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无非意味着工作40年，

拿着可怜的工资，想着是否将来有天能退休……

暴力，无非意味着国家债券，

被掠夺的退休基金，股市的欺诈行为……

暴力，无非意味着被迫办理

偿还时价格会高昂得像黄金一样的房屋贷款……

暴力，无非意味着管理部门随时可以炒你的鱿鱼……

暴力，无非意味着失业，打零工，

有或没有社会保险的400欧元工资……

暴力，无非意味着老板降低安全保障开支而引发的工伤……

暴力，无非意味着工作过劳而患病……

暴力，无非意味着为了应付让人筋疲力尽的工作时间，

服用精神药物和维他命……

暴力，无非意味着拼命工作挣钱买药来修复劳动力商品……

暴力，无非意味着你没有钱贿赂的时候，

就只能死在简陋医院里的病床上。

——占领GSEE（全希腊总工会）办公楼的无产者，2008年12月，雅典

2008年12月，起义的旋风刮遍了希腊的各城市。圣诞节欢乐喜庆的气氛被点燃的同时，宪法广场的圣诞树也一并被点燃了。12月6日一个名叫亚历克西斯•格瑞格波洛斯（Alexis Grigoropoulos）的15岁小孩被警察无故枪杀，正是这一事件点燃了导火索。

12月风暴现场

总的来说，12月的社会风暴可以定性为一场暴力的无产阶级反抗。它突然地、大规模地、激烈地爆发，然后逐渐演变成一场较温和、较少数人参与、却更加具有想象力和政治意义的行动。

从这场反抗的阶级组成来看，它包括高中生、大学生，还有年轻工人和失业者。有一部分学生和工人是第二代移民（大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人，还有些其他国家的移民）。还有一些是拥有比较稳定工作的年长工人。

在数量上，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各种以起义为形式的行动中来。第一天，只有几百个反权威者【1】聚集在谋杀地点伊哈瑞亚区（Exarchia），和警察开始暴力对峙。那天晚上，在学生和左派的发动下，一场自发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大约两千人参与，然后在帕提申街和阿卡迪米特斯街上开始骚乱。同时还有大概一百个人聚集毁坏了雅典最商业化的街道，厄鲁姆街。塞萨洛尼基市也出现了骚乱，自发的游行队伍向总警察局逼近，并发起攻击。

被警察枪杀的15岁亚力克西斯

第二天，一万多人出现在街头上（主要是学生、反权威者、还有来自左翼组织的人）。第三天，雅典有两万多人，塞萨洛尼基有七千，希腊其他地方有数千人都加入了游行示威，然后示威很快就变成了骚乱。在街上与警察发生直接冲撞的人很多，一万人似乎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估算。在整个希腊，特别是骚乱发生的第三天（星期一），参加人数还更多。在那天，银行、公务大楼及大型商场要不是被砸，遭劫，要不就是被烧毁。参与当天暴力行动中的那些人并不来自同一群体，他们包括各种年轻人，如高中生、大学生、工人、失业者、移民、足球流氓、瘾君子，而在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才有反权威的背景。正是因为这种人员构成上的混杂性及其暴力性质，许多政治行动者（甚至一些有组织的安那其主义者）认为这场暴动“无法控制”，而决定不要卷入进去。从星期一早上开始到接下来的几天中，全国范围内有攻击警察局的行动，主要是由高中学生进行的。某些攻击非常粗暴，掀翻警车，使用燃烧瓶（主要是在雅典的西郊和比雷埃夫斯港），但是在整个雅典，警察局外的示威很普遍，连一些富人区和小城镇都出现了较温和的抗议形式。实际上，正是由于高中学生的自发性暴力抗议，暴动才发展成全国的规模。当我们说到“与警察的冲突”时，主要指的是抗议者设置路障、扔石头和燃烧瓶，而不是身体格斗。总的来说，不光是暴动分子，警察也尽量避免“近距离格斗”，后者宁愿大量使用催泪弹。

至于移民，参与暴动的年轻阿尔巴尼亚二代移民很好的融入了希腊社会，只有当他们用阿尔巴尼亚语谈话的时候，才能知道他们是移民。因为他们很多都在希腊长大，所以能够联合希腊年轻无产者，广泛的参与到对抗警察、攻击政府大楼和银行、以及洗劫商品中去。他们能够进行这种行动是因为，比起其他的移民（特别是生活在社会边缘，隔绝在自己民族群体中的亚洲人和非洲人），这些阿尔巴尼亚人感到更为“自在”——其他的移民没有参与到自己街道之外的暴力对抗中去，主要是因为恐惧，而不是因为“缺乏良心”。因为他们聚集居住的地方有不少在雅典市中心，而且国立雅典理工大学正好也在市中心，这些边缘化的移民参与起义比较容易的方法是来参加对大学的占领。当骚乱发生在他们街道附近，有些移民还会去“帮忙”洗劫商品。不过，他们受到来自警察和媒体宣传最暴力的攻击，被刻画成“劫匪”和“小偷”，有时候，还会受到来自法西斯主义分子和便衣警察的集体打击。

