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当非洲贫困国家的人在忍饥挨饿，为明天的粮食发愁时，你却在你为头发缺少光泽而苦恼。类似‘何不食肉糜？’——译者注]

但是，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创造力、不令人兴奋激动的社会。如果这些东西被扼杀，那么社会中一定存在某个统治集团或阶级来实施这些扼杀，不论他们是否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好。最后，如果社会主义是陈腐的、缺乏活力的，它将永远无法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中存在着可以准确地被称之为许多肮脏的东西，但无聊绝不是其中之一。[原文在这里所述并不准确，因为现今很多美国人也感觉到生活孤独无聊。——译者注]

资本主义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多次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思维、观察、交流和工作方式。仅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系统快速有效地适应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抗议和罢工浪潮：工会的工厂被关闭，并搬迁到世界的其他角落，政府的角色从帮助人们变成了通过帮助企业来帮助人们。最后，资本主义用所有的这些变化承诺给我们抗议者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与生俱来拥有平等的权利：想买几个就买几个智能手机和牛仔裤。

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经济秩序都能更快地重塑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虽然早期的阶级社会不顾一切地试图维持现状，资本主义在推翻现状的基础上繁荣自身。

其结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昨天的工厂区，是今天的贫民窟，是明天的时尚街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共产党宣言》与马歇尔·伯曼的书中出现的类似语句。[《共产党宣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歇尔·伯曼，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授政治理论和城市生活研究，著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译者注]马歇尔·伯曼在书中写道，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冒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本身。”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远远不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为那些想让我们成为无脑苦工的老板们工作。即使一个非常酷炫的新发明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时，它也会最终被用来使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这可能会激发管理层的热情，但只会使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加单调乏味。

工作之外的情况依然如此。学校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职业准备”。这样的一个不冒犯的表述，意思是让孩子们准备好去应付工作的困难。即使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为数不多时间，大部分也都被花在洗衣、做饭、打扫、检查家庭作业，以及其他所有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所必需的事情上了。

我们大多数人体验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刺激，发生在别处、距离我们生活遥远的刺激。比如为富人提供的新玩意、名人的狂欢派对、从沙发上看的精彩表演。但从好一面来看，至少这些刺激大部分都比《Harlem Shuffle》要好。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直接接触到刺激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些交易中：我们的工作正在被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新机器人所取代；自从大街上修建了一座漂亮的豪华大厦后，我们的房租就变得昂贵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如果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就会被告知我们阻碍了进步。

以社会进步的名义来牺牲个人，据说是社会主义的恐怖之一，这个世界据称由一群没有个性的官僚所统治，为了共同利益而行事。但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很多无形的和非选举产生的决策者。例如负责医保的官员，他们不了解我们但是可以帮我们决定我们的手术是否“必要”；如那些被亿万富翁赞助的基金会，它可以声称一个从没探访过的学校是一个“不合格”的学校。

社会主义也包括大量的变化、动乱甚至混乱。但正如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译者注]所说的那样，这种混乱来自于群众。在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掌权后一个月将婚姻从教会的控制权中移除，允许两人在任何一方的要求下离婚。

这些法律极大地改变了家庭中的动态结构和妇女的生活，这在一些流行于俄罗斯乡村村庄的歌词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之前我的丈夫还在用拳头和武力，但现在他是如此温柔，因为他害怕离婚。我不再害怕我的丈夫。如果我们不能相处得来，我会把自己带上法庭，然后我们会分开。”

当然，离婚既会令人心碎，也会让人解脱。从我们的领导人到我们所爱的人，革命将一切都抛入崭新的曙光里，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痛苦。托洛茨基在一篇1923年的报纸里这样中写道，“巨大的事件，以战争与革命这种古老的形式降临至家庭。而随之缓慢到来的是潜在的批判性思维、对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有意识的研究和评估。难怪这个过程以最亲密，也是最痛苦的方式对家庭关系产生着影响。”

