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混在北京》展现的是时代转型之中，一群知识分子面对生活艰辛、面临价值观念转变时的纠结，它显示的是知识分子的挫败，是理想的失落，是对时代大梦的预警；《中国合伙人》则是完全不同的基调，它的主人公一开始就明确渴求着以名利为标志的个人成功，它展示的便是知识分子的成功，理想的实现，在时代的激流中靠个人奋斗从小人物成为弄潮儿；它是黄金时代梦的确证，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神话。这两部影片之间的转变，对应着文化的“资本化”、资本的“文化化”的进程。

大体来说，弥漫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集体意识，从90年代初期就已然奠定了。所谓时代精神，无外乎是名利，是成功。其具体的指标，就是在大城市立足——有个舒适的房子，从而有安稳的家。房子，一直是经久不息的话题，也是每每在毕业季引起青年学生热议和焦虑的现实问题。

90年代一部反映小知识分子艰辛生活、奋斗和失败史的影片《混在北京》，已经将这种焦虑表露无遗。彼时正是市场大潮汹涌来临的初期，社会大转型的当口，因而引起的更有诸多价值观念上的纠结、游移。今天，起始于那个时期的社会转型已然完成，我们所忧虑的已不再是精神上的取舍，而只是现实的选择空间。影片的结局已经暗示了这点——起初对社会风气感到不满，尚且怀有知识分子的“清高”的几个文化人，或者在养家糊口的压力面前转变思想，改变做法，与他们看不惯的人合作，向他们看不惯的行为学习，或者坚守原则，拒绝向钱、权低头折腰，而被迫离开北京，终于“混”不下去。

小知识分子群像；环境与人

在躁动的时代风口，被搅动起来的各色人等，真是八仙过海，异彩纷呈。正如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学者教授往往抓住时代机遇而名利双收，其手段姿态让人大跌眼镜一样，90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潮流中，读书人已经不甘寂寞，跃跃欲试。《混在北京》就如一部新时代的《儒林外史》，用不多的材料雕刻出小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群人都在同一个出版社工作。其中有来自农村，为了在北京立足而装作谨慎老实、谋求一步步往上爬的的冒守财；有看不惯社会风气却也渴望多赚钱养家的胡义、滕柏菊夫妇；有喜好搅弄是非、睚眦必报的门小刚；有靠几首歪诗酸词成名得利，因而忘乎所以、大搞婚外情的哲义理；有不学无术、道貌岸然，靠着手中权力摆弄别人，没有贼胆却有色心的出版社副总编劳思贵；有一心想出国，却不得不承受流言蜚语、为千夫所指的美术编辑季子；有为人正直、不肯妥协而只能忍受清苦贫寒，终被打击排斥的沙新。围绕这些人，此外还有大学毕业想留在北京，只能暂时寄居亲戚家而遭受白眼的慧慧；有热情歌唱着青春梦想，却迫切希望走红而不惜出卖肉体的歌手黄叶红。

这里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小知识分子典型，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毫无文化人的精神光环，而近乎市侩。

典型人物出自典型环境，这些人的环境如何呢？

影片开头的画外音说：

“北京二环路外一条胡同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筒子楼，住着一群向导出版社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外头是体面的诗人、画家、编辑、评论家和翻译，可回到这拥挤的筒子楼里，他们就变成了另一幅样子。”

是什么样子呢？随后的许多场景，就一再为我们展示这些人的居住环境之恶劣：楼道狭窄，房间逼仄，整个破败老旧，杂乱无章；不时地漏水、停电；几个人合住一间屋，一个楼层的人合用灶台、洗手池、晾衣绳。私人空间的狭小和公私界限的不分明，造成了许多无谓的冲突和烦恼。以至于这里面的人们要么厚着脸皮，多用多占，要么背后使坏，我过不好也不让你过好，要么穷极无聊，互相嚼舌头取乐，要么充满戾气，一口一个“龟孙子”地骂着，除了相互吵架就是跟自家人吵架，对外部的愤懑向内部爆发。而实际上，最大的愤怒和最实质的冲突来自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均。房子的分配取决于能为出版社创收的多少，美术编辑季子、写诗成名的哲义理都独占大房子，其他人则一家几口或几家占一间寒酸的房子。由分配不均引起的冲突，在沙新的妻子从老家来这里生孩子而被房管科科长驱赶时达到了高峰，全国范围的地域不平衡乃至地域歧视也在这里显现了。