风暴现场

总体上看，除了高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外，在起义当中办比较积极角色的人主要的年轻工人，而这些工人的工作性质主要是所谓“灵活的”，也就是说，不稳定的工作。在街头上有来自各种行业的年轻（还有不那么年轻的）工人，比如教育业、建筑业、旅游娱乐业、交通业甚至有媒体界的人。至于工厂工人，希腊的工厂没有发表有关的报道，所以我们无法对他们的参与进行准确的估计。在占领全希腊总工会（GSEE）办公楼的时候，有人提出要到工厂去散发传单，呼吁工人来参与到占领的行动，但是，参与者间的分裂（在我们对各个事件的简介中有提起）使得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除了干预附近的一些呼叫中心以外）都很困难，好几个机会都被白白流失了。保加利亚移民保洁工兼雅典保洁工工会会长库内瓦（Kuneva）来参加占领时，保洁公司老板派来的打手用硫酸攻击她。这事发生以后，“造反工人”组织了第一次声援行动，甚至成功地让一些工会参与到一月的声援行动中来。不过，总的来说，起义对工作场所的影响非常小，因为基本上没有人组织罢工来支援。唯一的例外是，在举行亚历克西斯的葬礼那天，所发生的教师罢工，以及12月10日爆发的大规模反对国家财政预算的罢工游行。除此之外，这场起义并没有影响到工作场所。

从口号和攻击警察的行动来看，在暴动发生期间，一种强烈的反警察情绪占了主导。警察代表着权力，尤其是权力的残忍和傲慢。可是，那些大型商场，银行和政府大楼（市政大厅、行政各部）遭到了袭击、烧毁或占领，正是因为它们是具体的一种权力的象征，即：经济权，剥削权，加深希腊阶级分化的权力。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广泛的，主导性的反警察、反国家机器、反资本主义的情绪。甚至那些左派知识分子【2】也意识到了，起义中有阶级因素，而一些主流报纸承认了，“青年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警察的暴力。警察只是冰山的相当明显、粗暴的一角，这座冰山的其他方面还包括：政府腐败的丑闻、一个（自2004年奥运会以来武装的）向群众开枪毫不留情的公共安全监视国家机器、工人工资的不断减少、工人阶级再生产成本（因为养老金和医疗制度的逐步摧毁）的不断增加、工人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失业率和不稳定工作的不断增长、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过劳、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和一个繁荣的假象，它的组成部分是商场和电视广告中抽象的渴望对象，为了得到它们，你必须先忍受得住大量的剥削和煎熬。
在起义发生的前几天，你几乎能从当时的氛围中“闻”出来真实的原因，然后接下来又会从暴动者、支持者及“评论家”的报道、文章、传单中知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每个人口中“更深层次原因”其实是：需要超越个人从真实的共同生活（gemeinwesen）中孤立出来的状态，一个由以上历史原因造成的孤独状态。这场起义并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议，从而明显地拒绝了“政治”本身，这就证明了它是完全自发的，也是无法控制的。主要是一些（旁观的）左派分子才坚持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政府要下台，要废除反恐条例，要解除警察武装并解散特务警察部门。可是，这种“有更深原因”的感觉是如此明显，只有它才能解释那些在野政党、左翼组织、甚至（如上所题的）一些安那其主义者所表现的无可奈何。起义本身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要求，而这一缺乏，和暴动的强烈性加在一起，使它显得太危险，平常重获【3】和操纵的力量就摸不着它了。

