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

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世界观的阐明，认真对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形势、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态度的知识分子说来，都是真正的试金石。他对待这个问题的认真、彻底和深刻的程度，是衡量他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回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当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采取明确态度的尺度。因此，扼要叙述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总是能够提供一幅有助于了解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经历的图画，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家感到兴趣，尽管——就我而言——个人经历本身绝没有什么值得公众注意的地方。

我初次接触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是在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刻。印象非常深刻，于是入大学后我又读了好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雾月十八日》、《家庭的起源》），特别是从头至尾钻研了《资本论》第一卷。这种钻研使我立即确信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正确性。首先是剩余价值学说、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和对社会的阶级划分使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正像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很容易理解的那样，这种影响只限于经济学，特别是只限于“社会学”。我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在认识论方面已完全过时，其实我当时根本分不清辩证的唯物主义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关于“意识内在性”的学说非常适合我当时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我甚至没有对它进行任何批判的检验，就毫无抵抗地把它接受作为提出每一个认识论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总是对极端主观的唯心主义怀有疑虑（既怀疑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也怀疑马赫主义），因为我不能理解，怎么能把现实的问题简单地当作内在的意识范畴，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唯物主义的结论，而是反而使我接近那些想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方式、甚至是以神秘主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哲学派别（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西美尔、狄尔泰）。我曾是西美尔本人的学生，他的影响也使我有可能把我在这一时期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东西“纳入”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西美尔的《货币哲学》[1]和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著作[2]是我的“文学社会学”的榜样，在那里，那些出自马克思的成分必然暗淡无光，虽然还存在，但是已几乎难以辨认。我一方面依照西美尔的榜样使这种“社会学”尽量和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原理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把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仅仅看作是对美学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1909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10年的《文学史方法论》；都是用匈牙利文写的）。我在1907年和1911年间发表的文章[3]都在这种方法和一种神秘主观主义之间闪烁不定。

共产党宣言

很明显地，由于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发展，青年时代对马克思的印象必然越来越淡薄，在我的学术活动中起的作用必然越来越小。我始终认为马克思是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在我那时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暂时还微不足道。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把我引入哲学危机的那个发展过程的各种问题和阶段，对读者来说并不有趣。但是这种危机——我自然没有意识到——是由帝国主义矛盾的剧烈表现客观地决定的，并且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加快了。不过，这种危机最初仅仅表现为由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过渡（《小说理论》，写于1914—1915年）。不言而喻，由于这个缘故，黑格尔——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我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随着我对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日益清楚的了解，随着我对黑格尔研究的深入以及对费尔巴哈的考虑（当时自然只是从人本主义方面），开始了我对马克思的第二次深入钻研。这一次我主要注意的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哲学著作，虽然我也努力地研究了那篇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透过西美尔的眼镜，而是透过黑格尔的眼镜来观察马克思了。马克思不再是“杰出的部门科学家”，不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我已开始认识到他是一位全面的思想家，伟大的辩证法家。当然，我那时也还没有看到唯物主义在使辩证法问题具体化、统一化以及连贯一致方面的意义。我只达到了一种——黑格尔的——内容优先于形式，并且试图实质上是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由于当时在我的祖国匈牙利最有影响的“左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萨博·埃尔温的工团主义，我的这一尝试便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色彩。他的工团主义著作除了给我的“历史哲学尝试”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外（例如对《哥达纲领批判》的介绍，我是通过他才知道这部著作的），还使这一尝试带有非常抽象和主观的、因而是伦理的特点。我作为脱离非法工人运动的学院知识分子，在大战期间既没有见过斯巴达克同盟的文章[4]，也没有看到过列宁关于战争的著作。我读过罗莎·卢森堡战前的著作[5]——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和持久的影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是在1918—1919年革命期间才熟悉的。

国家与革命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酝酿中，我赶上了1917和1918年的革命。经过短暂的动摇犹豫后，我于1918年12月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从此一直留在革命工人运动的行列中。实际工作立即迫使我加紧研究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努力钻研历史、经济史、工人运动史等，不断地修正哲学基础。然而，这种为争取真正和完整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努力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虽然匈牙利革命的经验非常尖锐地向我表明了一切搞工团主义的理论（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都是错误的，但是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还是长期地留在我的身上（如1920年对关于议会制的辩论、1921年对三月行动的态度）。这首先妨碍我从其全面的哲学意义上来真正地和正确地把握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方面。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过渡性。尽管已经有意识地试图用马克思来克服和“扬弃”黑格尔，但是一些有决定性意义的辩证法问题还是按唯心主义方式解决的（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至今还坚持着的卢森堡积累理论与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非有机地混杂在一起。

只是由于长年实践而形成的与革命工人运动的融合关系、只是研究列宁著作并从其基本意义上逐渐加以领会的可能性，才使我进入了学习马克思的第三阶段。只是到现在，在做了将近十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在和马克思打了十多年的理论交道之后，我才具体地明白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全面和统一的性质。但正是这种明白才使我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学习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决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列宁说得很中肯：“现象比规律丰富……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6]这就是说，任何人如果幻想靠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深入的认识来一劳永逸地掌握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就必然要从生动的辩证法重新陷入机械的僵化状态，从全面的唯物主义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片面性。马克思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每日每时地在实践中重新领会和掌握。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正是以其无懈可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成为指导实践、认识现象及其规律的武器。只要这种整体性的一个环节被失去（或者仅仅被忽略），就会重新出现僵化状态和片面性；只要对各要素之间的比例考虑不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就会从脚下重新消失。列宁说：“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7]

从我小时候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以来，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种对马克思著作的不断的——尽管充满矛盾，不是直线的——深入，成了我的思想发展的历史，甚至成了我的整个一生的历史，如果说它对社会说起来还有一点意义的话。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这种发展是按阶级性决定的。但是这种决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辩证的：我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程度，另一方面，这种掌握的每一次深入又促使我们与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实践相融合，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加深和马克思的学说的关系。

注释：

[1] 格奥尔格·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于1900年在莱比锡出第一版，1907年出增订的第二版。

[2]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1905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20卷和第21卷中。

[3] 这个时期的最重要著作，除上述两部外，还有《心灵与形式》（柏林，1911年）、《美学文化》（布达佩斯，1913年）、《论渴望与形式》（载《新评论》杂志1911年，第22期）

[4] 主要指斯巴达克同盟从1919年1月27日至1918年10月在柏林以秘密方式不定期出版的《斯巴达克通讯》。

[5] 首先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莱比锡，1899年）、《群众罢工、党和工会》（汉堡，1906年）、《资本积累》（柏林，1913年）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新时代》杂志，1903—1904年）。

[6] 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27页。

[7] 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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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卢卡奇自传》。责任编辑：卢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