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再见列宁》剧照

如果俄国革命留下了什么成果的话，大概就是中国。

我们在缅怀什么？

对于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来说，在他出生那年发生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核心历史事件。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远比一个世纪前的法国革命 “意义深远，波及全球”：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之后仅过了三、四十年，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已经生活在由革命直接衍生的政权和列宁式的组织模型——共产党领导的政体下。在1991年前，即便不是在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中，这也是一个相当标准的观点。但霍布斯鲍姆在90年代早期完成他的作品后解释道：他所写的历史是从1914到1991年 “缩短” 的二十世纪历史，那个由俄国革命所塑造的世界在 “20世纪80年代已经分崩离析” ，而取代它的后20世纪世界的轮廓仍不为人所知。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20年前的霍布斯鲍姆不清楚，当今的历史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答案。1991年前曾生活在苏维埃体制下的 “世界人口三分之一” 现已大幅萎缩。

《俄国革命》的作者Sheila Fitzpatrick在莫斯科，1969

失败的滋味是苦涩的，一百年后，历史学家们看待革命的眼光也难免因苏联解体而蒙上一层阴影，坚决维护革命现存意义的学者少之又少，大部分人持有的是惋惜的语气。代表这种新共识的学者托尼·布伦顿（Tony Brenton）将十月革命称为 “历史上的一大死胡同，如同印加帝国”。此外，革命被剥去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宏伟，露出了其作为偶然性的一面。谁还记得过去人们如何热情地讨论革命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如今工人已被推下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女性与帝国边境的非俄罗斯族人。社会主义就更不要说了，那如同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如果说俄国革命给人们上了一课，那便是革命往往会让事情更糟，特别是走向斯大林主义的俄国革命。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这种共识的一份子，但我并不愿盲从。我在自己那部1982年初版，今年即将推出修订版的《俄国革命》一书中，冷静地看待了工人革命以及历史必然性，书中也特别提出超越政治斗争的观点（提醒你们，我作品初版时正值冷战时期，政治斗争依然存在）。我并非一个热衷革命的人，可不该有人热衷于此吗？

这个人就是柴纳·米耶维（China Mieville），他是著名的支持左派的科幻作家，米耶维本人对自己作品的描述是 “怪异”。米耶维并非历史学家出身，但无疑在历史上下足了功夫。他笔下的十月革命丝毫不让人感到怪异，反倒构思精致，出奇地动人。他想为支持革命，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们创作一个激动人心的1917年的故事，在这一点上他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米耶维与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承认革命以泪水告终。由于当时各地革命的失败以及俄国革命的早熟，历史的结果就是 “斯大林主义——一个充满妄想、残忍、谋杀和低俗的警察国家”。但米耶维并未因此放弃对革命的希望，尽管他所表达的希望非常有限。他写道，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值得庆祝，因为 “世界改变过一次，便可能有下次”。“自由的昏暗之光” 仅停留了片刻。 “期待的是日出，却以日落收场”。但俄国革命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结束，“如果革命事业未竟，便有待我们来完成。” 

英国科幻作家China Mieville和他的新书《十月》

在革命主题写作的作者中，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是唯一一位承认自己对革命仍有感情的历史学专家。无可否认，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向未知的大胆迈进通常会导致硬着陆，但斯坦伯格写道，“我承认这令人难过。所以我敬佩那些依然迈出革命步伐的人。” 他对1917年 “真实经历” 的研究是近期出版的最有新意的作品之一，书中大量采用当时大众媒体材料以及第一人称的报道。但即便是斯坦伯格，也放弃了早年对工人问题的兴趣，转向其他社会 “空间” ：女性、农民、帝国以及 “街头政治” 。

