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按:建国以来，上海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时，不仅鼓励从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为他们提供创作的条件，而且积极从工人中培养作者，由于他们来自生活，更能贴近生活地反映时代的步伐。上海在建国初和大跃进时期，曾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即使在文革期间，同样也努力在工人队伍中培养自己的作家。当时的工人作者段瑞夏写了一本《我和朝霞》的作品，叙述其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个工人作者的经历。他在1973年首次发表短篇小说，后来在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做过几年小说编辑，以后又参加十二年工厂的生产劳动，1988年移居美国西雅图。在美国，他也是在艰辛的劳动过程中，逐渐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他在海外观察那儿华人及美国平民阶层的生活，以此为素材，他用易散、阿夏等笔名先后在《世界日报》、《侨报》等处发表文章。他说自己有两支笔，一支舞文弄墨于文学，一支致力电子电路设计工程，前者是他的爱好，后者是他的本行。1995年他被接纳为世界音响工程师协会的会员，劳动与文学创作两不误，近年2月，他把自己在海外发表的散文集结在一起，由上海的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西雅图随笔》，叙述他一家人在海外侨居的生活经历，他在异国他乡，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华人和洋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所以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那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做一个平民百姓，也都要通过艰辛的劳动才能谋取生存的一席之地。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去观察和真实地反映那里华人及美国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作品仍保持着一个工人作者的本色，作品的氛围是健康向上的。这里准备转载《我和朝霞》的前面五个小节，我把作品原文次序倒置一下，先发表其四、五两小节，然后再发表其一、二、三小节，这样可以看到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怎样一步步地踏上文学创作的殿堂，说明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不神秘，并非是普通人不能攀登的高峰，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并保持坚定的政治方向，做一个有心人去体验和观察身边的生活，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在文艺创作这个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殿堂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他的作品，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个劳动者，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光荣和值得骄傲的。今年的五一劳动节，重新提出劳动光荣的口号，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表彰技术革新的劳动模范为大国工匠。段瑞夏的创作说明一点，工人作者的创作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劳动和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及思考，这就是文艺创作真正的源泉。

<我和朝霞>之•花园工厂的童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从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那时候，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还没有发表。中央文件关于我们毕业分配的方针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国防，面向基层。” 我们六个同学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十八厂。按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制，中专毕业属于国家第二十四级干部，最低一级。经过文革，干部似乎成了卑贱的行当。我们到仪表局拿介绍信，组织组的人拿出一本干部介绍信，我们说要做工人，叫他换工人介绍信。他说没有工人介绍信。我们就叫他干部二字划去，改成工人。组织组的人照办了。我们很高兴，觉得赚到了一顶工人阶级的桂冠。

我们拿了介绍信按厂址赶到浙江北路，才知道浙江路只是一个金工车间和变压器车间,厂革会不在这里，在泰兴路三百零六号,原上海市政协俱乐部， 也称丽都花园。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主要产品是扩音机。在大批判的年月，生产扩音机好比战争年月生产军火。一台扩音机简直就是一门大炮啊。生产迅速发展，原来浙江路的厂房蹲不下了，就把南京东路石潭弄已经废弃的红庙占了。据说红庙解放前颇受明星或风尘女子的香火，取其“红”。结果，红庙做工厂也挺红火，产品渐渐又堆到弄堂里，马路上。

有一天， 市政协俱乐部的造反派来十八厂借扩音机，听说工厂厂房不够，便大拍胸脯，说：“我们那儿的舞厅，茶室，弹子房全部空关着呢。”当时，在泰兴路的市政协俱乐部早已名存实亡。谁都相信从前那些三名三高人物前来吃喝玩乐的日子铁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于是，管理人员，园林工人，厨师不觉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忧虑。说不定哪一天发个文件，送他们下放农村呢。还不如乘机和工厂拉上关系，或许有朝一日，把他们的关系转到工厂，做上工人阶级，虽然谈不上荣宗耀祖，惠及子孙是一定的。于是，工厂向丽都花园借房子，两下里一拍即合，工人阶级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上层建筑”。

我们报到那天，是七月二十七日，早上，电台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天，市委向新闻出版系统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我们从浙江路去泰兴路的路上，交通为游行队伍所阻。只见崭新的草绿色解放牌卡车缓缓开道，车头正中，颤动着斗大的鲜艳的彩球。车身两侧，彩旗猎猎飘扬。卡车上安放着圆台面般大小的红漆大鼓，彪悍的鼓手高坐在一架人字梯上。一个精瘦的中年人“锵锵”地打着铜钹和鼓声相和，鼓锤和铜钹上鲜红的绸带随着热烈的锣鼓声上下翻飞。彩车后面，精神焕发地走着一支队伍。男女一色的蓝布工装裤，配着雪白的短袖衬衫，臂戴红袖章。打头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四方脸，浓眉大眼，英姿勃勃。他双手擎着一杆鲜红的大旗，上面用金黄的丝线绣着：出版系统工宣团。我们在路边看热闹，打心里羡慕那些行进在游行队伍里的男女，他们雄赳赳，气昂昂，队伍如同洪波大浪。 而我们，从今天起，也将是其中的一员了。后来听说，当时部分工宣队员有思想顾虑，怕上层建筑的事儿容易犯错误，张春桥说：“只要你们一不贪污，二不腐化，其他什么错误我都给你们兜着。”