资本主义的“景观”遭砸破

从起义刚开始的前几天，希腊市中心的三所大学被占领了：国立雅典理工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
占领各个大学的是运动中不同倾向的成员。理工大学最临近伊哈瑞亚广场，就成为组织对抗警察行动的主要根据地。它的占领者几乎涵盖了参与雅典起义各个群体的人：年轻工人（移民和希腊人）、学生、边缘群体，其中不少是安那其主义者。法学院的占领者大多是左派和一些反权威者，他们组织了示威游行和讨论会。在这些行动中之一，左派工会主义者聚集在一起，说要“把反抗扩展”到工作场所，但他们实际上做的事情只有散发了一些传单。经济学院的占领者主要是安那其团队和反权威者，他们主要是想把大楼用来进行“反媒体的”交换信息活动。强调的是日常生活的活动。他们占领了学院餐厅，也组织了关于如何进行占领和外面活动的培训班。学校里被没收的资源也作为基础设施，用于其他的活动。许多同志们即使没有直接参加占领本身，也参与到了在学院组织的活动。所有的占领场所都成为运动的“红色根据地”（或者说“解放区”）：在那里，参与者既能避难，又能组织新的行动。在塞萨洛尼基市中心有两个这种占领场所：戏剧学校被学生和安那其主义者占领，而塞萨洛尼基律师协会办公楼被学生（主要是左派分子）占领了几天。

我们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全国范围内由大学生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要占领的几十个学院，还有几百个高中占领行动。起义最初几天的暴力逐渐地被证明是颇有创造力的，因为它成为了后来更有想象力的和组织性的行动的必要条件。在前五天的骚乱以后，在雅典南郊Ag. Dimitrios的区政厅，在区政厅打工的一些工人（主要是蓝领工人）和当地的安那其团队一起组织了占领行动。占领者组织了与当地群众交流的“民众大会”（ popular assemblies），试图拓展起义，组织了与起义相关的当地行动。他们甚至尝试让区政厅的某些事务（在没有通过区政领导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第二天，在雅典北郊Chalandri的内政部信息办公室被占领，占领者也组织了与起义相关的当地游行等行动。

被占领的大学

在塞萨洛尼基附近的一个工人阶级郊区（Sykies），区政厅处于几天的半占领状态，随后，在塞萨洛尼基Ano Poli区的市图书馆也被占领，它成为组织“民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的根据地。这些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新特征：都试图将起义对居民区“开放”。这些议会被看作“斗争的居民区大会”或者“人民大会”。很多时候，特别是随着起义逐渐平息，在这社会“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趋向。一种趋向是想组织一个斗争共同体，从而扩展起义所涉及的问题；另一种则倾向在稳定的基础上，把功夫集中在处理当地事物。最初，这些议会看起来颇有创新性和活力。它们没有决策的正式程序或者“多数裁定”的规则，而它们鼓励了大家的主动参与。但是，到一月底的时候，哪怕是公共的、工会的还是市政的大楼，占领建筑的行动都不再活跃。现在为止，这短暂的行动模式会不会孕育出新的运动，谁也说不清楚。在“老百姓”中，或者更确切的说，在年长的工人当中，有部分人对骚乱者表示同情，这不仅是因为在那里反抗和示威的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还认为这一场斗争具有正义。尤其是纵火烧毁银行的行动很受欢迎，因为成千上万人都背负着债务。出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或者对左派来说，出于道德原因），年长的工人一般不能接受暴动者洗劫商品的行为——至少不能公开地接受。总的来说，“老百姓”对起义者表示大量的同情和兴趣，不过很少人积极地参与到行动。

从12月6日少年被杀事件发生那刻起，国家和媒体的机制就被“激活”，尝试处理无产者愤怒的爆发。起初，他们企图控制可能出现的反应，利用引人注目的巴夫洛普洛斯（Pavlopoulos）和齐洛弗蒂斯（Chinofotis，部长和前内政部副部长）两人辞职的事件、以及总理对杀死孩子的警察要做出“儆戒性惩罚”的承诺、反对党派和很多记者对政府的异议以及警察对游行者的“谨慎姿态”等新闻点。不过，他们很快就策动了各种镇压的方法：威胁宣布希腊进入紧急状态、动员法西斯主义分子和以“愤怒公民”组成的类政府机构，逮捕并殴打几十个游行者、雅典警察又向群众开枪。所有的上层党派（其中希腊共产党［KKE］是最粗俗的）和电视走狗都企图扩散恐惧。同样的，当两个主要工会联合会GSEE（全希腊总工会）和 ADEDY（希腊公务员总工会）意识到游行可能会转化为暴动的时候，它们就取消了对新年政府财政预算的例行总罢工游行。不过，虽然工会官僚们抱怨说政府未能确保社会秩序，在大罢工日还是出现了示威游行，而且相当猛烈。由此可见，情况与他们说的那样还是相当不同：感到恐惧的才是老板们。当法国的外交部长在起义前几天就说“我想对希腊出现的冲突表示我们的关心，大家的关心”时，他表示的才是老板们的恐惧：老板们害怕这场社会风暴会扩展到其他国家，因为世界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声援行动。特别是法国，教育部长取消了即将进行的中学改革，遏制了法国中学生们对希腊起义拍手叫好的态势。

