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让你们乱猜，不如由我自己讲出来。这就是毛泽东创造历史的风采。
美国人施拉姆说：“100年之后，毛泽东仍将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与军事家。”
毛泽东的一生，瑰丽、奇崛、神秘。
本文想要探讨的，只是这位伟大人物晚年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但是通过对这段几乎已经湮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片段的解析，我们所要直面的却是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不老的雄心。
一、公开“五七一”：一个震惊全党、全国的决定
1971年11月14日夜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以及四川省的党、政领导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突然谈起了发生在两个月之前的林彪叛逃的问题。他说：“许多现象和本质不同。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毛泽东的这番表述，让在座的周恩来总理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刚刚从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学院设立的据点里查到的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想起了在讨论是否公开这份纪要时，政治局成员纪登奎曾经明确说过，这份“纪要”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太恶毒了，不能印发。想到这里，周恩来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毛泽东，谨慎地问道：“主席，《”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可以印发各大军区和省委常委？”毛泽东略一沉吟，随即表示：“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看着周恩来凝重的神情，毛泽东微微一笑，用轻松了许多的口吻说道：“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就这样，一份本来只在党内高层由极少数人阅读并掌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党、全国。通观这份所谓的“工程纪要”，充满了怨气、戾气、杀气，充满了对毛泽东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前所未有的恶毒攻击，即便是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读来，依然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更何况在一片“红天红地红海洋”的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读到这篇纪要，其震惊、骇异、恐惧之情就更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了。
于是有人不禁要问：“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怎么会同意公开这样一份丑恶离奇的材料呢？您不会是老糊涂了吧？”是的，毛泽东同意公开《“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已经78岁，的确是老了，但他绝不糊涂。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毛泽东自有他的深意在里面。
欲解深意，还是先从探究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入手吧！
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前世今生
作为一份早已被公诸于世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似乎已无秘密可言，但是与这份纪要紧密联系着的却又是一个又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疑团，一切似乎还是应当先从1971年9月13日那个诡异的夜晚说起。
1、诡异夜：叛机、自戕、畏死者的供述
1971年9月12日晚11点，“九一三”事件全面爆发前夕，林彪之子林立果命令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给他把门，他在叶群办公室里给正在空军学院据点等候消息的亲信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按照李文普的回忆，这个电话的核心内容只有一句：“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至于林立果口中所指的“首长”究竟要往哪里走，从周宇驰等人随后的行动可以看出通话双方对此早已是心照不宣了。
9月13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负责人汪东兴疾步走进毛泽东暂时移居的人民大会堂118厅，向正在那里谈话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北京沙河机场飞走了一架直升飞机，机号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飞机正在向北飞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在空军的主要助手和“军师”，在“九一三”那个充满了肃杀与恐怖的夜晚，他是“小舰队”中唯一与林立果保持直接联系的人。在恐慌、惊惧的气氛中，周宇驰手持内容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林副主席手令(关于这份手令是否确为林彪所书，还是由他人—如林彪内勤李根清—代笔，目前还有争论，但笔者倾向于这份手令是由林彪亲笔写下的。至于详细的论证，因与本文无关，容另文详述)，带着“小舰队”另两个骨干于新野、李伟信，以“吴法宪搞政变了”为借口，骗取了空军航空兵某部副大队长陈世印和飞机驾驶员陈修文的信任，驾驶3685号直升机走上了叛逃祖国的不归路。
出乎周宇驰等人意料之外的事，当他们撕下伪装，命令陈修文向蒙古飞去的时候，竟然遭到了陈修文的反抗。这位驾驶员不但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向境外飞去，相反却在暗中破坏了飞机罗盘之后，驾机重新飞回到北京附近的怀柔县沙峪地区。绝望之中的周宇驰开枪打死了驾驶员陈修文。坐在后面的于新野听到枪声，心慌意乱地向前面胡乱开了一枪，结果却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混乱之中，陈世印已经驾驶飞机在野外迫降，并随即躺在机内装死。已成丧家之犬的周宇驰等三人此时此刻早已无暇顾及陈世印的真死假活，拼尽全力奔向茫茫野外，找寻着自己的逃生之路。
在确信自己已经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之后，周宇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先打死于新野和李伟信，然后再自杀。这个想法当即遭到了于、李二人的反对，最终三人决定同时自杀。三声枪响过后，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周宇驰和于新野饮弹而亡，李伟信却是对空放了一枪，苟活了下来。
