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纷争：社民分子的谎言珠宝奁
i):历史和当下：从未变化的社民分子的谎言、民主与人道
而“我们”呢？一共根本上仍然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所演化出来的极权主义体制，“民主”和“人道”荡然无存，“尊卑上下”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过去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定程度上反了过来。农民们受到了欺骗，最后甚至遭到了灭顶之灾……
的确，至此，根本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其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我们拥护劳动者当家做主，而热爱《我们》的你们拥护资本家当家做主。
不妨让我们在此好·好·地清·算一下所谓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质，揭穿他们的谎言。
社民分子指责我国存在“尊卑上下”，那么请回答一下吧：依然存在着跨国公司、垄断资本、寡头资本、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劳动人民连最低工资也没有的瑞典有没有“尊卑上下”、“阶级差别”呢？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某国现在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要说“没有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那瑞典也是差得远了，否则哪来的移民骚乱呢？2005年以来瑞典民主党日益崛起的事实就抽了路灯先生的脸。而且，考虑到该党的领袖出身社民党干部和支持者多为老社民党人这一事实，我们不难发现社民党这一谎言的本质。
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和“人道”都是带有阶级性的。德国社民党议员诺斯克纵容法西斯自由军团屠杀工人、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欢迎纳粹统一奥地利、波兰社会党翼赞毕苏斯基搞独裁、匈牙利社民党头目顺从法西斯头子霍尔蒂清洗本党内部的犹太人，日本社会大众党翼赞军部统制派，这就是社民分子的“民主”和“人道”。当然，更早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立宪会议中的“社民分子”在打着“民主”的旗号恢复这一反人民（因拒绝讨论土改和国有化入宪问题而被无政府主义水兵代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组织后，愿意“民主”地将全俄罗斯的独裁大权交给一个效忠沙皇的将领高尔察克，而这个被“社民分子”拥戴的家伙则回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人民以“人道”的大屠杀。够了吧，在这些“社会主义”者“民主”地批准了“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永远失去在人民面前大谈“民主”和“人道”的权利了。只要稍有理智的劳动者，都不难判定：这些人的“民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民主；这些人的“人道”，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人道；这些人的“民主”，对广大无产阶级表现为极权主义；这些人的“人道”，对广大无产阶级表现为屠杀。这些人活着，广大无产阶级就不能活。
垄断资本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意味着上千万人的直接死亡和上亿人的间接死亡（比如二战中荷兰、东欧和俄罗斯的大规模饥荒）。如此痛恨无产阶级国家，翼赞帝国主义的社民分子们来谈一谈吧，让工人和农民遭受灭顶之灾的究竟是谁呢？
或者，你们是要谈富农和地主们的“灭顶之灾”吧？
可是，不集体化，无非是坐视富农、农业资本家取代地主继续盘剥贫农，放任分化的发生，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进程，让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工人们的惨剧再次上演（虽然这个时候就看不到社民分子们鳄鱼的眼泪，听不见社民分子控诉的话语了。因为他们往往被人血馒头堵住了口，吃的正香），最终导致农村的必然衰败，缩小城乡差距计划的彻底破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完全站在了消灭阶级的反面。那么，共产党如果立场是在贫下中农一边，集体化就是必然要搞的（事实上，集体化也是促进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经之路）。如果宣传土改后万事大吉了，不必集体化了，那倒才真的算是“欺骗”了。当然，历史上的社民分子是很擅长这种“欺骗”的，但是受骗的人民也大多抛弃了他们。
这种情况下跳出来说北欧也配叫社会主义除了让你们推崇的苏联会被拉出来对比吊打一番以外，就只能增添旁观者对你们的无语和不满，毕竟也许社民党人这不好那软弱，实实在在拿出了福利国家出来，列宁派这也好那也不妥协，搞出来没一个成功的。
至于比赛所谓“实实在在的福利”，这本来就是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的笑话。某国的产业工人都还记得，80年代的某国是如何用小恩小惠收买无产阶级（其中一些福利比如顶替制度，今天在铁路系统等比较有组织的产业工人群体里还存在着），最终在90年代用大下岗回报他们的。现在的瑞典，不也在用08年的失业潮和当下的难民危机来回报瑞典的工人们吗？
不过即便比赛经济斗争成果，社民分子也属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个连最低工资都没有（北欧各国）的社会，有什么资格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恐怕连苏修都不如。
从经济成长角度来说，战后30年中瑞典的年均增长率不到4%，连西欧国家平均水平都不到，更不如苏东集团，远不如我国，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控我国让农民陷入了灭顶之灾呢？
另外，跳出来的社民分子又攻击苏修的政权完蛋了，那么北欧的民社政权完蛋没有呢？答案当然是也完蛋了。
丹麦的保守人民党在1981年到1994年之间执政长达十三年之久，虽然之后社会民主党夺回了政权，但力量已大不如前，进入21世纪之后又长期在野。
挪威的工党也在1981年失去政权，由保守党执政12年，到1993年才夺回。2011年更是出了一个全世界反穆志士的精神领袖布雷维克。
而至于芬兰，在1956—1982期间是中央党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执政。芬兰社民党在1946年以后倒是曾长期参与政府，不过这多少是沾了战后苏芬特殊关系的光（社民党对外赞成亲苏政策）。期间1958年党内的右派倒是发起了包括反苏的保守党在内的五党联盟，组建了卡尔·法格霍尔姆为首的短命政府——之所以短命是因为这届政府很快在苏联和芬共的压力下倒台。之后社民党就学乖了。1982—2012倒是社民上台。然而2012年迄今是民族联合党执政。
