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编辑记者，《长江文艺》杂志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等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前往黄村》《海底村庄》《启蒙》，长篇小说《仿生人》《一诺千金》《江河湖》《人境》，随笔和文论《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用作品构筑我们的道德》，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以及《刘继明诗选》等。    

在中国文坛，刘继明被视为“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能够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当代作家之一。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及《上海文学》《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人境》入选“路遥文学奖”和《收获》2016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部分小说和随笔被译介到国外。      

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首次命名为“五七干校”。从此，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全国开办，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纷纷被“下放”到干校。五七干校也由此成为了文革爆发的标志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名词。

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早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就已经成为中共教育干部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通过兴办五七干校确立为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在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从未有过的创举。从五七干校创立到1979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废止的十多年间，究竟有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里接受过“锻炼”和改造？我们已经无从得知。随着时光的流逝，“五七干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成为了文革时代孕育的一个“怪胎”，是中国知识分子继延安整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遭受“洗脑”的挥之不去的噩梦，多年来，更是成为了许多人反复倾诉和反刍的精神创伤，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思痛录》、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这些回忆录形式的文艺作品呈现给我们的与其说是对干校生活的客观记录，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激进意识形态下走出，回归精英地位之后的一次集体控诉。其中包含的历史沧桑和心灵隐痛自然是令人同情和警醒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对“五七干校”这一特殊的历史遗存进行理性的辨析，去探寻所隐藏的复杂文化意蕴。

     大概因为最早发轫于军队，“五七干校”一直采用的是军事建制。每个干校以大队、连、排为单位，除了干校的领导和军宣队是上面委派，基层单位的干部都在“干校战士”中间产生，比如韦君宜和诗人李季就曾担任过连长指导员等职务。据李季夫人李小为回忆，李季于1969年秋下放干校，他和大部分作家、诗人的情况不一样，是连里最早的“三结合”干部。李季先是指导员，后担任连长，他除了带头参加大田劳动外，还要抓连队的学习、批判，乃至食堂伙食。干校的五连，成名早、成就大的名家最多，如冰心、臧克家和张光年等，李季了解他们，心里尊敬他们，但既不能非常亲近，又不能当作敌人，只能尽量安排看菜地、拔苗等轻活给予照顾，以应付军宣队；李季本人长期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咸宁又潮湿多雨，被褥经常是湿的，但还得坚持上工。他有时会突然腰直不起来，甚至还会在大田里突然摔倒。

当时的湖北咸宁向阳湖，是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堪称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身份不同，这些文化人后来对这段特殊岁月的感受也就千差万别。著名文学评论家许觉民文革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下放到向阳湖时，已经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自然是重点改造和批判的对象。在干校期间，他觉得自己沦为了过去法国第三等人一般的“贱民”，不仅不再受人尊重，而且似乎谁都可以上前踹他一脚，经常被突然拉出来，站在田埂上接受批斗。他和同样被打倒的冯雪峰等六人住一间大屋子，冬天里革命群众进来开会，他们便被赶出屋，站在外面挨冻。但也有不少文化人善于在这种特殊环境中“苦中作乐”，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乃至艺术灵感的。著名画家平野“经常在休息日独自一人带上画具，走进恬静的山野，“与美妙的大自然进行富有诗意的对话。”有一段时间，平野惊奇地发现，向阳湖的云彩丰富多变，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以前在北京和外地都不曾见到过的。于是，他经过数日的仔细观察，用心体会，竟连续描绘出近百幅“云的景象”，其数量之多和价值之高堪称个人艺术史上的一次辉煌纪录。（参见李城外著：《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杨绛也对干校的生活有过充满意趣的记叙：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杨绛：《干校六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这些文化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原本是为了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但由于他们各自都有一份不菲的工资，所以才能吃上杨绛记叙的那样丰美的“宴席”，这使得他们在物质生活还极度清苦的农民眼里，仍然是一群令人羡慕和嫉妒的“贵族”。对此，杨绛写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莱，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诗人臧克家于1978年出版的诗集《忆向阳》里，有一首《向阳湖啊，我深深怀念你》，其中写道：“向阳湖畔，/我只呆过三年光景，对它却有着/长江一样的厚意深情。/它是我们干校的家，/我的新生命/在那儿诞生。”臧克家后来因此被指斥为“精神献媚”和“极左”文人的代表。但对五七干校持这种正面肯定态度的并不止臧一人。郭小川，这位“战士和诗人”在五七干校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永远是：“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后来写出了《洗礼》和《思痛录》的韦君宜也在《向阳湖纪事》中写道：“湖上春常在，渠开水满畦，初阳活种谷，细雨透青泥。白发能持耒，书生健把犁，新秧随手绿，熟麦逐人齐。足践中华土，胸罗四海奇，挂角有马列，引路有红旗。坦荡五七路，终身步不疲。”