我们来到了丽都花园，门口静悄悄的。大门左首挂着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牌子，右边牌子是轻工业公司的仓库。看门人看了我们的介绍信，说：“进去好了，厂革会在三楼。”又自顾和别的门警聊天了。

我们一行数人，绕过喷水池，穿过两侧贴满大字报的葡萄架，耳边传来调试收音机“嘟嘟”的讯号声，讯号来自右边的小洋楼，一楼到三楼全是闪闪的钢窗。高大的广玉兰，深绿肥厚的叶子一直伸到楼顶上。左边是游泳池，对外开放，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和水声。

厂革会的人都出去了，知道我们要来，一个管后勤的叫我们直接去车间。那时车间不叫车间，叫组。我被分在总装组，班组核心何师傅在一间叫做百花厅的茶室接待我们。那儿如今是产品的老化，包装间。

百花厅南面呈半圆形，落地窗擦得雪亮.北面墙壁加天花板全是轻红淡绿的百花浮雕，显示出外露的浮华。何师傅伸手掀开门边墙壁上一朵花，原来花底下藏着电源开关。一按开关，啊，所有的雕花都放光了，满屋子珠光宝气。“晚上还要好看。”何师傅得意地说，“当然，要节约用电。”说完微笑着把灯关了。雕花重新盖上， 不露一点痕迹。我们在印有“市政协”字样的椅子上落座，老何说：“你们来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壮大了，我非常高兴。 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我有幸在丽都花园过了大约两年童话般的生活。早晨，有工人愿意早一点来，在花园里打打太极拳。
我们几个同学把红庙的门槛搬到花园里做成单杠练身体。中午吃饭铃一响，大家走向食堂，俱乐部的厨师在同一时刻现炒小锅菜，人不多，大家都有耐心等。我们在俱乐部的游泳池冬泳。游泳池的浴室，在冬天也曾经作了隔离审查的牛棚。虽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有心投奔工人阶级，但是， 象何师傅那样的工人阶级到底先进，高瞻远瞩。他早就说过：“这里呆不长的，早晚要搬场。打棚一样，花园洋房做工厂！”他严格规定地板墙壁不可以钉一根钉子，我们工人阶级要爱惜国家财产。张家宅房管所定期送地板蜡，车间安排打蜡，从不怠慢。终于，市革会重开统战工作，把丽都花园收了回去。仪表局只得给工厂另外找房子。无线电学校学生都毕业了，文革后两年没有招生，局党委决定 把学校并给了工厂，房子做了陪嫁。教师愿意进厂的进厂，部份专业老师去了嘉定的电子专科学校。

我在毕业两年之后，又戏剧性的回到了曾经呆了五年的学校旧址(原四年制,因文革拖延了一年)。这时候我已经被车间抽出来参加新产品试制。普及型的产品为农村广播站服务，提高型的就是适应上海的剧场需要。剧场演什么？样板戏。样板戏剧组找到我们厂里来,为样板戏的演出服务，也就成了我们的工作。

《智取威虎山》剧组访问日本，我的同事也是同学更是好朋友小严随团前往，掌控音响。

青海路上海电视台的四十四路调音台，也是我们试制的。几乎整个试制组的力量都扑上去了。当时进口渠道不通，只有瞄准国际水平，自己搞。电视台的工程师张青严见多识广，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写《特别观众》的时候我们正在搞电视台的项目。

一天，快下班了，老何来找我，说：“小段啊，刚才政宣组来电话，要你明天早上八点半到局里参加一个学习班。 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至于学习班内容嘛，我也不清楚。 啊，这个……上边不说我也不好问的。你去了就知道了，对不对？”政宣组打电话的是原来无线电学校的武装部长。局工会举办小说创作学习班的通知到了工厂政宣组，这位政宣组的新人把原来指定人选的名字划去，把我的名字添了上去。原因是他知道我在学生时期经常为学校文工团编写节目，而且曾经在六四，六五两年上海市中学生暑期作文比赛得过奖。得奖名单登在上海的《青年报》中缝。我后来知道,和我同样从《青年报》中缝走出来的业余作者,还有梁星明,他是船舶工业学校毕业的,写过反映造船工人生活的电影《快乐的单身汉》。

第二天,我到延安中路的仪表局报到。这次学习班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 作者：段瑞夏。本文节选自《我和朝霞》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