冰岛也好不到哪去。体量小于是影响力也小。2007年5月24日冰岛独立党和社会民主联盟正式组成冰岛新一届政府，然后08年就破产了。
难道北欧五国的社民党的贫乏，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
而且由此可见，民社的崩溃远远早于苏东的修党。倒不如说，民社的崩溃进一步带动了修党政权的瓦解。当然了，社民分子大可以继续自己污蔑苏联、我国革命事业的微小工作，继续传播你们的谣言与憎恨。但那又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么多年，受到的污蔑歪曲、攻讦打击难道还嫌少么？社民分子在键盘上的胆气实在是很足的，可惜却是用在厉声要求别人去革命上面；而自己却好好地端坐在家中，除了诋毁着革命者事业的营生，似乎也未有什么作为。但这也是意料之中了：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音，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声中！
ii):无产阶级专政与站在反面的社民分子：理论的溃败与滑稽的历史重演
首先，上来就强行进行了概念捆绑，也就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行捆绑。 不好意思，不要把列宁和马克思绑在一起，谢谢。 而且张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倒是要问问，什么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不成贵苏俄/苏联那样，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了？ 立宪会议想来大家也都知道，具体的事情，我过去的回答也说过。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要指出（在11.5之前，已经给了路灯先生很长时间去阅读恩格斯的1891年导言了），社民分子是故·意漏掉了恩格斯所说的前一句话——“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这种“庸人”，说的恰恰就是当时党内的鼓吹阶级调和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样有趣的是，在另外一个答案里，某位先生是故意隐去了马克思原话的后面一句话，这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段简直像是师出同门）
其次，不好意思，是不是“捆绑”更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毫无寸功的你（社民）说了算。搬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来反对发展至今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可笑的，也注定是要和曾经的某位先生沦落于同样的可笑结局。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要谈巴黎公社，为什么不亲自去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呢？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马克思本人得出的经验教训呢？我翻了翻书，除了直接回击的话语，还倒是找到了社民分子的一些肖像画：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不少社会民主党人也正是这样毫不犹豫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忠诚的【友善度】呢。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级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
完全一致。同时我们也毫不怀疑：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社民分子的右翼，都会是这个姿态。
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文丐传播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
而现在的社民分子就企图要求我们相信他们的这种谎言，相信他们的资产者议员能代表无产者。然而他们当中自己就有人不信了。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些相似。
的确，对苏联和我国最低级的抨击，都不外如是。
回到正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的专政，首先就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极权主义。
在此必须要提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批评。他指出了公社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浪费时间和皮里阳秋的秩序党人在公社选举中较量，而不是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凡尔赛、消灭梯也尔，实质上就是受到机会主义的耽误：
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真正的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而公社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 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的凡尔赛进军，一举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而恩格斯也在给1875年3月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马克思的总结：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那么再看看考茨基先生那天才般的语录！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 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 如果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
考茨基先生的话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历史。美国革命就是革命者用自己的百人委员会取代了效忠派的“民选议会”、林肯用军政府取代了奴隶主的“民选政府”，美国今天是否还在用暴力统治呢？当然，还在用暴力统治，不过是资产阶级取代了效忠派地主、南方奴隶主种植园主。说白了，考茨基先生不过是害怕资本家作主、工人贵族作陪的魏玛垮台而已。他所厌弃而绞尽脑汁避而不谈的暴力，仅仅是无产阶级将要和曾经的资产阶级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并用于取代他们统治的暴力。