原诗刊《主编》杨子敏也说：“我们在向阳湖干活，绝大多数在当时都是主动地、积极的，不完全是勉强，而且从中也体会到劳动的愉快、创造的快乐。不少文化人初到农村，既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不懂农活，但说起来都是搞文学的，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表达农民的喜怒哀乐，却连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不了解，和农民的感情怎么交流、沟通？这无论如何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做了文人，并不等于就成了贵族，如果说农民一年到头干活受累是应该的，文人干了三五年就是罪孽，我不同意这种认识。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真的就高人一等？”他还为臧克家辩护说：“他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困苦，仍有那样的心境，写出那样高境界的诗，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并没有看重个人的得失，在他的诗中找不到丝毫埋怨的痕迹，这才叫真正的精神超越。”

一方面，五七干校被一部分人描述为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控制和“劫魂”运动的“政治集中营”，一方面又被人视为自觉接受思想锤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大学校，其中的反差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又耐人寻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显然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境遇密切相关。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文革发生，政治思想运动一波接一波，从未停止过，从电影《武训传》讨论、“胡风事件”，到反右、四清和社教，每一次运动的宗旨都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共产主义这面纯正的大旗下面来，但效果并不像运动的发起者预先设计的那么满意，许多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仍然在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根深蒂固地潜伏着，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暴露出中共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特权观念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坚定、也是最热切的推动者，他显然意识到，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和艰难程度，远远超过制度上的创建。也因此，毛在建国十多年后，将兴趣和精力由经济建设和制度设计逐渐转移到了思想领域，热衷于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期望通过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培育和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或许就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深层原因。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可能充分窥见到“五七干校”的特殊意义。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曾经对人说，他很讨厌林彪戴到他头上的那四个“伟大”。他惟一愿意接受的只是“导师”这顶帽子。的确，当过小学教师的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教书育人”了，“大跃进”失败后，他甚至对身边人说过想退休之后去大学教书。这或许只是一种心血来潮，但也流露出他对改造人的思想的孜孜不倦的热情。在他看来，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社会，如果不对人的思想进行改造，培育出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的“新人”，是难以为继的。

那么，毛泽东憧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人”呢？他曾经在《纪念白求恩》中称赞那位加拿大医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且将在烧炭中殉职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推崇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很显然，毛泽东还只是对这种理想人格，从道德层面上做出的一般性认定。1963年，同样是因公殉职的解放军战士雷锋为毛泽东呼唤的理想人格注入了新的内涵。雷锋那种甘当社会主义事业的“螺丝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炽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格言和生活态度，无疑更符合毛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期待。

其实，无论是张思德，还是雷锋，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是共产党的中坚分子，在这些“自己人”当中培育和造就一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理想人格也许并不很困难，困难的是如何让其他“非革命队伍”里的人如知识分子认同和接受，让“旧人”转变成“新人”。自己也曾经身为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明白，他们大概是所有人群中最具有独立思想，同时也最不容易放弃既有价值立场，将自己融入和“消失”到集体合唱队伍的一类人，是革命的“同路人”，甚或还是“异己分子”。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曾对当时的一批文艺精英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从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重视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育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

在这段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著名演讲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到了1966年，当毛泽东意识到此前开展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都事倍功半，他便开始寻求通过“文化革命”这种更加激烈的的形式，来促使那些思想上仍然在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之间徘徊不定的知识分子乃至党的干部们彻底地“脱胎换骨”。于是，“五七干校”以及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便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新生事物”。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三周年写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而这种五七干校的雏形，似乎可以看作是1958年以后在中国确立的工、农、商、学、兵合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进一步延伸。

