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写在最后的话：路线与上层建筑：谁代表谁，谁代表人民？
i):社民分子病急乱投医的谬论
最后以对路灯先生胡乱借用的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批驳为例，谈一谈上层建筑的路线斗争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克里米宫内现在正忙于颁布一部新宪法以代替旧者……从此以后，选举的单位不是工厂，而是个人，每一个人将为自己而选举。一旦「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只有法院才有权剥夺个人的选举权。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中采取来的…… ——托洛茨基 《论苏联的新宪法》
托洛茨基的理论极端荒谬。
首先，斯大林时期苏联选举的单位仍然是工厂、集体农场等，1936年宪法（也就是托洛茨基所批评的这个社会主义宪法）只不过是将原来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原来是工厂工人选出工厂苏维埃和市苏维埃，然后这些苏维埃去选出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则改为工厂工人可以直接以工厂为一个单位选区，选举州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等等。至于在这个工厂内本身的投票，难道十月革命时就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吗？即便是间接选举，最基层的苏维埃也必然如此。那个时候人民不也是“为自己而选举”？难道这就意味着阶级的瓦解？这完全是把个体跟集体对立起来了。而且按照托洛茨基的这种谬论，今天中帝的选举还是间接的，难道人民就是为本阶级在进行选举嘛？这实质上又是一种对形式民主的崇拜（只不过跟当代红皮自由派对一人一票膜拜不同罢了）。
其次，苏联在1936年（托洛茨基所称该宪法颁布时）宣布实现了无阶级，当然是斯大林的一个错误了。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就意味着人人将为自己选举，这就非常荒谬。难道在托洛茨基眼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没有选举？还是那时人民将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进行选举呢？
最后，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存在阶级，可不是出于要消灭这些阶级的动机。相反，他是要竭力保持过渡状态，维持新旧剥削阶级（富农、耐普曼、外国资本家甚至旧地主等人）的存在，同时对他们（其实也不止他们，包括一切非国营的经济单位）征收重税来兴建更多的国营工厂，“利用这些人来积累工业建设的基金”。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受到了多少剥削，这会不会导致劳动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被新旧剥削阶级奴役的无产阶级，会不会导致导致国民经济基础改变，会不会导致阶级力量对比变化，他都是全然不管的。事实上，伴随着这些新旧剥削阶级的崛起，国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势必发生改变，江山一定变色。不过，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国际上试图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体系的附属国而在生产单位内推行非党化、洗刷工会和劳动军事化的主张，他当然不会在乎这一点。
布哈林也要竭力保护这些新旧剥削阶级存在。但他和托洛茨基不同，主张“发财吧”，也就是进一步对这些人减税，鼓励这些人自由发展。
简而言之，托修和布修都是走资派。只不过前者从外因论和唯生产力论出发对完成所有制改造持万事推明日的态度，后者干脆公然主张富农和耐普曼“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所以路灯先生以工人出身的首相为例，企图证明他代表了无产者的权益无疑是可笑的。转向新自由主义也叫维护无产者的权益，掩耳盗铃也不至于如此。就像同样是工人出身的赫鲁晓夫，上台后的作为是在工业领域大搞扩权让利，推行利润挂帅，允许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买卖，乃至授予工长、工段长在经车间主任批准后解雇、处分工人和确定工人工资等级之权等等；同时对集体农庄也搞起了“利润挂帅”，并允许其“自订生产计划”，实际上以商品订货合同取代原先国家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集中统一的计划领导，在农业领域实行资本主义的买卖原则；同时大肆撤换工农干部……其行动就证明了他是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对公有制的破坏，复辟资本主义。因此，随后苏联蜕变成为了社会帝国主义也不奇怪了。
当然要指出，这种转变还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所谓“必然变修”，无非是拍脑袋想出的空话。有文化大革命，也有揭批查运动，胜者才能决定政权的性质。至于社会民主党这种完全堕落而少有斗争（如果可耻的投降也能算是斗争的话）的转变，无非是证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不足以激化到互相消灭的地步罢了。
但对此，社民分子像是没有看懂：
我所反驳的，乃是所谓的"大资产阶级独裁"。 在一个“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出来一个工人首相。 这独裁看来玩的不好。
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大资产阶级独裁”。再强调一次：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在瑞典这一“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里的所谓“工人首相”，早已背叛本阶级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正如赫鲁晓夫同样背叛了本阶级，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一个阶级的独裁，和一个政治代表的身份有什么必然关系呢？不过当然了，既然抛弃了阶级分析法的路灯先生能说的出“因为在1930以前，萨纳齐政权根本就谈不上法西斯”的昏话，对此故作不知，也是情有可原。
ii):路线斗争与流氓逻辑
在这里不妨谈谈一位新“朋友”（谈了一会，“求同存异”地互关了，然而结果还是被互相恶心到了，随后写出回答自称心水“马克思主义”而嫌我“恶心”）所批判的流氓逻辑吧：