国家机器和媒体宣传利用的主要策略是，把起义主体分成不同群体。他们或者把起义描述为青少年的一场冒险，说是因为青少年天生比较情绪化，所以他们就倾向于对父母的世界做对（媒体则从而假装无产阶级父母不可能自己有理期待资本主义世界的毁灭）；或者媒体捏造出“希腊示威者、移民抢劫犯”这样的虚假划分，来动员观众的种族主义偏见。他们主要是想将起义参与者分为“好的”和平示威者与“坏的”的暴动者。老板们及其走狗承认了游行示威的权益，很明显是为了镇压暴动。为了避免街上暴力行动的进一步社会化，他们尽量把这些行动说成是安那其分子或“流氓”侵入了本来是热爱和平公民的游行，把后者搞乱了。作为一种无产阶级行动，破坏事件宣告了警察局、银行和连锁商店的日常存在就是一种无声的战争；同时也宣告了与民主管理社会冲突方法的决裂，后者能容忍对某种具体问题的游行示威，但不能容忍这些示威演变成独立的、自组的阶级行动。希腊总理求助于资本统治最后的政治壁垒，即“民主”，宣布“社会斗争或者一名少年的死亡不能混同于反对民主的行为”。民主当然也不是不认同对城市和农村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武器的大量生产和贩卖、把尸体像垃圾一样堆积起来、迫使生存下去的我们失去人性而成为工作机器（或者找工作的机器——因为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所以他这样说是在暗指，只要能产生积累利润的新商机，只要“促进发展”，那么，某些人就可以破坏任何他们想破坏的东西。然而，如果是对私有财产的破坏，那这种行为就会成为最大的丑闻，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从诞生起将此设为最基本的“人权”。对私有财产的焚烧和破坏则伤害了这个社会的合法性。“穿连帽衣的暴徒”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专门给警察使用的，而后者可以随意对这种威胁的特点进行捏造。我们在此也应该提一下，自从１月４日在伊哈瑞亚区有人向武警开枪以来，警察对示威者的镇压就升级了。警察已经不仅用催泪弹，甚至用手榴弹攻击了保卫公园的雅典人、打算把拖拉机开到国会大厦的农民、以及要求释放那些已被关押者的示威者。

在宣传机器所制造的形象中，与 “穿连帽衣的暴徒”形象（塑造这个形象以便分裂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是“财产被破坏了的和平公民”。而这些声誉卓著的被破坏行动所惹怒的“和平公民”具体是谁呢？指的应该是那些小商人、“小”商店的所有者、小资产阶级。连他们都被国家机器所愚弄，因为不少小商人也正遭受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损害：2008年 12月营业额只有2007年12月营业额的一半，而这不仅是在高档店面的街道，也包括露天市场。不过，暴动者并没有袭击到那种露天的市场。老板们声称砸坏商店使很多人失去工作，但同时，经济危机已经导致了十万希腊工人被解雇。关于这个问题，一个叫“拉瑞沙市商店店员自组行动”的团队在他们传单如此写道：

有些人企图威胁我们，表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高于生命和尊严；我们在此强烈谴责那种立场。被破坏的财产才是我们劳动的果实，特别是不稳定工人低薪或甚至无薪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再说，在针对银行和公务大楼的象征性袭击当中，任何小型财产都没有被破坏。如果他们真的关心商店店员的情况，他们应该提高我们可怜的工资，他们应该学习什么叫“社会保障”，应该把工作条件和工时变得比较人性化。

左翼政党对骚乱很吃惊，并对其持各异的态度 。SYRIZA（“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一个由Synaspismós（希腊左翼生态联盟）和一些小型左派组织组成的联合会）对起义保持了平衡的态度。政党机器的最高领导毫不犹豫地与街上的暴力划清界限，甚至谴责参与者，可是，与KKE（希腊共产党）的狂怒相比，SYRIZA 领导的谴责算是比较温和的。在12月8日的狂热晚上中，SYRIZA示威者责骂了暴力示威者，但没有企图阻止他们。SYRIZA的普通成员和支持者，虽然将暴动描述为一场“青少年爆发”而与其划清界限，但总体来说，他们表示的是同情的态度，支持SYRIZA的学生甚至参加了抗议警察的示威。KKE（希腊共产党）反而更像极右分子那样，选择采取一种警察似的态度，谴责说参与暴动的人都是受到国内外“黑暗中心”操控的“挑动分子”。KKE很清楚地意识到，被暴动所威胁的正是整个社会制度，而KKE是该制度政治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尤其是KOE（“希腊共产主义组织”，SYRIZA中的一员），他们认为这次叛乱是一场他们所“预期”的爆发，但他们抱怨说暴动者缺乏“肯定性”的要求，所以KOE就急于列出一系列的要求，包括让政府下台的要求，以便他们在政治上利用其带来的人事变动。在各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当中，有些比较积极，比如他们参与到对法学院的占领行动。KKE-ML（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当然没有参加与警察的斗争，但他们对起义表示比较正面的态度。总的来说，除来一些小组织以外，左派与暴动只有很表面的关系，主要只参与了游行示威，没有怎么参加其他行动。