     从毛泽东对五七干校提出的要求来看，学员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还应该“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的，即需要从肉体和灵魂上得到“改造”。实际上，在干校里诚心诚意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也的确不乏其人，前面提及的郭小川、臧克家是如此，张光年也是如此。在干校中，张“脱胎换骨”的自觉性到了“令人刮目”的地步——爱人来信，他主动上交给政工组审查；集体背粮，他非要比人多背上二十斤……他还一头钻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之中。他在《向阳日记》的引言中写道：“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余，不免同以往坚持的东西、当前学习的东西对照一下。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狂热的政治热情和理性的反思彼此交织和冲突，形成了“五七战士”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磨砺的突出表征，也勾勒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生存状况。

五七干校的诞生，使毛泽东在他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一群特殊的学生，而毛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谕者，则成为了最具权威性的教师（对于这样一种被强加的“师生关系”，文革结束后，不少知识分子耿耿于怀，经常以高学历和大学教授的优越感对只有师范生学历、在北大当过旁听生的毛加以贬斥和嘲弄）。知识分子将按照他的教导使自己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而要实现这种转变，的确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作为“教师”，毛泽东要求他们首先向工农大众学习，不仅要参加劳动，还要从生活习惯和趣味上努力接近后者。这被视作他们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一门“必修课”。

在毛泽东的词典中，“劳动”和“人民”始终是两个神圣的词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这道律令面前，知识分子必须无条件地做一名“小学生”。这样的价值信条，对知识分子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也许都是难以心悦诚服地领受的。但它绝非毛泽东的个人癖好，从马克思到欧洲早期的乌托邦主义、社会主义者，以及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都将对底层劳动者的尊重看作是消除剥削等级制度、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而毛泽东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全体人民塑造成“有理想、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甚至连“五七干校”这种半工半读的形式也不是毛首创。作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创立者和印度国父的圣雄.甘地，其创建的“真理静修院”，从形式和内容上似乎都与“五七干校”颇为近似。

静修院原本是藏传佛教和印度教教徒修行的地方。甘地创立的这座真理静修院（the Satyagraha Ashram），也译为“萨提亚格拉哈静修院”、“非暴力抵抗学院”、“真理学院”，是培养“非暴力战士”的场所，形式上像个农场，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像宗教信徒那样一边修身养性，研读非暴力的信条。甘地还为这些研习者撰写了一篇《真理静修院院规》，从“真理”、“非暴力和爱”、“禁欲和贞洁”、“不占有或清贫”、“生计劳动”“奉献和自我牺牲”等十六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在陈述从事劳动的必要性时说：“如果每个人无论贫富都参与某种形式的身体锻炼，为什么不能是生产形势的锻炼，如体力劳动？没有人会要求耕种者作呼吸练习，或锻炼他的肌肉，况且十分之九以上的人类在土地上劳动。如果剩下十分之一的人以绝大多数人为榜样，至少为了食物而从事体力劳动，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幸福、健康而平安。如果这些人助农民一臂之力，将会缓解农业生产的艰辛。如果每个人都认同为生计而劳动是一种义务，那么不公平的等级差别也就会被废除。”他在谈到“奉献”时说：“奉献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履行的义务，或者要给予的义务。无私地为他人服务，获益的不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此外，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道德高尚的人都要把自己的资源奉献出来，与整个人类分享……重要的奉献一定是为最大范围的最大多数人谋福利，并能让最大多数的男女以最小的代价参与的行为。”

甘地所罗列的这些信条大多出自于婆罗门教和《薄伽梵歌》，同时也糅进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某些观点，如节俭、亲近土地、克己奉公、从事体力劳动和勿以暴力抗恶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古希腊斯多葛主义和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影响痕迹。而无独有偶，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也曾经有一批反对私有制、志趣相投的青年自发成立了类似的组织“托尔斯泰垦殖队”。在这个垦殖队中，人们一边学习托尔斯泰的学说，一边像农民那样从事自及自足的劳动，所得财产完全归公。后来，同样的垦殖队还扩展到了美国、荷兰和英国，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参见艾尔默.莫德著，徐迟译《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与五七干校之间存在着某种约隐约现的联系。撇开其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它们所标举的诸如节欲、重视体力劳动、反对私有制和特权等级制度、追求社会平等和革除私心杂念等观念几乎一脉相承。尽管托尔斯泰、甘地的学说和毛泽东崇尚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大相径庭的，但他们在通过劳动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和重塑人性这一维度上，竟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

