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们用性命打下了江山，父辈们用一生拼下的产业，当他们老去的时候却发现，这一切都成为了个别私人的囊中之物，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红旗化工厂

一大早浏览“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回忆小时候在一个军工厂长大的帖子，她说很怀念那里的车间、食堂、幼儿园、工会俱乐部等等，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小时候。

我也是一个在厂区长大的孩子，那个工厂叫“红旗化工厂”，厂名就充满了那个火红的年代特征。记得我们家住的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准确的说是一间半，里面一间睡觉，外面有个半间可以吃饭，当然没有厨房、卫生间，那一排平房住的都是厂里的职工，我有许多小伙伴共同住在这里、共同上幼儿园共同玩耍。还记得在这排平房的最边上有一间房叫“总机房”，那是电话的转接站，印象中有个漂亮姐姐整天坐在里而，头上带着个耳机，不停着把一个个插头换来换去，我们觉得那里很神秘，就跑去探看，当孩子们进去多了，她就会把我们赶出来，大家便一哄而散，反正厂子里好玩的地方有得是。其中仓库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去处，里面堆了很多麻袋包，高高低低的，那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爬上跳下，又有处藏，从高处跳下来，有包垫着又不会受伤，好玩极了!最有趣的应该是夏天的晚上，小孩子晚饭后都会聚到工厂的大门口，这儿很开阔，关键是灯下会有很多蝼蛄，我们都叫它“土狗子”，可以抓了玩，它有两只大抓子，用手捏着，它就会一开一合的，一个晚上每个孩子都能抓很多，一只只灌在空汽水瓶里，第二天可以拿去喂鸡，我们能乐此不疲地抓一个夏天。

在厂里玩的饿了，就跑去问大人要五分钱到食堂买一个馒头加一个大肉圆子，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如果没找到父母直接去食堂问大师傅要也是可以的，他们都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看到大人再要饭票就是了。

那时每个工厂都是个小社会，幼儿园是必须有的，不过因为有个弟弟，父母都上班忙不过来了，我常被送到外婆家带，所以没怎么在幼儿园上学。后来听妈妈说过弟弟的可怜样，因为爸妈都要上班他很小就被送到厂里的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要照顾很多孩子，不可能呵护到每一个孩子，弟弟只要一看到大人，不论是谁就伸出小手要抱抱。当然有些时候我也会被接回厂里，妈妈到下午就会让我去幼儿园接弟弟回家，那时我四五岁，弟弟小我一岁多，于是厂里的工人看到就会笑嘻嘻地说：“看!那个哥哥接弟弟回家了”。我牵着弟弟的手一路回家，这成了厂里的一景，不过在那时安全是不用担心的。

工厂在郊区，所以到我上学的时候，就长住在外婆家，基本就不到工厂了，至此我对工厂的记忆便戛然而止，再后来到十岁时，爸爸调离那家工厂，于是我甚至很多年都不再想起它。再提起它时，父亲已经退休了，而我也已大学毕业到南京工作，只有在放假期间回到老家连云港，陪父亲说话，才会说到红旗化工厂，它是他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很多次的聊天中，我把听到的各个片断整理出来，父亲与红旗化工厂的渊源大概是这样的。

父亲1942年出生在无锡，19岁从无锡化工学校毕业，他成绩非常优秀，因此被选派支援苏北建设，分配到了连云港工作，连云港当时非常落后，据父亲说房子的窗户都是没有玻璃的，用一块麻袋布庶起来，冬冷夏热，但艰苦的生活条件挡不住那一代人的创业热情，中专生在那时是了不起的技术人员了，父亲非常年轻就担纲开始筹建红旗化工厂，当时他们搭起一个小篷子就算车间，5分钱一个搪瓷缸、1毛钱一只水缸就是生产工具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工厂的建设，到后来就是我看到的样子了。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工厂是很大的，很多车间、仓库，食堂、澡堂、宿舍等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