十月革命的必然与偶然

为了理解当今学界对俄国革命的共识，我们需要回顾一些曾经颇具争议性的话题，特别是对 “必然性” 的争论。对于斯坦伯格而言，“必然性” 并不是个难题，因为他自下而上的观察让作品充满意料之外的元素。但其他作者想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结局绝非一成不变，事情的走向总有其他可能。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他清晰、扎实、全面的历史著作中写道：“要提前预见沙皇独裁统治结束，甚至是临时政府的倒台都是不可能的。” 肖恩·迈克米金（Sean McMeekin）赞同这一观点，他强调， “1917年的一系列事件充满了其他的可能和被错过的机会。” 同时，他也向论敌表明：这些事件远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诞生的充满末世论意味的 “阶级斗争” 所能解释的。也就是说，西马主义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都错了。

《历史必然性？》是一部论文集，它用一系列对革命关键节点进行 “如果……，会怎么样”式的研究来回答必然性的问题。序言中，托尼·布伦顿（Tony Brenton）问道：“事情的结局有可能不同吗？如果某些决定变了，如果发生了某起偶然事件，如果某颗子弹打中了而非射偏了，这些事件是否会影响俄国，进而影响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呢？” 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写道：“相信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这是一种致命的想法。” 他无疑代表了这部选集中大部分作者的观点。当然，这些作者承认，偶然性在二月与十月的两场革命中扮演了比之后俄国通往恐怖独裁之路中更重要的角色。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在那本被广泛阅读的《人民的悲剧》（1996）中用一篇生动的文章说明了，如果乔装打扮的列宁没能在1917年10月24日混入苏维埃代表大会，“历史将会被改写。” 

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

关于苏联历史有许多充满政治意味的争论。首先，旧制度的灭亡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否具有必然性？这个旧苏维埃的信条，在过去被西方，尤其是是流亡的苏联历史学家们所激烈争论。他们认为一战打断了沙皇俄国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进程，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令之前不被看好的布尔什维克有了胜利的可能(列宁，在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这种对俄国在1914年处境的看法是“非常明智的”)。在过去苏联问题学者争论革命问题的语境下，提出必然性不仅会被解释为认同马克思主义，还会被视为支持苏联，因为历史必然性意味着苏联政权的 “合法性” 。相反，冷战语境下承认偶然性则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有一个令人疑惑的例外，那就是在革命催生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偶然性受到了质疑。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菲格斯也持此观点：虽然偶然性在1917年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 “从十月起义，到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建立，再到红色恐怖和内战，苏维埃政权的演化是有历史必然性可循的。”

作为 “如果…...会怎么样？” 一派的反对者，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J. Evans）认为, “现实中，反事实的假设算得上是右派的专利”，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攻击的靶子。伊文思对于布伦顿编纂的论文集的批评未必准确。但不可否认，论文集的作者包括了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内的右翼历史学家，却没有包括任何一位美国主流社会历史学家——他们对于如何书写上世纪70年代历史有着尖锐的分歧。布伦顿自己曾出任外交官，他在《历史的必然性？》一书的结尾写道：“我们确实欠革命牺牲者一个交代，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从中可以看出外交官试图在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的习性，而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习惯于分析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派普斯曾在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苏联问题专家，他在90年代的一部作品中强烈谴责了布尔什维克夺权的非正当性。他的观点不仅针对苏维埃，还有美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学者们，特别是一群年轻的对于劳工历史有着特殊兴趣的社会历史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群学者反对将十月革命归类为 “政变”，在他们看来，在1917年6月到10月这段至关重要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支持。1917年修正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是扎实严谨的，这得益于当时刚建立的官方性质的英美学生交流项目。这让他们接触到许多苏联档案，做出受到学界高度认可的研究。但在派普斯眼里，他们是被苏联利用的工具。派普斯对于这些学者的工作的厌恶，使他不顾学术常规，在参考文献目录中无视他们的存在。

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对研究俄国的工人阶级倍感兴趣。这并不仅是因为当时社会历史学以及作为其分支的劳工历史正在学界盛行，也离不开这一研究对象背后的政治意涵：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是否真正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像他们自称的那样代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派普斯所轻视的西方对于俄国社会及劳工历史的修正主义研究，关注的正是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并考察其是否具有革命性，而研究者中不乏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写作强调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而忽略了阶级意识，却也惹恼了非马克思主义一翼的其他修正主义学者们。）