同样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甘地和毛泽东，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人类境遇倍感失望和深恶痛绝，但各自选择的反抗途径却是南辕北辙的。托翁和甘地主张通过内心的宗教反省，以根除人性中的自私本性，从而逐步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毕生追求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醉心于通过急风暴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来打造出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世界。即便他们各自创立的五七干校和真理静修院、托尔斯泰垦殖队，在“改造”方式的差别上也迥然有别。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的学员或参加者，是由创立者招募或自发成立的一批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前提是自觉自愿；而五七干校是由发起者利用国家权威动员和强制“安排”的结果，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主动报名，甚至还有人因自己到干校学习和锻炼的申请没能获得批准而痛哭流涕（见陈虻《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压力被迫参加的，带有相当程度的惩诫成分。所以五七干校后来被许多人指控是一种变相的劳改和流放。但事实显然并非全然如此。在当时，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国家选用干部和“人才”的主要途径，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经受“锻炼”之后，便以“新人”的面目重返工作岗位，并且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曾经参与创办《读书》杂志的老出版家范用于1969年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两年后便“幸获解放”，回到北京“抓马列著作的出版发行”，但他接到调令后的第一句话却是：“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个人有什么用？”而到了1973年，“五七战士”们也大都以不同的方式分期分批、陆陆续续“归队”。曾经喧腾一时的五七干校很快便人去屋空了。

如果说五七干校和真理静修院、托尔斯泰垦殖队的建立皆源自于创设者对真理的询唤热情，那么，它们的参与者必须对这一“真理”具有发自内心的体认和渴求，任何强制的手段非但不能让参与者接近真理，反而可能会使人们出于对自我价值的捍卫而远离它。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尼采狂热地疾呼“上帝死了”，原因皆出于此。但真理不可能像每天的日出那样自动到来，它需要人通过觉悟和学习方可获得。所以甘地才说：“我们的所有活动应该围绕真理展开。真理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力量。一旦追求真理达到了这一境界，所有正确的生活原则就会自动到来。那时，服从原则就会成为本能。但如果没有真理，就不可能遵守生活中任何原则或规则。”在此，甘地阐明了真理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所以他将真理和知识、神置放在同一范畴来讨论。然而，即便再伟大的真理，也不能强迫人去接受，神也没有这个权力，否则就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这也是甘地和托尔斯泰终身信奉“非暴力抗恶”的原因，也是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遵循的基本原则。

但毛泽东的五七干校显然没有遵循或者僭越了这个原则。他动用了即使神也不轻易动用的权柄，强迫人们进行思想改造。有人曾经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毛的确是相信人的主观意志力量的。但他同时又相信文化对人的制约和统御力量，并且喜欢区分和甄别好的文化好坏的文化、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对人的不同影响。正因为如此，毛坚信通过对人主观世界的改造，可以在破坏那些“旧”的和“坏”的文化之后，创生出一种好的新的文化，而这对他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再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是至关紧要的。正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为了建设这样的新文化，毛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这位写出过《矛盾论》的辩证法大师可能没有意识到，按照他提出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一原理，所谓“新”和“旧”的文化只是相对的，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这似乎为他去世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戏剧性变革埋下了伏笔。

正因为毛泽东对文化的如此强调，他毕生都十分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才乐于以“教师”自居。在这一点上，毛同那个被他批得体无完肤的孔夫子其实是颇为接近的。实际上，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尝试过五七干校这种半工半读的形式。1918年6月，受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运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劳工神圣”、“与劳动为伍”等观念的影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适合建立新村的地方。之后，毛还多次表示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一种“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撰文说： “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又说：“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这种“新村”，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模式，它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联结，逐一扩大，从而完成人与社会改造的同一性。1920年，毛再次提及建立新村，他在给周世创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其实，受“工读互助”和“新村运动”影响的并不止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当中不乏其人。新的研究资料表明，最早提出在中国实行“公社”制度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曾经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吸引力”。（详见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谭炳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了解到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也就不会对人民公社制度和五七干校先后在全中国迅猛地推行开来感到奇怪了。当然，在五七干校的实践中，毛泽东已经远远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中切磋理想，寻求真理，而是推广到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他乐观地预期，通过这种形式，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化将在全体人民心中扎下根来，并使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真正马克思主义化。

