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移工大游行前夕，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与“印刻部”共同举办了“移工版画工作坊”，偕同多名庇护中心的移工们创作出二十多幅版画，众人并将这些作品合印成“你选购我们但我们也是人”的大型版画横幅。这系列报导中，记者采访了这些创作出独一无二的版画的移工，记录他们的生命故事。
Wiwin：“为什么中介收了钱却不帮忙，只是要我安静？”
Wiwin，原本在印尼做保全，24岁的她想赚钱，也想看看台湾长什么样，借了很大一笔钱，在中介的引领下，满心期待来到台湾的工厂上班，要求自己把握住每个可以加班的机会，换取更为丰厚的薪水。只是，Wiwin没料到，中介不仅将说好的厂工契约，偷换成月薪只有一万七的看护工契约，更强迫自己到豆皮工厂上班。
Wiwin的版画，主题是中介，画中形象是伊斯兰教中的异教徒。（摄影：唐佐欣）
Wiwin将自己的遭遇写进《移工的中介故事书》中，前阵子出席新书发表会，自己更背了三十本去北车分享。（摄影：唐佐欣）
早上5点到晚上12点，Wiwin被丢着一个人工作。“照顾”了很多豆皮，老板却总是对她发脾气，当她接触到不明液体时，“很痛，可是老板没有保护我，只叫我不用休息、继续工作。”而她最要紧的加班费，老板却是一毛都未给，甚至连饭也不给她吃。找不到人求援，却再没有体力支撑下去的她只感到害怕，终于打了1955（外籍劳工24小时谘询保护专线）求救。没想到，被中介发现后，Wiwin反而遭到严厉的责骂，“妳为什么那么麻烦？”，并且要求她在劳动部询问时，谎称自己在照顾阿嬷，或者保持安静，否则“再给老板找麻烦，妳就回家！”所幸，Wiwin在一次外出吃饭时，朋友得知遭遇后惊讶地问，怎么没去找TIWA求助？最后，TIWA与警察相偕将她从工厂救出。
Wiwin的中文能力有限，但是很希望让人明白自己的气愤与失望。即使已经来到庇护中心，她讲起在豆皮工厂的遭遇，仍然激动颤抖，气愤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老板不给我吃饭，没有吃饭我会一直生病，却要我一个人做那么多事？为什么中介收钱了却不帮忙，只是要我安静？
现在的Wiwin，被台湾政府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人”，因此得以拥有“临时身份证”，让她在配合出庭、作证之外的时间，可以跟台湾人一样，不需透过中介而自由转换工作与雇主。在这期间，她不只书写了自己遭遇的历程，收录进《移工的中介故事书》当中，也热心地穿针引线，协助曾经像她一样求助无援的移工们来到TIWA。
中介要求Wiwin在劳政单位询问时保持安静。（摄影：唐佐欣）
Emily：“我不是犯人，为什么在台湾被上铐？”
25岁的Emily来自菲律宾，原本在工厂工作，也曾担任柜姐，为了给予小孩子更好的未来，选择出国赚钱。以家庭看护工的名义来台，实际的工作内容却是打扫、帮佣，一个月仅休一天。来台湾七个月，每次出门都会被雇主检查包包，有一天却突然被指控偷窃了一支笔、一条BB霜。后来，雇主通报警方，警方便以“现行犯”规格将她上铐、逮捕至警局。中介到了警局，却只跟TIWA对峙，坚持不让Emily到庇护中心安置，并且义正严辞地阻挡，“这是我的移工！”、“我可以每天收安置费用”（据移工透露，一天三百至五百元，却只能睡在公司沙发上）。
讲到事发经过，Emily还是睁着大眼说，“我不是犯人，为什么在台湾被上铐？”最后，检察官发现雇主说谎， 让她气得想反告诬告，可是，在偿还完债务、赚钱完成回乡盖房子的理想之前，“我还需要为我的孩子们奋斗”， 她仍然得将所有心力放在工作上，并且相信未来会遇到好的台湾雇主。
Emily的版画，主题是中介。（摄影：唐佐欣）
Analyn：“我希望雇主家不要再有男性...”
33岁的Analyn来自菲律宾，有四个小孩，因为烦恼小孩的学费，付了10万中介费来台湾做看护工，却遭雇主儿子性骚扰。她回想，连洗澡时都感觉有人正盯着自己看，“我觉得很受伤...”，只是她必须待在台湾直到小孩全部毕业。在庇护中心等待下一份看护工作，她说，她只希望雇主家不要再有男性。
Analyn的版画，主题是梦想。（摄影：唐佐欣）
去年监察院的报告指出，过去六年内（2012~2018），有高达633件的移工性侵通报，而七成属于家庭看护工。事实上，通报数其实存在大量黑数，可以成功成案的更是少之又少。TIWA专员陈容柔说明，性骚扰、性侵案不像工伤案通常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交由法官仲裁，中介能从中发挥的空间不多；移工在遭遇性骚扰、性侵后，第一时间往往不知道可以通报、以及如何通报、求援，于是中介常常会采取谴责移工的说法“自己要穿那么少”，或者“再申诉就回家”、“你来台湾是为了要赚钱，你要想想家人”，劝退其进一步通报、提告的可能，以保护雇主的利益。此外，由于事发后移工往往非常激动、陈述得支离破碎，而1955（外籍劳工24小时谘询保护专线）人员即使具备多语能力，却缺乏相关经验、训练，能够“听懂”遭性侵、性骚扰的移工正在试图求援；再者，由于诉讼要求移工自行举证，因此即使通报成功，要真正成案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私人中介制度之恶
陈容柔指出，其实每一个来到TIWA求助的个案，都是第一时间向中介求助时，被要求“忍耐”，或者遭“已读不回”。她也谈起印象深刻的工作经验，就是带着移工来到就业服务站找工作，不少中介丝毫不避讳移工团体同在现场，便开始“喊价”、收取违法的买工费；而移工们知道买工费违法，只是更为清楚，工作机会被中介垄断，只要不付钱就不会有工作，“一切都很赤裸”。因此，移工团体才会积极倡议废除私人中介制度，减少移工遭受剥削的可能。
“移工为何被迫陷入脆弱与剥削的回圈中？”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林淑芬认为，目前的私人中介制度，导致中介得以垄断工作机会与资讯，藉以掠夺移工的金钱，甚至侵害人身自由与尊严，而移工的公民、政治权利又受到极大限制，造成其权益不受政府重视。此外，她认为对于中介制度的思考，还是要连结到国家“选择性地退位”。她解释，在聘雇跨国移工所涉及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协定以及中介制度的法令设置，国家是不可能缺席的，但却透过选择性地退位，形成协议、法令，构成一个高度剥削的跨国劳动力市场。最后，她也进一步提出，“是不是在我们的共同生活里，有些人、有些事物是不该被彻底商品化的？”
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尤其蓝领劳工，是非常需要仰赖中介的；结构上如何让这些人不被绑住、不得动弹？长年从事移工个案服务、政策倡议的TIWA研究员吴静如说，也许我们可以从非常简单的关怀出发，“跟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些人，是背着怎样的血汗跟我们一起活着的？我们愿意他们这样活着吗？”
移工团体疾呼废除私人中介制度，改成国对国聘雇。（摄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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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佐欣。来源：苦劳网。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