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群中

2019年4月，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发布《95后手机使用心理与行为白皮书》，显示95后每天平均使用手机8.33小时，其中社交用时最长，接近2小时。如今，以网络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产品，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了信息时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低头刷手机、耳朵插耳机”也仿佛成为了人们最自然的休闲方式。那么，数字产品与个人生活是如何紧密联系起来的呢？这种紧密联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分析与数字产品相关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对比历史上的“三角贸易”及数字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考察其中共有的雇佣劳动、剥削和异化，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理解上述现象。

什么是“玩工”及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联系

“数字资本主义”由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提出，它“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2]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线上丰富的学习资源大大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只要愿意，每个人都能体验世界顶尖大学的课程；线上办公为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提供了新的可能；网购、在线支付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检索信息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交媒体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

然而，在种种美好愿景的背后，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仍然存在。接下就以最为人们熟悉的数字产品的使用为例，从劳动的角度分析“自由使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

“玩工”概念诞生于对数字游戏行业。在游戏公测、玩家参与改编创作等过程中，玩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改善了产品，客观上被纳入了游戏开发商的生产体系中；这种劳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但其同时具有生产性劳动的特征，并非单纯的休闲活动。[3]更极端一些的例子是职业游戏玩家，有学者以“魔兽世界”中的货币交易为例指出，职业玩家将游戏当作生存的方式，不停地帮助休闲玩家，在实质上成为服从虚拟经济环境的工人。[4]在数字产品生产、流通的过程中，剥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往往已经被隐藏在娱乐之中，在很多情况下，玩与劳动是无法区分的。[5]

从积累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玩工”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试想以下情景：小明刷手机时点进了《健身环大冒险》的测评，某知名up主在制作精良的视频中介绍了使用体验；小明觉得很有趣，看完众多弹幕和评论的推荐后，他又通过许多平台了解了健身环的信息，以至于新打开的APP已经将相关信息置顶推荐；打开社交媒体，小明发现不少朋友都分享了自己使用健身环的照片，并且大部分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小明打开了网购软件，发现“好物推荐”的第一张图片便是健身环，小明点了进去，好几百元的价格让他有些犹豫，不过回想起看到的种种信息，他还是点下了购买，没等他再犹豫，软件设置好的“免密支付”已经显示支付成功；收到货后，小明迫不及待地开始体验，同时更加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今日乐趣”；使用的过程中，小明又想起了之前的测评视频，跟着up主操作之余，他也发了不少弹幕，并在评论中分享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和自己在玩“绝地求生”时一同创作的好朋友分享了一番；过了一段时间，好朋友也入手了一个，当他想来约小明玩耍时，却发现小明已经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新入手的拍立得……

上述情景展示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片段，同时也是“玩工”参与生产过程的一个缩影。“玩工”的劳动可以分为：1.直接增加价值量，2.间接帮助价值实现（上传和传播信息帮助商品更快卖出）。

小明使用平台进行的评论、发送的弹幕既可以说成为了测评视频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成为了广告的一部分，都增加了相应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此外，有学者指出，在“绝地求生”等游戏中，厂商给予玩家对游戏的自我设计权，玩家在设计和制作时耗费脑体力劳动生产游戏的附加产品，实际上意味着娱乐产业的资本家仅仅通过对生产功能的开发便获取了大批的非雇佣工人，并且无偿或以极低的代价获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可以说，“玩工”简单的娱乐和消费行为在客观上增加了原商品的价值量。[6]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互联网的特性使得用户每一次操作留下的信息都有被保存的可能，平台也可以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进一步利用，甚至将分析结果出售给广告商，使广告商可以根据用户偏好和个人习惯进行“Feed模式”的分类和精准投放。[7]在虚构小明的经历中，几次相关的浏览产生的数据被各个平台利用，纷纷推荐了“最有可能”吸引小明的信息。在推广信息的轮番轰炸与免密支付等“便利”的帮助下，小明最终选择了购买。值得一提的是，小明在社交媒体的分享行为，实际上起到了“搬运广告”的作用，难怪有学者指出信息时代的“玩工”也可以类似于传统交通行业中的运输工人[8]，尽管单次传播产生的价值量十分有限，但是经由社交媒体转发、放大，加上一定程度的从众心理，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我们时代的新“三角贸易”：“玩工”-激流网

图一：“玩工”参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示意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通过网络平台，广告商与制造商深度融合，与用户的互动程度大大加强。在此交互过程中，制造商可以通过分析用户偏好生产出更能刺激玩家购买的产品；广告商也可以根据用户信息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刺激玩家的消费欲望使其更加频繁地购买，此外，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过程来讲，广告的有效刺激能够加速资本流通。用户在此过程中，成为了几方的免费劳工，其劳动量被制造商、广告商和平台瓜分。[9]

换汤不换药：“玩工”与“三角贸易”

说到这里，或许会认为：“不就是这样吗？我自己选择了平台提供的服务，同时推荐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自由选择”，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呢？

马克思说：“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0]在具体考察“玩工”的异化之前，我们不妨参考借鉴学者对历史上“三角贸易”中白糖消费者的异化的研究。

“三角贸易”中，欧洲人航海到西非，购买奴隶，然后贩卖到美洲，供应给以甘蔗种植和加工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美洲蔗糖涌入，白糖价格下降，成为普通欧洲民众的消费品。在欧洲出售美洲产品的收入又被用来购买更多的西非奴隶。如此循环，每转一圈，就有新的人口沦为奴隶，新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用以完成下一轮的资本积累。[11]