李伟信为什么没有追随周、于二人走上死路，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李伟信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最初只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在林立果驾临上海时派来照顾、接待这位“超天才”的临时人员。即便是后来进入“小舰队”，李伟信在“小舰队”的组织体系中主要负责的也不过是采购各种器材、物资的“外贸”工作，是个百分之百的外围人员，与周宇驰、于新野这样的林立果的绝对亲信在“小舰队”中的地位相比，自己实在没有为林家陪葬的必要。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还有一些“立功赎罪”、“反戈一击”的幻想，因此，当他被搜山的民兵捕获的时候，李伟信一直高声喊叫要见卫戍区司令，这恰恰反映了他急于通过揭发检举，立功自赎的现实心态(对此，有的材料认为李伟信当时喊的是“我要见汪主任”，并试图借此证明李伟信是汪东兴安排在林立果身边的“余则成”，只是这一点已被汪东兴本人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直接否认了)。
9月13日晚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亲自审讯李伟信。审讯中，李伟信突然提出要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问题。正处在紧张和焦虑之中的吴忠根本听不懂李伟信的话，他一心一意只想审清李伟信等三人究竟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惊天阴谋的全面揭露，因此听了李伟信的话，他除了愤怒就是愤怒，竟然拍着桌子骂道：“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惊慌失措中的李伟信只好闭了嘴。直到空军学院接待人员王义兰等人在清理林立果据点时发现记录着《“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的笔记本并主动上交之后，李伟信才得已详细供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编制工程和主要内容，《“五七一”工程纪要》至此才真正浮出海面，大白于天下。
2、离奇书：诅咒、怨恨、自大者的梦呓
作为解放军战史上的赫赫名将，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林彪本人对“政变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在他1966年5月18日所做的那篇著名的“政变经”报告中，林彪就曾经明确讲过他对如何搞政变的理解：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五七一”工程纪要》恰恰体现了林彪这种“文武并举”、“上下其手”的政变思想。
首先，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同时也是为了确立林彪集团政变的合法性，纪要中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充满恶意的诅咒，并明确把“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写入了政变攻略之中。表面上看，纪要的作者义正词严，指出并强调了许多诸如“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等现象。应当说，这些现象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很多人现在看了这段话，都情不自禁地会替林立果“小舰队”叫屈，认为他们说的多么的对啊！他们说的多么有正义感啊！要是他们能政变成功，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或许会发展的更好吧？这实在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其实，只要我们看看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表现，就不难发现林彪集团作为一个以军事人员为主的政治集团，长期以来始终游离于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工作之外，对新中国社会秩序的重构、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们基本处在一个“无知”、“无为”的状态。对于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反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放权、调动两个积极性”的经济建设思想，对于文革进入中盘，经济建设、社会秩序在调整后逐渐好转的客观现实，纪要的作者采取的完全是一种“无视”的态度。事实充分说明，林彪集团在社会、经济工作中的无知、无为恰恰成了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社会、经济工作进行“大无畏式”舆论攻击的思想动力和源泉，成了他们推卸林彪集团在造成人民共和国政策失误中应付责任的最佳借口。实事求是地讲，指望这样一个政治集团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实在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次，在论及自身实力以及开展军事政变的手段和策略时，纪要的作者表现的非常志大才疏，过于自负。比如，纪要中明确写道：“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我们现在看这几句话，除了感觉这是明显的大话、空话、废话，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了。
在军事行动上，纪要的作者主张搞先发制人，企图利用恐怖手段进行政变。纪要中罗列了诸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以及使用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特种手段，最终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者武装割据的政变目的。他们甚至还想借重苏联的力量，乞求得到苏联核保护伞的荫庇，帮助他们实现“五七一”的目标，这种策略既透漏出了纪要编制者们的异想天开，也反映出了”小舰队“的疯狂已经发展到了为达目的，不惜卖国的丧心病狂的程度。当然，上述种种举措其实很多已经类似狂人梦呓，无怪乎毛泽东看了以后会语带讽刺地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最有意思的是，纪要中直白地表达了许多林彪本人对毛泽东的一些真实看法，包含了许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争夺最高权力失败后的愤怒与怨恨。比如在涉及对毛泽东(B-52)的评价时，纪要作者咬牙切齿地写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这些无疑都是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和林立果私下谈话时留下的余音回响。