然而无产阶级政权要用暴力压制的，恰恰就是资产阶级。不为了什么，正是因为资产阶级要求维护私有制，维护这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而无产阶级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这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而考茨基先生却要求无产阶级避免述诸暴力，否则就是损害了“民主”，也就是说，因为不能损害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反抗，而是应该永远忍耐资产阶级的武器的批判（这个时候，就看不见社民分子的批判了呵！）和糖衣的炮弹。路灯先生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显然是将旨在维护私有制、维护资产者剥夺无产者的权力的资产者当做“群众”的。压迫、剥削无产者的资产者，原来是无产者的朋友，属于人民。然而人民是不愿结交这样的朋友的，还是社民分子自个去结交吧。对于这种表现，路灯先生所引用的《共产党宣言》又恰恰抽回了他自己的脸，我们不妨整段引述一次吧：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在当今确实仍是入木三分、深可见骨。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彩蛋：同样是路灯先生引用的恩格斯1891年《法兰西内战》序言，有这样一段话：“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Menshevik) 系领袖策列铁里(Nikolay Chkheidze)在6月1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说这是“国家的”需要！
这无疑是和巴黎公社的死敌——“资产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梯也尔表现得一模一样。
用列宁的话来说：
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
显然，贫乏而相似的敌人恰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道天真的社民分子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只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家之言吗？难道马克思就和你们这些拥护私有制的社民分子一样，只懂得吹嘘什么阶级调和吗？（然而自己其实都不信，倒是坚决和“列宁主义者”斗争）
难道他们创立的属于无产者的学说，会明确地反对未来无产者的奋斗，而支持机会主义者无耻的片面摘取带来的无限歪曲吗？
难道苏联的建立，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和要求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完成领导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改造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使命吗？
稍微有点辨识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三大组成部分，彼此紧密联合。否定其中任何一个的基本原理，就意味着是用机会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路灯先生对此一窍不通，结果却企图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极其可笑的。
苏联配叫无产阶级专政吗？
成功地镇压了阶级敌人，右派老爷，社民分子的苏联当然配；剥夺了剥夺者，建立了工人武装的苏联当然配。成功地建立了公有制，推行八小时工作制，让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从此免于失业而为自己劳作的苏联当然配；建立了计划经济，完全消灭了经济危机的苏联当然配。战胜了由社民分子的帝国主义主子豢养资助的反人类的纳粹德国，赢得了卫国战争胜利的苏联当然配。
不如反问一下，社民分子，你们有什么可“配”的呢？吸着第三世界劳动者的血，两个世纪的工业积累，犹然弄成这样，坦然接受的你们还有点廉耻之心么？而我们的确是不能理解你们如何坦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在历次经济危机的不断破产（还是在掠夺到了如此之多超额利润的情况下！）而迎来可耻失败的事实的。全世界的劳动者的血汗为你们北欧五国做嫁衣，结果就开花结果出这么些玩意。阶级的消亡没有影子，社民党的谎言倒是传播的很欢。
iii):立宪会议：是要社民分子的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的民主？
再谈谈立宪会议吧。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深深感到了谎言和话术的威能的了，社民分子能如此颠倒黑白，不得不说也只是能欺骗一些对于事实并不了解也有些动摇的群众、或者对布尔什维克有天然恶意的右派们了。由于路灯先生的攻讦几乎是全盘源于考茨基先生。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大段地引用列宁的原文，来揭示历史上和现在的社民分子从未变更过的卑鄙伎俩。
具体原因列宁自己有谈过：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推翻临时政府后，许诺进行普选，然后又出尔反尔推翻了自己组织的选举？-林德威尔·R的回答
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更是直接揭穿了考茨基先生这种攻讦的无耻嘴脸：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①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第2条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事实证明，考茨基先生和它不成器的门徒口口声声谈的“多数”，也和人民实质上毫·无·干·系，因为孟什维克政权本来就未对实践民主做出多少贡献：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115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116，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人数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第一次（1917年6月3日）79010313％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67534351％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71043461％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123279564％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116477366％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和考茨基先生一样，社民分子也只能耍耍嘴皮子和诡辩的伎俩，再次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以小丑的姿态做出一个自我展出了。
