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只开了2天(1929年12月28～29日)，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从井冈山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以来，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各种争论，在这2天的时间里作出了最终定论。所以，要全面认识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仅就古田会议的地点、内容、决议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到古田会议召开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予以全面认识。
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
朱德与毛泽东
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前后的党史军史，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的争论过程中，涉及我党我军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支持朱德的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且他们各自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也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完成了整合。所以，古田会议不仅对我军具有深远影响，对我们党都影响巨大。
探究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便会发现它深层触及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出现的种种深层矛盾和问题。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四军的由来。这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次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大。
当年红四军的编成：第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29团、第30团、第33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原来占据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其中，主要力量是第28团、第31团，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后来，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八月失败”后溃散了，第32团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基本损失了。所以，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曾回忆，“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上只有秋收暴动留下的这一点儿力量，将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谭震林还说，“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在第28团和第31团这两个重要的红军发展来源中，第28团——原南昌起义部队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即“六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是由此开始的。
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第31团，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就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
当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的一些“铁军”老兵，打仗时战斗力的确很强，但他们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和“共产”的误解，片面地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战场纪律、群众纪律意识比较淡薄。当时的情况是，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也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他们流里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倾向，等等。南昌起义部队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收入较多，财政状况较好，但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
古田会议旧址
谭震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第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28团去讲话。现在，我们说到井冈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胜利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因此，这两支部队走到一起，最初的争论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后井冈山兵力陡然大增。到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井冈山地区山多人少，供养如此规模的一支红军队伍，经济上很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外线封锁，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粟裕当时还是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任第28团某连政治指导员。粟裕就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因为井冈山地域狭小，资源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争，朱德出击赣南的意见是相对合理的。当时，在他们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下的时候，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确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行打游击，很难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将陷入困境。
古田会议旧址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回。因为，一出去就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这说明，朱德当时坚持出击赣南打游击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也欣然采纳了此意见，与朱德合力开发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就包括古田。
但从井冈山出击后的红军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刚刚下山后的红四军非常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红军处境十分被动。那真是红军最困苦的一个时期。
困境导致争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大家觉得第28团、第31团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集权、分权之争，起因就是由分兵开始的。后来的罗福嶂会议有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分兵”。
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罗福嶂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这个改编就是为分兵作出的组织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合编，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二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
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干脆把军委撤了，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当时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2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
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但中央“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是4月份了，当时的局面已有所好转，红军已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朱、毛都表示反对。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这样，刘安恭不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还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当时，政治部的权力很大，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筹款都由政治部分配，这在当时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权。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
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刘安恭的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就是“言必称希腊”。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陈毅是反对刘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的身份，开始大家对他还相当信任，觉得他是中央派来的特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来的人，至少同志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没想到的是，刘安恭来后却激化了矛盾。陈毅说，本来就想让刘安恭当个副营长，可最后却让刘安恭当了纵队司令员，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就是刘安恭。
客观上说，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问题上起到了负面“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一场党内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当时，有两个情况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
从后来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会议竟然没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本来，大家都认为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能够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结果刘安恭来后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
“温度”挑上去了，随后就召开了湖雷会议。1929年5月底，湖雷会议就“党的工作范围”进行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点。
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其他事项你没有决策权。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多数人附和的。毛泽东只获得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当时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处境空前困难，非常孤立。
湖雷会议导致了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实在不能继续搞下去了。白砂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一定要保留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被免去。但临时军委被取消以后，刘安恭仍在到处活动、“穿针引线”，还是坚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范围也越来越大，一些纵队和下面的团都已经在讨论此问题了。