不同人的革命史

为革命一百周年撰文的学者们的个人学术史也值得一提。史密斯的第一部作品《红色彼得格勒》（1983），研究角度正是劳工历史。而作为一名英国学者，他并未受美国学界争论的影响。他的著作充满了审慎小心，没有任何政治偏向之嫌。他后来写了一部精彩的但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的著作《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和人民：一部比较历史》（2008），书中继续将工人与劳工运动作为中心主题。斯坦伯格是继史密斯之后的新一代美国学者，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觉醒，名为《无产阶级的想象》。在此书出版的2012年，社会历史学界已完成 “文化转向”，重心由社会经济这类 “硬” 数据转向对主观性的强调。这部作品大概是是有关俄国革命的作品中致以工人阶级的最后一次喝彩了。派普斯则完全否定阶级意识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只能从政治角度来解释。菲格斯在他颇具影响力的《人民的悲剧》中更关注社会而非政治，他极力淡化了 “觉醒的” 工人阶级的作用，更侧重于对流氓无产阶级在街头的愤怒与破坏行为的描述。史密斯和斯坦伯格的新书中，一反常态地对工人问题保持了缄默，但街头犯罪却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线。

迈克米金是上述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决心写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 “新历史”。书中效仿派普斯，但也不乏自己的特点。他开列了一份庞大的 “引用或有参考价值” 的参考书目，目录中排除了除菲格斯以外的所有社会历史学著作，包括史密斯和斯坦伯格的早期作品，以及我自己的《俄国革命》（倒是在目录第 xii 页，我的作品被引用为受马克思主义及苏维埃影响的作品的例子）。可以说迈克米金无需阅读社会历史学作品，因为他的《俄国革命》和早期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国际经济这些要素。他参阅了多国档案资料，书中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内容，特别是经济部分。迈克米金认为 “马克思主义式的非妥协社会主义（Marxist-style maximalist socialism）” 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真实威胁，则显示出一股右翼的偏执。他虽未把整个革命——从1917年4月列宁登上德国开往俄国的火车到1922年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称作是一场德国人的阴谋，但他的文字中或多或少暗含此意。 

列宁回国所乘的火车车头

俄国革命到底是什么？

学者们对革命历史结束点的选择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革命 “究竟是什么” 的假定。对于迈克米金，革命结束点自然是《拉巴洛条约》的签署。对于米耶维，结束点是1917年10月（革命大获全胜）。对于斯坦伯格，结束点是1921年（如你们所猜想的，内战的胜利不过是个开放式的结局，革命事业仍未完成）。对于史密斯，结束点则是1928年。史密斯的选择从叙事来讲有些尴尬，因为这意味着书中用了整整两个章节描述1920新经济政策下革命的停滞来作为结尾，而新经济政策不过是内战时期最终目标的倒退，乃当时经济崩溃的形势所迫。新经济政策本可以成为俄国革命的最终成果，但斯大林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两章和书中其他部分一样思考深刻、研究扎实，但以新经济政策作为革命的结局，相比锵然一声带给人更多的是感伤。

这也让我们转而思考关于苏维埃历史的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俄国／列宁革命到斯大林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本质上的连续性，还是这二者在1928年左右就发生了根本上的断裂。我的《俄国革命》中包括了30年代初斯大林 “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包括了30年代末的大清洗，但许多反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法接受我的这种划分（毫不奇怪，米耶维在文献注释中称这种划分 “有用…...但执着于由列宁导致斯大林这一 “必然主义” 观点并没有说服力）。史密斯一派的社会历史学家基本与米耶维同感，他们的出发点之一是维护革命纯洁性，使其不受斯大林主义的玷污。但在书中，史密斯并没有明确与斯大林划清界限。他指出，斯大林显然把自己看作是列宁主义者，但如果列宁还活着，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残暴。斯大林1928到31年的 “大转向” 运动 “ 完全当得起 ‘革命’ 一词，因为它比十月革命更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模式”。此外，这也显示出 “革命的能量” 未尽。不过，按照史密斯的立场，这只是俄国革命的后记，而并非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 

