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为何“一泄如注”？
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了，面对不出意料的一片欢呼、叫好，我们有必要给这个行业泼一点“冰水”。
的确，自从2010年我国电影票房冲破百亿门槛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动辄几十个点的“春药”行情远远甩开了GDP的同期增幅，每逢年末年初一浪高过一浪的票房高潮，也让整个行业欲罢不能。
这种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屡见不鲜、屡杜不绝的“刷数据”套路，也从那时候开始让中国电影处在了一种怎么说都有理的强烈快感中，而且这种快感的长效和持久甚至到了2016年清明节前后《叶问3》“买票房”丑闻的出现都拦不住的地步。
《叶问3》主演：甄子丹（左），总制片人：施建祥（右）
自从去年清明节开始，暑期档、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在年初还剑指600亿的“小目标”高歌猛进之际，我国电影的票房“猝不及防”地失去了已维持了5、6年的强劲坚挺，忽然“一泄如注”，中国电影本来高亢的“上半场故事”，也是以这种方式荒唐收场。
然而面临如此难堪的局面，我国电影界的主流声音，居然还在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我国电影市场的理性回归，是市场的合理调整……这真是还要怎样荒诞的人间喜剧？
因此，如何认知和评价《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如何认知和评价我国电影产业在新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向，或者说就是在讨论中国电影今天正面究竟临着怎样的现实和困境。
《电影产业促进法》是“文化产业第一法”？
在泼“冰水”之前，我们还是先循序渐进地泼一点“冷水”，由于文化产业差不多是我们国家最后发展的行业，不仅全社会对其不甚了解，就连文化产业内部其实也并不清楚这个领域的整体图景。
例如《电影产业促进法》被誉为“文化产业第一法”就是这种坐井观天的典型表现。先不说2011年就已面世的直接关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不说与《电影产业促进法》同期正式执行的、全国覆盖面更广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更不说在今明两年左右就将推出的、更具全行业宏观指导性的《文化产业促进法》；就是按照中国电影最喜欢的GDP“刷数据”套路，曾经差不多遭到全社会鄙视和误解，并已经逐渐被遗忘的我国网吧行业，去年的全行业营收仍高达740亿，更何况人家十多年前就摸到过千亿的门槛。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先别说那些高大上的目标，什么时候能追上并超过我国网吧行业的营收规模，恐怕还真是个问题；而且稍微有一点脑子的都知道，今天的一千亿怎么能和十多年前的一千亿同日而语？所以，实在难以理解，中国电影是哪来的这份自信和傲娇？
管电影谁更专业：证监会还是广电总局？
泼完“冷水”，下边就是“冰水”。去年的《叶问3》“买票房”丑闻作为我国电影现状的冰山一角，让我们逐渐看清楚了这个行业今天的现实状况。在今天，从前期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宣发，一部电影在面世的全过程中所需的全部资金，在当下都可以被打造成标准化的理财或信托产品进行融资，包括当下饱受非议的P2P模式。
也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现在一部影片可能还尚未面世，就已经提前收回成本，这种甜蜜的“允诺”自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热捧，但凡一部影片取得了票房佳绩之后，相关投资方都在股票市场等金融领域大快朵颐。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证监会叫停上市公司在影视、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跨界定增的原因——票房不好没关系，二级市场的诱惑让制作、发行方索性自己出钱买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好事，自然让水泥、农业机械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都蜂拥而至，你当资本傻么？
至少证监会还不傻，《叶问3》“买票房”丑闻爆发前后，我国电影过去几年这种愈演愈烈的资本杠杆的疯狂套利行为已经充分引起其注意，所以最终还是证监会的一纸红头文件，终止了这“击鼓传花”的游戏。于是问题来了，能宏观调控我国电影行业的究竟是广电总局还是证监会？这是多么辛辣的嘲讽？
在这里问题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在今天正面临着极为复杂的行业现状，也超过了传统的行业管理范畴。《电影产业促进法》当然很有意义，并不是聊胜于无，但其以看似非常“电影”的方式管理电影，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乃至会不会背离其初衷？现实的走向恐怕不言而喻，并将是一个大概率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走出去，谁的“小目标”？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改革的初衷，就是要试图突破长期困扰我国电影市场的省、市、县纵向间和不同省市横向间，分散的、割据的、社会协作率低下的难堪局面。
然而中国电影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却不过是复制了改革开放以来GDP发展模式的老路，中国电影产业的特殊性并没有超脱出中国经济的普遍性，每年数百亿的高票房，依然不过是通过放大渠道来增加市场规模的红利的产物，不过是典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粗放型的发展套路。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我国平均上座率近十年来长时间低迷，不过是印证了急速膨胀的影院扩张早已经进入到了其自身发展的瓶颈期。一旦中国电影产业的票房的增速也就是产值增速，落后于影片、院线这些产能的增速，中国电影就不可避免地和中国经济一样，开始踏进事实性的“滞胀”的泥潭。
那么，对于我国电影产业内部而言，面临这种行业现状，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击鼓传花”游戏已经不再允许，通过正常经营又很难生存，他们该怎么办？“走出去”，就成了真正意义的不“二”选择。例如国民岳父王健林就制定了旗下院线在2020年，完成占据全球电影票房20%份额的“小目标”，这真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史无前例的壮举。
在这里丝毫没有兴趣质疑中国资本的能力和实力，我们也真心相信他们不仅能够做到，可能还会做得更好。问题在于，伴随着中国资本在北美、西欧这些即便在十多年前，还被我们认定是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核心区域的大快朵颐，是否一定意味着以中国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会走出去，并将行业水平提高到相应程度？
《长城》在北美的可悲遭遇就已经充分向我们说明，这中间恐怕从来就没有等号，也从来就没有等价关系。我们确实不能否认中国资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的意义、价值，只是要说明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有着更为残酷的多重意义的“血雨腥风”。
《长城》在北美的上映不尽人意
在今年中美双方将启动新一轮电影进口配额谈判，进口影片尤其是好莱坞影片的配额势必至少将进一步大幅调整，中国电影全面开放的时代恐怕已经浮现在历史地表。
如果我国当前由阶层、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审美差异，在逐步扩大的开放进程中，被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所弥补，也就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如果摸准了中国观众的偏好和节奏，这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些“小目标”又将是谁的“小目标”，还和中国电影自身有没有关系？我们现有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得经过多少次修正案才能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太过尴尬的悖论。
“下半场”，留给中国电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长期看，可能就在5、6年后，由于我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和中国资本的羽翼日丰，中国电影终究还是会拿下世界第一票仓，这就不应该是什么目标。真正的挑战在于，新世纪院线制改革以来，按最低票价、单拷贝票房保底指标等硬性约束的发行、放映模式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中国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顶层设计都面临着这个时代的全方位洗礼。
最后，套用一个熟悉的表述来概括当下的中国电影可能更为贴切：我国电影产业的行业实际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有些问题积弊较深，彻底扭转仍需时日，无论是建章立制、文化立法、利益协调、资源整合等等，中国电影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面对“上半场”的一地鸡毛，当前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也至少还算是亡羊补牢，但“下半场”留给中国电影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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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佳山。来源：媒介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