中、俄两国的红色政权，自然是有功有过，甚至是功大于过。然而这群所谓「左派」的逻辑是什么呢？功都是他们的，过都是修正主义者、反革命的，或者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实在是一种百用百灵的流氓逻辑。从他们的行为中，可曾见到一点反思的意思呢？一点没有。既然如此，就不要惋惜在中、俄两国被堕落的统治集团自己和人民共同抛弃的命运了。当你们把你们放在人民之上时，就再也没有资格谈进步了——你们自己就是进步，你们垄断了「进步」的话语权，那么真正的进步就是把你们打倒。
看起来这位“朋友”是“明白”我们全文的逻辑的。
那么，这一逻辑到底是不是流氓逻辑呢？首先要明白：路线斗争，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拥有国家机器，可以改造经济基础，这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路线代表了政策，而政策的实施必然涉及阶级利益，会影响到阶级力量对比，乃至左右政权的稳固程度和性质。
而上层建筑里，一个政党，作为一个利益共合体，不像这位“朋友”的幻想，从来就不是没有斗争的一个整体，里面除了革命者，必然也有投机者和伪善者，如同主席当初所说的，10%到90%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但革命者的正确，只能通过实践与和投机者的斗争来证明、维持。在上面以托洛茨基为例的批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整篇文章对于各种事件的分析，都是应用着这样的逻辑。
但这位“朋友”却认为，革命者维持自己的正确的方式，是犯了错再找人背锅，将其他人踢出革命队伍！也就是说，认为「左派」是一个机械而统一的整体，同时要求革命者对不属于他们的过错负责。这不过是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行径，看起来中肯，而实质上也还是对一切革命运动的反对。说白了，就是“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进步，什么都要，但就是不要阶级斗争”的同义往复罢了。
不过说起来，原来现在的中俄政权在他心目中代表了“真正的进步”，和我的一番交谈，不过是想听到我的“反思”与“忏悔”。这样来看，我们其实本来就不用多谈什么了，毕竟，我们“求同存异”存下来的“异”完全就是原则性的“异”。那么，随后的他会和田中氏一样，气急败坏地大骂“资本主义比你们要好一百倍！”云云，也不奇怪了。这种气魄着实让我觉得，垄断了「进步」话语权的其实反倒是他们呢。虽然也不奇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一百倍”，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常识”。
当然了，这种空无一物的口头上的指责我是见得多了。路灯先生提过的“批判而无更好方法”不外如是。虽然路灯生的更好方法就是维护私有制，以翼赞帝国主义为目标，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我们的更好方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目标，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这位“朋友”除了“恶心”也没什么了，虽然实质上，既然他两个都讨厌，两个都不选，无非就是希望维护现状罢了。
但是，我要说——
在如今和未来，这个充满斗争的阶级社会里，不是红色恐怖就是白色恐怖，这是无法选择的事实。恶心与否，都是不得不要接受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进步与反动，二者必居其一。
而对于无辜者，即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一直认为他们是极其不幸的。而在白色恐怖里他们受到的冤屈和无能为力，也正是我日益走向激进的原因。然而无论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里，他们总会是数目最多的受害者——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一切政治斗争，必须要让他们主动介入而不是被动卷入，才是止损的唯一正确而长远的方法。必须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也要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且要让他们认识到，所有人的利益所在，就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只有这样，才能有进步的希望。
如果非要说革命者有什么过错，那就一定是斗争的不够，没能把握住主导权。毕竟，能垄断「进步」的话语权的，当然就是凭借着进步的人民支持走在最前面的无产者，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怎么可能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呢？怎么可能还敢自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而且我看，尽管在网上很多人故作谦虚，不敢自称能代表人民，但每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反对他人的时候都是暗含着这样的观点的。显然这位“朋友”也不能例外。
既然每个提到「人民」一词的人，必然是想代表人民的，那么谁真正代表，而谁不是，是要从言行来判断的。如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很好，那么请在实践之中检验吧。
而能否代表人民，能否垄断「进步」的话语权，其实是在问——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什么？
多余的话，我也不想再说太多了，毕竟这个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也已经被证明过了，要么拒绝相信而倒退，要么就接受着她的遗产前进，如是而已。
事在人为，而且也是将越来越可为的。
iii):国家机器与先锋队
这位“朋友”又更新了一段。
我所批判的流氓逻辑是什么？就是将自己派系实践中所有不光彩的例子开除出党的行径——如果你们非要这么说，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朝代粉固然可笑，然而谁曾经见过朝代粉把某个、某几个昏君开除出自己粉的那个朝代的呢？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器，难道不是从1949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是从谁手里凭空变出来的咯？ 发动大规模的恐怖和堕落为寡头政权，其本质是相同的——华先生口口声声说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选出剥削者，然而是谁堕落成举着消除剥削的名号剥削压迫劳动者的政权呢？
必须指出，所谓“朝代粉固然可笑，然而谁曾经见过朝代粉把某个、某几个昏君开除出自己粉的那个朝代的呢？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器，难道不是从1949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是从谁手里凭空变出来的咯？”是十足的诡辩。