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林彪似乎忘了，恰恰是他本人才是满脑子封建思想，不但全心全力地培养自己的儿子作为接班人，把二十几岁的林立果吹捧成“超天才”，为他在全国范围内“选美”，而且还利用“文化大革命”打击异己，用新的特权取代旧的特权，借毛泽东为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治”的伟大战略构想而自我粉碎之机，行构建自己的林家王朝之实，确实是个标准的“两面派”。如果仅从这点意义上讲，《“五七一”工程纪要》堪称是一篇林彪集团的自白书和自供状。
当然，“纪要”的制定最终是为了确保“纪要”的全面实施，在纪要的实施过程中，林彪集团以及林立果的“小舰队”们的表现又如何呢？
3、仓皇日：“五七一”工程众生相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林彪集团)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自己的力量。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
这个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其实，从“五七一”的具体实施过程来看，真正敢于死心塌地跟着林彪父子大干一场的，连一小撮都谈不到。这里，我们不妨首先看一下由林彪亲自掌控的“大舰队”在执行“五七一”工程中的表现。
所谓“大舰队”的核心人物就是林彪安置在军委办事组中掌握军权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通过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应当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对“五七一”工程，对暗害毛泽东的图谋，确实是知之甚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知情的。作为林彪的亲信，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平步青云的受益者，“黄、吴、李、邱”依附林彪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看到林彪在中央日益巩固的领导地位对他们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直接有利。如果为了林彪的未来让他们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一斗，他们还是信心十足的，但是一旦斗争中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他们的战斗力便会在瞬间归零，化为乌有了。特别是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仅用区区几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粉碎了林彪集团的政治攻势，结束了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这一切早已让“黄、吴、李、邱”魂飞胆丧。他们真心地希望他们的统帅林彪不要那么倔强，赶快和毛泽东握手言和，这才是最符合他们现实利益的选择。
当然，作为林彪的嫡系，“黄、吴、李、邱”在维护林彪的利益时还是称得上不遗余力的。比如1971年9月5日，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重要内容，立刻感觉到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毛的讲话是对着林彪来的。他迅速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黄永胜，并通过黄永胜很快让林彪夫妇了解到了这一重要情况。但是这件事也真的把李作鹏吓得够呛，据说他曾在睡梦中几次哭着滚下床来，歇斯底里的叫喊：“我要疯了！我要被抓起来了！我活不长了！”与此同时，吴法宪通过自己掌握的空军部门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召见华国锋、刘兴元、丁盛、许世友、韩先楚、韦国清等南方党政军大员的情报，这个表面憨厚，内心精细的吴司令也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林彪。这些无疑都为林彪做出最终的判断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和支撑。
然而，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名将，林彪对自己手下几员大将的底数还是了解的。如果单纯依靠这些大将们搞“五七一”，他们层出不穷的顾虑除了坏事，只能坏事。所以，林彪不得不把期许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爱子林立果，投向了林立果身后的“小舰队”。但是，“小舰队”的表现真的能让林彪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林立果本人眼高手低，狂妄有余，经验不足。更可怕的是，在长期的吹捧声中成长起来的林立果，体内早已滋生出了“骄、娇”二气，这直接导致了他和他的“小舰队”最终走上了一条有始无终的“军事冒险”之路。至于由他统帅的“小舰队”，更是各怀心腹事。既缺乏谋略，更缺乏胆量的他们，最终只不过是配合林立果演出了一幕“政变闹剧”。
1971年9月，就在毛泽东南巡讲话中的那些爆炸性内容不断传到林彪集团内部的时候，林立果终于在取得林彪的默许，叶群的支持之后，决定启动“五七一”工程了。他亲自制定了利用40火箭筒打毛泽东专列、在桥梁安放炸药、让王维国在毛泽东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等8种刺杀毛泽东的方案，可惜却找不到一个自愿以死相博的人，让谁干谁说有困难，事还没做，内部已经先乱成了一锅粥。
在此期间，林立果先让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调集空军警卫营冲击钓鱼台，王飞一面推说自己动员不了部队，空军带武器进不了城，一面又把林立果要谋害毛泽东的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王飞的妻子让他躺在阳台上睡觉闹个感冒住院躲一躲。有意思的是，王飞还真就在阳台上睡了一宿，结果也没得上感冒。没办法，王飞竟然想到找个医生给他针灸搞瘫痪或者干脆弄个脑震荡住院，真是已经慌乱到了极点。林立果又让江腾蛟在南方下手，却被江腾蛟以王维国不听自己指挥为由直接予以拒绝。林立果转而让林彪的老秘书关光烈调动所属部队参与政变，又被关光烈以没有军委命令，他连一个排都调不动为由推脱掉了。当然，最可笑的还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当他听说林立果想让自己驾驶轰炸机袭击毛泽东专列时，他干脆用紫药水把自己的眼睛搞得又红又肿，直接办理了住院。“九一三”事件后，他又主动找到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李德生揭发林彪和林立果，并以“半起义人员”自居，真是让人可笑又可叹。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主席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威望之高重实在是非常人可以企及，即便是距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林彪，在毛泽东崇高威望的面前，也只能是无能为力，自取灭亡。应当说，毛主席这种崇高威望的获得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由毛主席几十年革命历程所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和无比牢固的群众基础所共同构成的，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敢于向全党、全国公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底气之所在。