然而，毛泽东或许没有料到的是，他这种试图让每个人接受同一性思想的强制努力，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和抗议。

一开始，知识分子抗议的也许并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它们作为精神主体的独立性所招致的威胁和剥夺，甚至还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那种不甘于屈从政治权威和思想专制的清高和自尊。更何况，“五七战士”们对某些干校管理者滥用权力，特别是在清查“5.16分子”期间大搞审查、逼供、乃至学员们之间的互相揭发越来越生厌。

在这一点上，诗人牛汉写于“牛棚”（这是八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对“五七干校”普遍采用的一个戏虐式称谓）的一首题为《半棵树》的诗颇有代表性：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树叶

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半棵树”，这也许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五七干校生活的真实   写照。由于被迫放弃了独立思想和守护异见的权利，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   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其中的怨愆和悲愤可谓跃然纸上。

多年后，缠绵于病榻的韦君宜还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忿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又竭力想办法要离开这里。不止今天出现这些矛盾思想，就在当时，又何尝不如此？”韦君宜的话也许称得上是一种反思后的反思。

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内在滋生谬误的同时，也蕴藏着催生真理的种子，如同宗教的苛刻教条里面也蕴藏着人心求真向善的普世情怀一样。历史的悖论和复杂性也许正在于此。在五七干校后期及至文革终止以后，一股类似于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思潮便在中国大地上滥觞开来，并且开创了一个以人的主体性复苏和思想解放为标志的“新时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了新的时代主流。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建构被许多知识分子认定为将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标志。20多年来的改革也正是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向前推行的一个过程。然而，如果认为对个体自由的伸张和资本市场的确立就可以消弭人类探寻真理的热忱和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则不免会陷入另一种极端的泥淖，人性的贪婪和堕落就可能冠冕堂皇地以自由的名义大行其道，从而对人类文明构成新一轮的毁损。作为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将对独立思考的权利的捍卫与对传统思想资源的不断发掘和新的思想领域的掘进置于同等视阈，才可以履行好这份义务，否则就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渊薮难以自拔。

作为一个对五七干校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在文革结束整整三十年之后来做这样一篇文章，我深感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我无意于对历史作出是与非的判定，我确信的是：从善恶对立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审判历史，常常会显得苍白乏力，并且丝毫无助于我们廓清历史的复杂面目。

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也是如此。毛的社会主义也许的确失败了，但历史并没有终结。“全球化”不仅没能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为我们提供一份通向自由和谐之路的理想蓝图，反而使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为紧张了。帝国资本的无限扩张在对全球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的掠夺和宰制日趋严重的同时，也对那些处于受控制地位的社会共同体成员构成了新的压迫。如果“自由”不是指一部分掌控了政经资源的集团和个人的恣意放纵，其完整含义还应该包括公正、平等和健康的人性，对全体社会成员负有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政治经济行为做出新的检省和重估。这不是简单的二元判断，而是一种彼此渗透或剔除、类似于地质工作式的思想勘探。它的目光既是前瞻的，也应该指向那些业已被封存的历史“冷冻库”。这显然需要具备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成见的通达胸怀和探索人类生存多种可能性的充沛激情。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对姓“资”和姓“社”固然可以存而不论，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也可以被当作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但显然都难以遮蔽人们对于自身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感丧失之后所带来的集体性恐慌和焦虑；同样，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摒弃，也规避不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在对大众精神生活构成深度羁押的事实。

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点，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具僵死的木乃伊。爱因斯坦曾经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说：

“依我之见，真正的罪恶之源就在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我们看到一群庞大的生产者，相互之间不停地力图剥夺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凭借暴力，而是一起恪遵法律制定的规则。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即生产消费产品及追加的资本品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实也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我深信要清除这些深重的罪恶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一套导向社会目标的教育体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制定计划来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调整生产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会把工作分配给所有有能力劳动的人，也会确保每个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计，对个人的教育，除增进他天生的能力外，还要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

这位创立“相对论”的伟大科学家的话并不是真理，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也是陈腐之见，但谁能否认其中蕴含着他对理想社会的探求热忱呢？

（作者：刘继明。本文来源：公众号“新世纪评论”。作者授权激流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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