列宁与斯大林

秉笔公正是史密斯这部力作的的特点，我依然担心自己不能恰如其分的描述它许多其他的优点。这部作品（以及其他在俄国革命100周年出版的作品）唯一困扰我的是，除了出版社的委托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驱使作者写这本书。史密斯在最近的一场俄国革命专题研讨会上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时代不喜欢革命的理念……在我看来，我们对于俄国革命和内战了解越来越多的同时，在某些关键方面对于1917年革命理想的理解、更不用说共鸣的能力却大大衰退了。” 其他与会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失望，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科洛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指出，回到70年代的列宁格勒，能够发现俄国革命的真相对他来说无比重要，而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尽管史密斯在《革命中的俄国》一书中的第一页就写道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这一革命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依然（尽管微弱的）存在。” 但斯坦伯格还是悲观地问道：“我有时想，现在还有谁关心俄国革命呢？” 

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还要思考俄国革命？

20世纪70年代由冷战激发了对1917年革命的激烈讨论，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保持热度。如今，俄国革命的话题已被学界冷落多时。帝国晚期曾被称为 “革命前夜”，学界对于其兴趣仅在于它引发了后来的革命。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转变，俄罗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学家们开始考察那些并非必然导向革命的有趣的话题，包括犯罪、大众文学和教会。1991年苏联解体，革命随之枯萎为历史话题，革命背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显露其对俄国的影响，而此前与之相关研究少之又少。同时，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也将帝国及其边疆问题摆到了世人眼前（参见史密斯著作的副标题 “危机中的帝国”，以及斯坦伯格著作的章节名 “超越帝国” ）。

20世纪60年代，对于E·H·卡尔和·他的论敌莱昂纳多·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来说，俄国革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于夏皮罗来说，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俄国带来了另一个专制政权，这将对自由世界造成威胁；而对于卡尔来说，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它预示了未来的可能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那时的结论是，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托洛斯基及其他众多学者认为的 “背叛”，但苏联仍取得了许多经济及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成就，尤其是30年代由国家支持的快速工业化。霍布斯鲍姆以更宽广的视角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基本上成了一种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的计划模式。” 我认为苏联实现了现代化这一观点依然正确，尽管它在经济方面的现代化早已不那么“现代”。在一个注重保护环境的时代，还有谁会关心建设烟囱林立的工业呢？

苏联电影短片《铸铁》截图

布伦顿对于俄国革命自信的总结有着类似于“自由市场”的那种洋洋自得，可能会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结论却反映出目前关于俄国革命的一种负面的裁决：

“俄国革命告诉我们哪些东西是行不通的。很难预见马克思主义再有回归之日。革命检验了作为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并发现它是错的。无产阶级专政带来的不是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更多的独裁。马克思主义给经济治理开的处方同样行不通。现今没有哪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会认为完全的国有化能带来繁荣……俄国革命至少告诉我们，就经济方面而言，市场远比政府有效。1991之后，放弃社会主义成为大势。”

布伦顿补充道，如果俄国革命留下了什么成果的话，大概就是中国。史密斯更为谨慎地作出了类似的判断：

“苏联模式有助于扩大工业生产，增强国防，但无力与资本主义抗衡，特别是当后者转化为密集化生产模式和 '消费型资本主义’ 之后 。从这个方面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跻身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领先势力，远比其广泛效仿的那个政权更令人敬佩。随着21世纪的推进，似乎中国革命才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

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依然不清楚该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因此也不知道该如何纪念它。其需要思考的是：“俄国革命” 这个招牌已岌岌可危。也许革命第二个100年后，俄罗斯能找到一个挽救革命遗产的方法。毕竟，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中丢失一章是对于任何一个爱国主义政权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危险。对于西方世界（假设在下个世纪，“俄罗斯” 与 “西方” 这种不倒的区分依然存在）革命的意义也注定有所不同。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承认，历史学家的判断反映的总是当前，那么历史学家对俄国革命的歉意和贬低也仅仅反映了苏联解体短期内带来的影响。到了2117年，谁知道人们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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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heila Fitzpatrick,翻译:任静。来源：土逗公社。责编:毕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