在此过程中，使用奴隶扩大了生产的规模。“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12]可是，资本主义在更有效生产的同时，由于其固有矛盾，往往面临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问题。缓解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人们消费令人上瘾的东西，或者不断地“制造需求”。这些消费品看起来“纯洁”甚至令人心旷神怡，但背后却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和野蛮。[13]

17世纪最典型的商品是蔗糖。它原本昂贵，但在大量非洲奴隶从事甘蔗种植和加工产业后降价，成为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常食物；世界各国中，不产甘蔗的欧洲反而消费最多，如英国平均每人每三天吃掉近一斤白糖。科学实验证明[14]，吃糖上瘾会产生生理上的依赖，在原理上和吸毒、抽烟上瘾没有本质的区别。除此之外，来自美洲的新型农产品还有烟草、朗姆酒、咖啡和巧克力。[15]在一圈圈“三角贸易”中，这些令人上瘾的东西源源不断涌入欧洲，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制造”出的社会文化，实际上也会与消费者产生双向作用。种种影响，都是原始资本主义用来制造稳定需求的手段，它看起来好像令人感觉良好，但对消费者而言，上瘾的实质是剥夺人的选择权，使他们无法选择不去消费那些“过瘾”的商品，受到资本的统治。[16]

我们时代的新“三角贸易”：“玩工”-激流网

图二：“三角贸易”中的资本流通与异化过程

参考这一过程可以发现，虽然已经过去四百余年的时间，资本主义与信息网络深度结合，但由于仍然遵循资本逻辑，我们还能看到以某种方式呈现的剥削和异化。今天的“玩工”，使用数字产品产生的数据，在算法的加工后，经由平台、广告商和制造商的利用，反过来奴役了他们自己；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玩工”可能整天刷短视频以至于手指抽筋、头晕目眩，可能整天面对电脑以致颈椎腰椎劳损，让手指或其他器官按设计好的方式反复运动。这一过程，和当年拿着镰刀砍甘蔗的黑人，以及大量摄入糖以至于产生“sweet tooth”上瘾症的欧洲消费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异化劳动：人被自己的劳动控制，劳动呈现强制性，人脱离自由自主、自我实现的生产性劳动而从事为维持肉体生存的劳动。

翻译翻译，什么是“自由选择”？

分析完“玩工”参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我们最后来考虑“玩工”意识上对参与该种生产方式的认可——是什么让电子产品成了人们“自然”认可的休闲方式？有学者指出，网上冲浪的刷屏休闲娱乐意识形态是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种娱乐意识形态指人们通过在互联网上听歌、电竞、社交、浏览信息、刷抖音、发帖、回帖、网络创作等方式消遣娱乐的新型娱乐观。[17]电子产品在娱乐中的广泛使用，实际上反映了相应意识形态的构建。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8]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层面，用户对数字产品的广泛认可及使用，实际上反映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需要——在数字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用户与平台的交互，特别是用户在使用数字产品过程中产生、传递的信息，可以说居于该生产模式的核心位置，也是网络时代与以往种种的重要区别；同时，平台渗透于种种信息活动中的宣传也促进了该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层面，该种意识形态使得人们频繁地参与到生产数字产品的互动过程中，首先保证并加速了资本流通，其次是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和广告商被吸引加入并有针对性地生产，越来越多的平台使用精准的推荐算法，使得数字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正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数字产业飞速发展、电子产品与现代生活深度绑定、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产品，以至于一切都变得“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异化劳动除了把个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向度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19]——以外，还产生了更为隐蔽也更深度的剥削，进而生产出了如亚马逊、谷歌一般富可敌国的数字科技巨头与工作、收入不稳定的数字劳工之间悬殊的两极分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视角下回顾“玩工”的诞生，可以看到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中同样包含着资本主义中“亘古不变”的存在——剥削和异化，轻松的娱乐背后隐藏着剥削关系，看似自由的选择中实际上有异化劳动的诱导。理解“玩工”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或许能让我们在现实中做出选择时，少一分“强迫”的自愿。可是，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呢？“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怀着“知性的悲观和意志的乐观”，在认识现实的同时，期待并朝着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不懈奋斗！

注释：

1.
恩格斯F,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3.
julian Kücklich,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Fibreculture Journal, Vol. 5, 2005. ↑

4.
Trebor 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2, p. 1, pp. 187-204. ↑

5.
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4，p.
126. ↑

6.
刘皓琰玩劳动与玩工的剥削机制研究[J]. Tian fu xin lun, 2019(1):
11–18. DOI:10.3969/j.issn.1004-0633.2019.01.003 ↑

7.
吴鼎铭，石义彬：《社交媒体“Feed广告”与网络受众的四重商品化》，《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 ↑

8.
刘皓琰玩劳动与玩工的剥削机制研究[J]. Tian fu xin lun, 2019(1):
11–18. DOI:10.3969/j.issn.1004-0633.2019.01.003 ↑

9.
刘皓琰玩劳动与玩工的剥削机制研究[J]. Tian fu xin lun, 2019(1):
11–18. DOI:10.3969/j.issn.1004-0633.2019.01.003 ↑

10.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11.
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J]. She hui, 2014, 34(4): 119–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