很简单，第一：历代皇帝都是同一个阶级，而党内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恰恰不代表同一个阶级。
第二：现在的国家机器是如何“变出来的”？是揭批查、是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的大规模肃清，从量变到质变的改造——才让新的国家机器“变出来”的。“从1949年一直流传到今天”是十足的荒谬逻辑。按照这种荒谬逻辑的话，因为红军来自国民革命军、人民政府留用了旧政府的官僚（“包下来”），1949年的国家机器岂不是国民政府流传下来的？依此类推，现在的国家机器何止是从1949年流传下来的呢？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从殷商流传至今的。当然，如果这位朋友如果能理解什么是“量变引起质变”，现在也应该不难明白这种荒谬所在。
国家机器的存在，即上层建筑用来改造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不是谁变的，本就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功劳，是由生活于同一个社会的所有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一同创造的。但它的性质却是由统治阶级决定。国家本身就是暴力，主要组成成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发动大规模的恐怖和堕落为寡头政权，其本质是相同的”，也无非是一种不明所以，看清不了实质的指摘。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无视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阶级斗争，阶级的胜利与消亡和其中的变革，陷入形而上学了。
因此，虽然这位朋友也口口声声地号召诸位看清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但这就和列宁文章里提过的农民的疑惑一样，只能让人感到混淆，不明所以：
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我们明白我们所说的概念下面存在着的事实，也不愿做什么政治骗子。 我们也一直都是在要求诸位能做出这样严肃而认真的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被华美的口号所蒙蔽了双眼，要看透其中的阶级利益所在。这个观点，我在这篇答案里也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很多次了。
总之，必须要指出：无产者的用来巩固新世界的红色恐怖并不是他们失去政权的原因。就像资产者一直用于维护旧世界的白色恐怖也从来没让他们因此失去政权，恰恰是阶级力量的对比转换、专政的不稳固导致了统治阶级失去了政权。而这本质上，又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再生产问题，即权力的交接问题。仅仅得出“因为专政就必然失去政权”的空泛结论，无非只是“存在就是要灭亡”的错误延伸，走到了虚无主义。但是，阶级社会必然也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终结，反复的治乱循环也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终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事实。
最后，再次强调，我们从来都不隐瞒这样的观点：
一个政党代表了谁的利益，除了要看其中的成员的阶级成分，而最重要的，也是要看他们的主张和践行程度。而他们的主张的分歧，即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马列毛主义向来承认本党内部有敌对阶级的存在，这恰恰是光明正大的表现。内部有敌对阶级存在却不承认，这叫讳疾忌医。而共产党是社会政治组织，是一个以马列毛主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为生命的有机体，当然会有新陈代谢的 “废料” 要排出，更可能会有社会上的、来自敌对势力的“病毒”侵入党的肌体，清除这些“废料”、 “病毒”，就是“整党”甚至是“重建党”的过程。 而只要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如果他不是存心找碴，都不会因为别人正常的新陈代谢或在患病时的求医问药而责备之，指责其“否认废料/病毒是其肌体的一部分”。而指责“堕落”是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革命者的过错，完全是一种卑鄙而不负责任的行为。事实上，自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以来，激烈的路线斗争已经发生很多了。而路线斗争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对主导权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旦党内资产阶级夺取了领导权，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并消灭、分化了反抗的无产者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也是必将逐渐消散，又要从头再来了。那真正的进步，也就无从说起了。
固然，说了这么多，在这位“朋友”眼里，我们作为“异端”倒是已经不配为人了；但是，我们对于“异端”的态度，倒一向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实比我们能起到的教育作用无疑是要大得多。旧有的成见逐渐被抛弃，改造社会的诉求越发兴起，进步取代反动，这是历史上无法阻止的走向。事实上，我们的活跃也不过是这种走向的极其微小的反映罢了。
而历史的走向如何，从来是大多数人决定的，革命先锋队恰恰只是这“大多数人”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其先进的一部分。把先锋队和群众对立起来，将先锋队开除出人民的把戏，很无谓，也可以休矣。这无非是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主张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行动是为人民服务， 结果他们不能代表人民。这样的不辨是非，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如果我们还愿意以进步的人，像历史上站在左侧的那群希望能代表人民的人一样，以所谓左派自诩，那么还是请相信人民，也相信自己。“可胜在敌，不可胜在己”，我们向来是深信不疑的。即使到头来无法进步到足以站在人民前列的程度，那么至少紧随他们的步伐，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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