毛泽东后来干脆提出辞职。他认为，担任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所以请求立即撤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红四军去苏联学习兼休息。我个人以为，当时的毛泽东，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许是他真想去苏联学习、见识一下。当时，那些去苏联学习过或是与苏联领导人有过接触的人，回国后都成了党内权威。比如，项英回国时身上就别了一把斯大林赠送的手枪，他讲话的权威性也随之提高;张国焘同列宁单独谈过话，由此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苏联，或许他真想去苏联学习、“取经”，顺便看一看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是在群众中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林彪又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的像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一直想改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为南昌起义的部队是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应当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陈毅，想通过陈毅掌管这支部队，结果没有实现。后又寄希望于刘安恭，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当时任第28团团长、一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红四军中的南昌起义部队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奠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认识林彪是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在茨坪的会议上，21岁的林彪发言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认为敌人来进攻时红军应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敌人撤走或被消灭后，红军就地分散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林彪当时的发言极富特色，概括力和感染力非常强，提出“红军就是要同群众一起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毛泽东当时就问：“这是哪个?”陈毅告之是第28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的三只虎”。毛泽东自此认识了林彪。
毛泽东接到林彪来信的当晚非常兴奋，立即给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2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红四军《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且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的一些言辞很尖锐。但朱德给林彪的信中并没有公开反对林彪的观点，只是不同意林彪信中透露的过于悲观的情绪。最后，两封信都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这就等于将朱、毛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一时间，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据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描述，当时，朱、毛“不能有一朝之慨”，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确实非常尖锐。而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但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扩大化了。
据当时主持红四军七大的陈毅回忆，他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参与争论的当事人，他全批。当然，批的分量不一样。陈毅批毛泽东最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批朱德只有两条，相对比较缓和。最后，会议代表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很多，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建议对朱、毛都给予处分。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毛、朱二人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双双落选，陈毅被推选为前委书记。陈毅虽然不想当这个书记，想让给别人来当，但毕竟与会代表选了他，他也只好当了书记。
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的事件。毛泽东一生有好几次被罢免的经历：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后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在赣南会议上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书记和红一方面军军委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红军总政委职务。这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唯有七大这次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说：“我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我的力量来源于群众，我的力量来源于士兵，就是来源于下面，结果这次被下面颠覆了。”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陈毅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这期间，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红四军的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方向、利益，吵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凡事都进行民主讨论，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会议开得很乱，“民主”得搞不下去了。
后来，红四军打下福建上杭，组织召开八大。朱德也觉得这样搞下去不行，会前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和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承认当时的措辞是有些过分的。但当时的毛泽东坚持要辩出个道理是非，认为陈毅在七大上列出的所谓“七条错误”，都是从个人伦理上考虑的，没有从政治原则上考虑。
此时陈毅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陈毅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争论。当时担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有关人员，专门讨论解决红四军内部矛盾和红四军发展方向的问题。
周恩来在催生古田会议精神中的“非凡”作用
这时候——就在红四军八大召开之后、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走入其中。我们今天讲周恩来的非凡作用，为什么用“非凡”两个字?是因为回看那段历史，周恩来真是不简单。在历史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一定不要忽视了周恩来的军事地位，因为，最早“摸到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就组织、筹建了中共第一支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抓枪杆子”的。而且，周恩来还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更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我们今天常说，为什么周恩来在认识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时候，眼光独到、措施老辣?这与周恩来多年的军事实践紧密相关。
讲到周恩来的非凡作用，就不能不提他与陈毅、朱德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与陈毅是老朋友，两人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还是周恩来委派的。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矛盾时，提出过两点建议：第一，中央如能另行委派，朱、毛都可离开;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因军长无人替代。毛先走可减少矛盾。
而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者，两人关系十分亲近。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曾激烈反对自己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太了解，彼此也没有深入接触过，而与陈毅、朱德却交情弥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问如果你是当年的周恩来，该作何处理?
今天来看，真可以用“非凡”二字来形容周恩来当时的决策。对朱、毛之争，周恩来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采取“改组”、更换领导人的方式，而是一再强调要支持红四军前委的领导，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周恩来讲，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朱德和陈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军队只有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他还批评陈毅：“去年湘南的溃败，就是你们不集权，光让群众讨论。第29团都是湘南部队，要到湘南，说去就去了，结果全部溃散。作战必须集权，你们是不对的。”
所以说，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和决策威信之所以高，是因为其思想与言行早已超越了个人情感、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后来，在妥善处理红四军党内矛盾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九月来信”，也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做工作的结果，最终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周恩来还特别赞成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通过军委(司令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最终，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还在比较了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各自的情况后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还专门嘱咐陈毅，回去后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要知道，当时的周恩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能力很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周恩来、李立三，而周恩来的态度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央的态度。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陈毅返回红四军，于10月22日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意见，并决定请毛泽东复职。此时，距古田会议召开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担任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了。刘安恭这个人虽有错误、有缺点，但客观地说，他也是个全心全意干革命的人，只是他始终觉得他那套是对的。
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毛泽东后来回到了红四军，回到了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自此，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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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一南。来源：国防参考。责任编辑：卞中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