环境造就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高雅的情操志趣是难以想象的，“体面”的读书人实在也无法体面。但空间环境还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时代氛围。

知识分子与时代

个人无法自外于社会，自外于时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80年代是令今天的知识精英们流连不已的黄金时代，仅次于他们心中的“民国”。实际上，正是他们反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保障了那时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那时候知识分子共同分享着时代骄子的意识，分享着靠知识精英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共同理想。而到了90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当知识分子向往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市民社会，以粗糙的、荒诞的形式降临时，当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开始失去体制化的保证，急需要另寻出路的时候，他们开始犹疑，开始分化。《混在北京》就是从小处来反映这种分化。在影片中，需要维护的甚至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优越的精英意识，而是仅仅能够做到不去违心地迎合权力、金钱，迎合极其鄙俗的人和事，就已经成为小知识分子的难题。文人式的清高、精神贵族气，很快宣告破产。

90年代的确是荒诞的年代。社会转型，裂隙丛生，异态杂陈，最直接的欲望以最粗粝的形式释放出来，整个社会淹没于逐利的躁动、狂热之中。一位人文学者曾回忆说，在南巡讲话之后的一段时期，经常听到学界同行下海的消息，甚至接到同行的电话：“开口就是：‘有没有办法弄到XX吨钢材？’甚至‘能不能弄到批件，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千真万确！——荒诞喜剧、黑色幽默或卡夫卡。其集体疯狂的程度不下于主流叙述中的‘文革’。”（戴锦华《昨日之岛·代序》）卡夫卡式的荒诞，然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混在北京》这一影片尤其触及了“改革”本身的问题。90年代已经是“改革”成为政治正确，全面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时代。影片中，出版社的职员一开始就感到了山雨欲来的迹象，感到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出版社的调整：不管以什么手段，能够取得名利，能够为出版社创收的，才是好汉，才被优待。后来，以道貌岸然的劳副总编为代表的出版社的改革领头人，明确宣布：“我们出版社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市场，再不改革就揭不开锅了。”“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就是要转变某些人的心态……有个别同志对我们出台的改革措施不满，甚至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改革就是要从这种人入手。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改掉落后的东西，改掉不符合规律的东西。我们出版社要生存，要发展，要面对市场，就是要赚钱。”

多么熟悉的话语，多么符合整个改革开放的精神。连雷厉风行的人事手段都深得“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务实精髓。一贯固执的沙新已经感到，这是在“打着改革的旗号整人”。果然，他后来就被“优化组合”掉了。

这里宣布的改革“规律”再明确不过，就是市场的规律，利润的规律。作为经营文化知识的单位，以往有着一定精神光环的文化部门，也必须以利润为导向，别无其他原则。起初大家犹疑不决的根源就在这里：作为自命清高的文化人，如何放下架子，靠出卖知识甚或出卖人格来吃饭。这种犹豫是短暂的，此后面对外部“改革的新形势”和内部的艰难处境，众人纷纷改弦易辙，不再“抱残守缺”，一个个转变思想，转变到改革的道路上来，甚至比单位所要求的更进一步：胡义夫妇这对冤家开始经营起关于美食、美容、婚姻幸福的主题日历，胡义看准了时代的主潮，不再与其对抗，而是加以利用：“我也想明白了，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现在人们有钱了，除了爱美，就是爱吃”。在放手谋利的基础上，夫妻俩达成高度共识，此前的矛盾得以弥合。门小刚则打算与死对头冒守财合作，“作家兼企业家，打着出版社的旗号办公司”。金钱可以化敌为友，扭直为曲，他们都走上了此前鄙视过的道路。