三、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公开《“五七一”工程纪要》？
行文至此，笔者感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大致已经讲清楚了。
不可否认，“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对晚年毛泽东而言，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打击无疑都是巨大的，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起到的无疑是在毛泽东的心灵创口上又撒了一把盐的作用。按照当时中央高层官员的看法，对于这份只有少数人见过的材料不但不应当公开，甚至应该立即予以销毁才对。但是在几乎一边倒的建议面前，毛泽东再次力排众议，坚决同意全文公开这份材料。由此可见，这一决定在党内引起很多人的疑虑、困惑甚至是反对，从常理上看，当然是不奇怪的。
那么，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在自己遭遇事业的重大挫折之后，又做出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选择呢？笔者阅读史籍，踌躇再三，潜思毛主席晚年心态，尝试着为这段历史公案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读。
原因之一：毛泽东对文革进展的坚强自信
关于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著名的“两件大事”的说法。具体而言，就是毛泽东在1976年6月(一说4月)曾经在同华国锋、王海容等人的谈话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过这段话吗？笔者认为没有。
原因何在？其一，这段话主要来源是叶剑英在1976年8月同熊向晖的谈话，1977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9年夏天在六所和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讲话写作班子的谈话。三个来源，信息的提供者却只有叶剑英一个人，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孤证;其二，《毛泽东年谱》的编写者们在编录这段话时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他们在注解中特意强调：“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可见流传的这段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看法的谈话本身就是非常缺乏证据支撑的;其三，谈话中涉及到的当事人华国锋在1993年明确讲过：“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这是对这段流传甚广的“毛主席的言论”的直接证伪。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段如此经不起考证和推敲的话广为流传的呢？笔者在这里想引用一下胡绳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胡绳说：“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泽东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根本原因之所在，很多人传播这段话，就是为了证明毛主席在晚年后悔了，后悔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呢？请看1976年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布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在这段绝对有据可查的文件中，毛主席明明白白地讲道：“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就是毛泽东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一个充满自信的看法，而敢于公开发布《“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毛主席对文革进展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表现。
要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很多语言不但是攻击毛泽东的，也是攻击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公开这份纪要，就是因为他对文革的进展充满信心，他相信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自会明辨是非，是不会被“纪要”中的“鬼话”所迷惑的。
“千年的数字会说话”，笔者在这里想引用一下国家统计局编定的《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和统计年鉴中的一些数字来具体说明一下“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1966年社会总产值3062亿元，1976年上升为5433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92.8%;1966年国民收入为1586亿元，1976年上升为2427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2.1%;粮食年产量由1976年的21400万吨增长到1976年的28631万吨，甘蔗从1141万吨增长到1663万吨，布从73.1亿米增长到88.4亿米，钢从1532万吨增长到2046万吨，水泥从2015万吨增长到4670万吨。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并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文革”的十年，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硬是在传说中的“大动乱的年代”建成了一大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代化大企业，这些重点企业就包括在战略后方建成的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一批机械工业企业，就包括发电装机容量122万千瓦的刘家峡水电站和库容200亿立方米、发电容量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在这“大动乱”的十年里，贵昆、焦枝、湘黔、阳安等多条铁路实现通车，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宝成铁路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主跨达到192米的金沙江大桥全面建成，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1971年，由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使得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年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年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在这些新增的职工中，有很多就是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充实进去的。