“香肠”热爱骚乱的狗

希腊法西斯主义者的力量不能与70年代意大利的情况相比。希腊主要的新纳粹主义组织（Chrisi Avgi，即“黄金黎明”）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几百个干部。极右民粹主义政党LAOS（希腊人民东正教阵线）是希腊国会的第五大党，拥有3.8%的选票权，可是它在草根的干部基础是很难统计的。尽管右派干部参加了帕特雷和拉瑞沙两个城市的镇压，不过，希腊的法西斯分子比较分散，所以不能把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相提并论。当媒体宣传和警察镇压不足的时候，国家会利用法西斯分子，但他们只有在帕特雷一个城市才有组织的基础（一个传统悠久的组织基础：在1991年高中生占领学校运动的时候，帕特雷的一名支持学生造反的左翼高中老师被枪杀，凶手是当时执政的右翼“新民主党”青年团的主席）。

这次暴动与一个具体的政治亚文化有关，那就是希腊反权威和安那其主义的亚文化，这些圈子在暴动最初两天办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第一天。他们对谋杀的快速并暴力的反应因引发了一种社会爆炸，而这一爆炸超越了他们且燎燃了整个希腊。因为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众和无产阶级其他部分也参与并留下自己的影响，所以12 月风暴才能超越反权威亚文化一直热爱且好像走不开的街头打斗仪式，发展成一场阶级行动。

尽管起义已经结束了，仍然随处可见其痕迹。一些占领区还保存着；虽然出现了某些派性和意识形态的迹象，但造反的精神和声援被关押者的行动却仍然能将参与起义的各个力量联合起来；新的斗争以更激进的特征偶尔出现，而反对国家机器的暴力也显得更加正当了。

参与起义的各种力量都在讨论新组织形式和斗争内容的兴起。政治上来说，那些因暴动感到惊讶和震撼的左翼组织不会作出什么大的贡献：他们只希望有新的成员加入，对起义好像无动于衷。而工会，作为一种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不管是大是小，也仍然对暴动无动于衷，甚至对其带有敌意。主流的党派在面临无产者如此强有力的不服从和对各种机构的攻击时，无法掩饰他们的恐惧。也有回到日常生活和政治常态的某些兆头，但还有新联盟和新行动模式的迹象。它们需要时间来明确自己的形式和内容。

编译注释：

【1】“反权威者”（anti-authoritarian，又可译为“反威权者”或“反专制者”）在其他国家一般来说是总称，包括安那其主义者（anarchist）、反专制手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群体。但是在希腊，“反权威者”具有特别的含义，指一个具体的政治倾向，和安那其主义者及其他激进派不同。

【2】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作者每次提到“左派”的时候，为什么暗示的是自己不属于左派？这是因为作者来自所谓“共产主义左翼”的传统（又称“自由共产主义”、“极左派”等——自己圈子内就会说“共产主义者”罢了）。该传统认为平常意义上的“左派”就是资本的左派，与共产主义运动毫无关（或者说，资本的左右翼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尽管左派的一部分也会用“共产党”等名称，甚至会说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做的事情最多只是换了一些领导人，调整了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模式。关于共产主义者对左派、工会、“国有资本主义”（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的分析，中文资料目前有：《1917-1921俄国革命及其败局》、《1956匈牙利革命》、《1968法国5月风暴》、《工作、共同体、政治、战争》；英文资料推荐读《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和重现》。

【3】“重获”（recuperation）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术语，大概意思是，本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被资本所纳入，转化成意识形态（或者说“景观”——请见下一个注释）的一部分（比如切格瓦拉像或者安那其的“圈A”标志成为服装公司挣钱的手段，从而失去了反资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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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PTG、Blaumachen，小鹿译。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卢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