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台湾最为流行的“维持现状”论无疑是二十世纪台湾偏安思想的唯一继承者，而且这种维持现状论还饱含着某种历史终结论的倾向，彷佛台湾社会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完美而无须进化的确幸境界。于是，今天的维持现状论者甚至连丝毫的改良主义精神都未能继承。然而，继承了“台湾高度自治论”的后来人能否在两岸关系走到决定性关头的今天继续把台湾社会变革的愿景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呢？
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并在有限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诞生了台湾近代社会运动以来，台湾的社会运动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两条路线，一是畏惧社会革命的改良路线，另一则是斥责改良不可能改变任何现状的社会革命路线。改良主义路线是1920年代台湾诞生社会运动以来的主流，而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则是这一主流的代表。请愿运动者认为，只要能争取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实现台湾的自治，并以台湾议会作为台湾的民意机关，就可以使台湾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并使台湾通过“自治”而拒绝日本帝国任何齐一性的统治。
改良主义的请愿运动在1923到1928年间开始遭遇革命派的挑战。1923年在台湾岛内爆发的治警事件，让许许多多以“自治”为核心诉求的请愿运动者遭到总督府当局的大逮捕，由此暴露出改良主义的脆弱性。治警事件的爆发，激化了台湾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台湾岛外的发展，并使这些“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主张。不久之后，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派（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在1927年夺取了当时台湾最主要的抗日启蒙运动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台湾社会运动自此发生左右分裂。在文协左转的基础上，台湾左派更在1928年进一步诞生了革命纲领相对彻底、布尔塞维克的台湾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让改良与革命的对立获得了比较成熟的型态。一方面是以日本帝国内的“台湾自治”为目标的改良主义者，也就是右派，代表人物是请愿运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则是以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独立为目标的革命派，也就是左派。
左派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独立。
独立本身是谈不上激进或者保守的（同理，统一也不见得就不革命或不激进）。左派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他们主张在台湾发动土地革命，改变台湾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把改变台湾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革命的目标，他们的“独立”口号才因此具有革命性。相较之下，右派所主张的、在日本帝国内部的“自治”却始终只是一种只考虑台湾一岛的偏安思想，而且也缺乏彻底改造台湾社会的愿景。
也因为台共党人的“独立”只是针对日本殖民者而言的独立，并不是绝对而不可妥协的独立，因此，当这些日据时期主张“独立”的旧台共纷纷在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重新投入政治运动，甚至大批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便很容易把自身的眼光从台湾拓展到全中国，进而提出在全中国共同的民主解放斗争中争取台湾自治的口号。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台湾的光复是一件大事。早在1928年，匈牙利经济学家、共产主义者瓦尔加就曾在他为中共所拟定的纲领草案中主张中国革命必须收复台湾。只是当时囿于“一国一党”原则以及日共已经着手在台湾建党的现实，中共才并未积极提出收复台湾的口号。尽管如此，台共在1931年提出的第二次纲领却放弃了许多可能导向“绝对独立”后果的口号（比方定义不明的“台湾民族”和“台湾共和国”），并提出了准备与中华苏维埃统一的“台湾苏维埃”口号。虽然台湾的共产主义者终究没能亲手让台湾回归祖国（以上史实可参见），但1945年台湾的光复却实现了瓦尔加当年的理想，进而使台湾的革命运动彻底从“独立运动”转变为“自治运动”。
光复后的台湾左派之所以选择支持台湾自治，是因为此时的自治口号已经被他们重新定义为改变台湾社会生产关系的唯一载体，台湾自治成为了台湾革命的代名词。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国、一国一制、台湾自治”的“台湾高度自治论”。
不过，对于台湾左派来说，“台湾高度自治论”并不是台湾光复之际立即想好的计画。以1946年才在台湾岛内站稳脚根的中共地下党来说，他们当时只想在一般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水平上规定台湾的运动方针，而这种方针基本上只属于改良主义（以上参见吴克泰回忆录）。然而“二·二八”之后的形势教育了台湾左派。“二·二八”让台湾左派看到了台湾社会运动仍然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性。而在国共内战激化以及中共在各解放区开始发动土地改革的巨大变动之下，左派也认识到台湾的社会运动也必须呼应这样的巨大变革。而台湾革命只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
谢雪红在“二·二八”之后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总结的“十条经验教训”很能反映出台湾左派如何藉由“二·二八”的锻炼才从社会革命的角度重新定义“台湾自治”之内容。这十条经验教训指出：“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党没有及时决定对事件的指导方针，没有独立自主的领导权，又错误地交出军权；没有建立根据地；起义部队全靠青年学生，没有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参加；运动中没有提出工农经济要求的口号，三月四日处理委员会提出“以军事力量为背景，争取真正的自治”的政治口号，不能解决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当时有的地方“开仓济贫”起到了动员工农的作用。”--谢雪红所说的“工农经济要求的口号”正是意识到地下党在“二·二八”爆发以来一直没有真正注意到工农大众的经济要求而做出的反省，而这样的反省也反映出地下党确实不是“二·二八”起义的刻意发动者（国民党往往如此指控之），而是在起义爆发之后积极介入并努力将群众的政治要求加以总结和提高的关键力量。
相较于台湾左派希望海峡两岸都同时发生社会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保持台湾的自治，在政治上继承了右派位置的一些活动家（如廖文毅）反而开始主张日据时期的许多右派--请愿运动者和御用绅士们--不敢主张的“独立”，进而把自己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区隔开来，使“独立”变成了偏安思想的新载体。社会变革被这种偏安思想推迟到了不知何时才能达成的“独立”之后，因而实际上解消了社会变革本身。
今天台湾最为流行的“维持现状”论无疑是二十世纪台湾偏安思想的唯一继承者，而且这种维持现状论还饱含着某种历史终结论的倾向，彷佛台湾社会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完美而无须进化的确幸境界。于是，今天的维持现状论者甚至连丝毫的改良主义精神都未能继承。然而，继承了“台湾高度自治论”的后来人能否在两岸关系走到决定性关头的今天继续把台湾社会变革的愿景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呢？在1949年之际的台湾未能与大陆同时实现社会变革（当时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变革的目标）的历史背景之下，假如这样的愿景不能勇敢地向台湾人民提出来、不能向台湾人民许诺“台湾自治”将能带来台湾社会更进步的发展，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为目标的“台湾高度自治论”必将无法将自己同形形色色的“维持现状论”相区隔。假设这样的区隔不再存在，改良与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就将在台湾人民最需要求取解放的今天彻底终结。假如“二·二八”对于今日仍将有任何启示，其启示也许就在这里。
（作者卓言若系台湾青年历史学者。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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