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无疑都是对根本不懂经济建设，只知暗中从事阴谋活动的林彪集团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最好的否定。
实事求是地讲，每当阅读这段历史，笔者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就像一个只知为后代儿孙攒家底，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过苦日子的传统中国大家庭的当家人。他们活着的时候克勤克俭，积攒了无数的财富，死后还要忍受那些曾经跟他们一起吃过苦，或者连一天苦日子都没经历过的儿孙们一边享受着他们创造出的财富，一边却在不负责任的对他们进行攻击和抱怨。
他们可真冤哪！
原因之二：毛泽东对身后众说纷纭局面的预见和解脱
1975年5月，毛泽东因为身患眼疾，不能看书，因此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来了讲师芦荻为他讲读古文。芦荻老师一直工作到毛泽东眼疾治愈后的九月份才离开中南海。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许多历史人物、文史典籍进行了完全“毛氏”的点评。
在点评二十四史时，毛泽东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那就是形而上学，是傻子。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论述，笔者感到毛泽东作为一个熟读史籍、学养深厚的历史方家，他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存在的真假难辨、众说纷纭的现象是有深深的体会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同所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伟大人物一样，必须要承受在身后任人褒贬，任人评说的客观现实。而要想从这种众说纷纭的困局中解脱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生前把早晚要公开的史料尽量多的由自己公开出来，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部尽量接近真实的信史，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要在生前将类似《“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在当时也属绝对机密的文件公诸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毛泽东深深地知道，林彪和“九一三”事件必将会成为，也一定会成为他和周恩来在生命历程的迟暮时刻发生的一起将会在他们百年之后引起大的议论和纷争的历史公案。类似《“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充满诡异色彩的史料文件，如果当时销毁也许会图便利于一时，但却在实际上会为将来的编史者留下更多的遐想空间。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应该是有默契和共识的。周恩来总理在处理“九一三”事件善后工作的过程中，就采取了一些与毛泽东公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做法。比如1971年10月，周恩来在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广交会时，应约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面对有人递条子询问是否是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问题时，周恩来就没有选择回避，而是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对林彪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清醒、睿智的革命者，他们深深地知道，无论自己做的多么胸襟坦荡，也都必须做好在身后任人毁誉，甚至遭受桀犬吠尧式的人身攻击的心理准备。就在笔者构思这篇关于毛泽东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文章时，碰巧从网上读到了一篇所谓中央党校研究室关于林彪最新研究成果的“大作” 。笔者粗略看了一下，文章通篇充满了对毛泽东的诅咒和谩骂，什么“独裁”、“专制”、“残暴”，整个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翻版。读完之后，笔者不禁微笑道：“骂吧，骂吧！毛主席活着的时候都不怕被林彪骂，难道死后还会怕被你们这些为林彪抬棺材的人骂吗？”
与其让你们乱猜，不如由我自己讲出来。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这就是毛泽东创造历史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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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年谱》下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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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和事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1版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1版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月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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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青《解读林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1版
张聿温《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