在另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描述了革命中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工人群众的日常进程正在被打破，并重新形成。”就像资本主义一样，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第一步，既提供了创造的承诺，也带来了毁灭的威胁。但托洛茨基笔下的人们最关键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在积极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世界如何变化。

他们远没有完全地掌控住局势，尤其是沙皇和世界大战遗留给他们的大量的贫困和文盲。但即便是在这些悲惨的情况下，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最终巩固权力期间，也显示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新世界的大门对大多数人来说首次开放。

文化艺术发生了爆炸式的繁荣。先锋画家和雕塑家用未来主义的艺术装饰了俄罗斯城市的广场。根据历史记录，列宁讨厌未来主义艺术家，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资助他们的杂志《公社艺术》。芭蕾舞剧院和电影院向大众开放。文化团体和工人委员会一起，把艺术和艺术培训带进工厂。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他描绘十月革命的电影中运用了开创性的蒙太奇手法[1920年代拍摄电影《罢工》、《战舰波将金号》、《十月》，用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影像造成最大的心理效果。他将电影艺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隐喻等手法，赋予电影全新的表现力和复杂性。——译者注]，名扬天下。

谢尔盖·爱森斯坦

《哈里森·伯格朗》中的那个愚蠢的前提被驳斥了。社会主义并没把有才华的艺术家视为实现“平等”的威胁，也没有在欣赏个人艺术与向广大工人农民开放以前的精英艺术世界这两者中发现矛盾。

全世界从苏联瞥见的社会主义可能性，不是由少数理论家控制的无菌试验，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人民探索治理国家、与人相处的新模式，是有些混乱却令人激动的创造。人们在资本主义的贫穷、战争蹂躏的可怕环境中获得了各种应对技能，组织起来用全新的方式管理新社会。他们虽然以各种方式搞砸了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与人类需要格格不入的乌托邦式的梦。

他们所指向的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平等不意味着降低而是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智力水平。在许多小说、电影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艺术作品中，几乎没有看到离婚率上升和关于艺术的激烈辩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打算促进社会主义的人，想象着没有冲突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如此可疑。

今天许多的抗议运动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些积极分子希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组织运动和会议，这意味着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就达成一致意见以便通过决议。共识有时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在互不了解和信任的人群中建立信任，特别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中，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参与过讨论、辩论、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的民主进程。

然而，当组织者不仅仅把共识看作是一种临时策略，还把它当作是指导一个社会应该如何运作的模式时，问题就出现了。我想要生活在一个有冲突和争论的民主社会，在这里，人们不害怕拥护自己的立场，当他们缓和自己的观点时也不会感到压力。这样，当我们最终达成妥协，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早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如果你的社会主义理论基于人们不争论、甚至偶尔表现得像个混蛋，那你可能需要找另一份事业了。

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在将来被创造的。列宁曾经写道：“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它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要成为一个实在的社会主义者，热爱人类是非常有益的。不是人类的概念，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伯曼讲述了关于罗伯特·摩西的故事。他是纽约市著名的公共规划师，由于社区阻碍了他设想的新公路，他不惜把整个社区夷平。一位朋友曾经说过，摩西“热爱公众，但不爱人。”他建造了公园、海滩和高速公路供大众使用，但他讨厌他遇到的大多数纽约劳动人民。

热爱公共事务而不热爱人民，也是精英社会主义者的一个特点。他们的信仰更多地停留在五年发展计划、乌托邦蓝图，或是赢得未来的选举上，而不相信亿万人民在受到鼓舞和解放时所能实现的奇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愿景是如此的了无生气，缺乏想象力。

相比之下，马克思，这个经常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吵闹的、热爱争论的、风趣的、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宣称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我是一个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陌生”。一个由大多数人所经营的世界，充满着我们所有光辉的、与众不同的才华、个性、疯狂和激情。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是无聊的。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并不会导致乏味的平庸，而会释放所有人的创造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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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社会主义ABC》，作者：Danny Katch。翻译：xd。激流网翻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