父亲讲到他们关于生产的故事中，有一些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其中一个产品的试制是这样的：五硫化二磷，它由硫磺和黄磷直接合成而得。生产时要将硫磺与黄磷分别熔融后,将二者按一定的比例连续送入温度为300～400°C的管式反应器内进行合成反应，产品放入中间槽内继续搅拌并使其冷却加工后得到成品，五硫化二磷主要用于农药生产，也可作润滑油添加剂等。父亲说当时生产条件简陋，这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爆炸，一些大厂都时常发生爆炸事故，所以当时连云港这个刚起步的小厂要生产这种产品，从政府领导到工厂工人都很担心。

父亲说在试车时他必须自己上，因为这是自己设计的工艺流程，不可能让别人去冒这个危险。试车那天工厂所在地的海州区区长许儒文带着医院的救护车，就等在车间外面，硫磺和黄磷分别存在两个容器里加热，他背对着容器，双手各操纵一个阀门，让两种物质同时流入一个炮管改成的反应釜里进行反应，他背对着容器就是随时准备被爆炸崩飞出来!当父亲跟我说这些事时，我总是沉默的，无言以对。后来这个产品成为红旗化工厂的拳头产品，其它的产品也这样陆陆续续开发出来，在几代人的默默贡献下，当年的小作坊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工厂。再后来红旗化工厂的农药车间拉出出来，发展成了连云港农药厂，化肥车间拉出来发展成了连云港化肥厂，再加上锦屏化工厂，这四家上规模的化工厂就构成了连云港市的化工业家底，从解放到90年代耗费了无数人的心血与青春，甚至是生命。

那一代人只知贡献不知索取，更不会去搞贫富差别，父亲23岁就做了红旗化工厂的厂长，当我记事时，他已做领导好多年，但我们家和工厂的工人住在一排的小平房里，我也从不知道他是厂长，只是记得很少看到他回家，他也从不带我玩，我儿时的记忆几乎没有父亲的身影。还有前面说到的区长许儒文，从小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老头，但并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他和一般的老爷爷没什么两样，说话粗声大气的。长大了听父亲说才知道，他是新四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大校军衔，后来复员做了海州区区长，是个资格非常牛的老革命。但他从末想到为自己或子孙谋什么福利，每年陪父亲去给老爷子拜年，看到他家一直住着两间老房子，全是非常陈旧的家具。老爷子见了七十岁的父亲还是“小马、小马”的叫，那一代人的感情是在血与火的煅造中发展起来的。前年老爷子去世了，几个子女都已下岗多年，生活窘迫。

父辈们用生命培育起了那个工厂，其感情可想而知，所以他常常说起那里的事情，红旗化工厂凝结着他们的青春与理想，还有那个火红的岁月。然而，这个工厂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了，不是什么经营不善，而是好好地被改制了。

那是上世纪90年代，突然就要改制了，好好的企业要卖了，而且卖法匪夷所思，叫“三个三分之一”。此话怎么说呢?叫：厂领导收购便宜三分之一，一次性付款再便宜三分之一，最后把厂子按三分之一的价格抵压给银行，正好用这笔钱买了这个厂。连云港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农药厂卖给了赵姓厂长，这位成为大资本家的赵老板又以农药厂为平台以同样的手法收购了母厂连云港红旗化工厂，从此地方化工业被私人一统江湖。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一个人到酒吧叫了一杯红酒，然后用这杯红酒换了一瓶啤酒，结帐时不肯付钱，他说：“我是要了一杯红酒，但我没喝还给你了，至于那瓶啤酒是我用红酒换的，为什么还要给你钱?”

如果这是一种幽默那也是黑色幽默，就是靠这种幽默，当地的机械、皮塑、医药、商业等国家的产业统统落到了私人用里。

许儒文那代人用性命拼下了江山，父亲这代人用性命拼下了一片产业，但到他们老去时却发现，这些都是为个别私人拼的。

老人一说起这些，常会念叨，“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马达。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