在出版社的改革道路明确化之后，沙新在街头向同事发牢骚表达不满：“现在是只顾抓钱，不要文化，人口素质上不去，就知道大吃大喝。”“有些人是先富起来了，可是先富起来的人拿钱不会花，不是海吃海喝，就是唱卡拉OK。”这里还残存着一丝知识分子“国民性批判”的意识，也指向了对造就“先富阶层”的改革本身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还只是很浅层次、很表象的，没有指向社会整体结构、改革内在的逻辑。但即便这种牢骚式的反思批判也无法长存，他跟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起了冲突，在“高兴，高兴，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的狂欢亢奋的歌声中被打倒在地，满脸是血。影片结尾便是他同妻子的黯然离开，片尾曲响起：“我已经忘记了，哪条路可以回家；带着梦中的一个地名，我无法找到它。”他是被北京这座城市放逐，也是被这个时代挫败。

知识分子的命运：什么人能“混”得下去？

不愿为时代掰弯的人“混”不下去了，转变思路的人勉强可以跟上时代潮流。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时代弄潮儿、大城市的入主者。换句话说，在转型了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如何再度成为时代的宠儿？答案是，需要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入资本市场的盛宴，做一名成功的商人。这便是几年前的《中国合伙人》所告诉我们的。

文化知识，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资源，重要的权力。不论是中国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还是西方的“Knowledge is power”都道出了这点。在市场主导的社会中，一切皆可交易，知识更是用了用武之地，可以直接“变现”。谁拒绝这个逻辑，谁就混不下去，同沙新一样。而《中国合伙人》一开始就明确了这点，就接受了、运用了这个逻辑。10年代不同于90年代，这已经是知识分子完全摆脱了精神负罪感和价值不确定性的年代，社会转型已然完成、时代精神已经定型，时代的新神需要为其自身的合法性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文化上的确证，树立一道丰碑，讲述一个神话。《中国合伙人》就是这样的个人奋斗史，关于成功的神话。成功后的主人公，不但能入主北京，更能“攻占美国”，进入世界资本体系，多么伟大，多么豪迈！巧妙的是，这种见证资本无国界、财富无国界的个人成功，又被纳入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族叙事，成为今天的“宏大叙事”——片名里的“中国”正是试图连接起个人史与社会史、国家史。然而他们的中国，已不是我们的中国。这是一个为资本所重塑和命名的中国。而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在这命名之外。

与《混在北京》相同的是，主人公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混在北京》不同的是，《中国合伙人》里的主人公一开始就明确地将文化知识作为自身的有利资本，希图借时代的机遇改变自己的阶层。他们成功了，他们借以成功的，是巨大的文化市场。文化知识成为流通的资本，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从而成就了文化人的成功。但这时，知识分子、文化人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彻头彻尾的商人，资本家。他们的成功是将文化知识作为商品来贩卖的成功，是今天许多发财致富的文化人的先行者。这个过程，是文化的“资本化”。

资本成就了文化，文化转而给资本以报偿，这便是：让资本——这个为人们长期持有反面印象的魔鬼——进入高雅闪亮的文化秩序，在取得政治合法性之后进一步取得文化的合法性，为社会集体意识所接纳，所赞赏，所追慕。于是商人的成功，资本的伟力，反复被书写，被歌颂，被传说。这可以称作是，资本的“文化化”。

固然，片中的“成东青”们，也曾贫寒艰辛，东奔西跑，没有立足之地。但在这一作为历史回顾的影片中，那些艰辛史是作为成功后的一番不无惬意的、“忆苦思甜”式的回忆，相当于衣锦还乡时对旧时穷朋友的一番笑谈，一番“忆往昔峥嵘岁月”的感怀。更重要的，是对个人奋斗的确证，对个人财富、成功之合法性的历史证明。——看，我是白手起家，完完全全靠自己成功的。这是资本——已经入主了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本，在文化、历史层面要为自己塑造形象，为自己造神，改变人们以往关于“暴发户”“资本原罪”的印象；这更是国家层面的新意识形态的绝佳案例：通过个人奋斗，人人皆可圆梦，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无数这样的机会。在对追逐财富、个人成功的肯定上，国家和市场、资本，和知识精英、社会大众，最大程度地取得了一致，共同构造出现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造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成东青、俞敏洪的神话。

而因为他们曾经是贫寒的、底层出身、白手起家的读书人，所以仍为当下的小知识分子提供了时代榜样，精神偶像，提供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