那么，立宪会议上被社会革命党拒不提供的提纲内容是什么呢？
1.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还请社民分子找出违反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主张或是《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至于后文中关于社会革命党的论调，堪称礼义廉的典型。布尔什维克的土改就是以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为基础的，你告诉我社会革命党拒绝讨论土改？
我也不曾想到，社民分子居然还有颜面提及这个纲领是由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的确是堪称典型了。然而社民分子明明知道，要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看他们怎么说的，最重要的是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第一，土地纲领的提出者是切尔诺夫为代表的社革党中派。第二，社会革命党对自己的土地纲领是不能实行的，掌权的社会革命党右派的克伦斯基政府虽然口头上也赞成土改，但实际行动就是逮捕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甚至逮捕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当然十月革命后中右合流了），此后社会革命党也在立宪会议上反对这个提纲的通过。哪怕是社会革命党自己的机关报，当时也承认所谓土改停留在纸面上，这也导致了农民夺地斗争的风起云涌。而克伦斯基政府的对策就是什么呢？武力镇压：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像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这其实本来该是我们提出的问题。不如请路灯先生告诉我们，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会拒不通过自己所提出的纲领？人道、民主喊得震天响，真正要去做的时候，怎么就开始反对人民、镇压人民了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阶级利益面前，社民分子所有的华美口号都烟消云散了。
另外，在立宪会议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党团拒不讨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对抗苏维埃。（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社会革命党370名，孟什维克15名，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17名。社革党是第一大党团，布尔什维克是第二大党团）。而且，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两家一起解散了立宪会议。
对此，首先要明白（路灯先生所故作不知的是），1917年的俄国原本就是双重政权，因此，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并存的情况可以认为相当于是1949年人大和政协并存的情况（这本身就是一个为了说明俄国双重政权性质做出的一个架空，旨在让不了解苏维埃和立宪会议性质的读者用人大和政协替代来理解，但想不到路灯先生竟然却理解为我的重大失误？而且，当时的我在后文明明有提及了“1954年的政协”，为什么路灯先生又不将之截图下来呢？这只能证明，路灯先生完全不关注我的文章本身，闪烁的文辞纯粹是围绕着我的无关宏旨的漏洞去攻击一番，想来我对他“贫乏”的评价，的确是落在了实处），从长远来看，政协（立宪会议）必将让位于人大（苏维埃）。所以关于解散立宪会议一事可以这么理解：政协和人大对着干，所以人大把政协解散了。尽管从长远来看，立宪会议必将式微（由于劳动人民自发建立的苏维埃的存在），但之所以落到被迅即解散的立场，恰好应了一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但路灯先生也同样不会这么就甘心放弃狡辩：
你们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义出尔反尔，甚至仍然坚持"立宪会议相当于政协"这种胡说八道的说法。 别的不说，您真的不觉得"立宪"和政协全称中的“政治协商"冲突？！ 而且，你家的政协是全民普选的不成？ 如果说苏维埃，苏维埃的主导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其结果也自然不奇怪。 但是立宪会议的主导者并不是SRs(毕竟是在十月革命后进行的选举)，最后的结果反而是SRs大胜布尔什维克……啧。
不妨再引用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希望路灯先生能好·好·地再看一看文章是在说什么，不要因人废言，或是装作视而不见：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第2条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很明显了。让我们完完全全地探讨一番立宪会议的性质与始末。
第一，社会革命党自己在台上时一再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在社会革命党执政时，从未被召开过也从未执行过“立宪”职能的立宪会议就是名存实亡，完全和“立宪”无关。而事态的发展也只能证明一点，立宪会议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苏维埃才代表。
第二，立宪会议虽然有“立宪”二字，但在十月革命之后，和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亲口承认的一样，未来的国家政体应当是苏维埃政权而非议会制共和国，那么，立宪会议应该做的就只是在苏维埃规定的范围内完成苏维埃交给它的立宪任务。从这一点上来说，把它和政协相提并论并不为过。所以，我才做出了1949年人大和政协并存的架空。
出尔反尔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在执政时一直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完全不去执行自己的土地纲领，反而对不满的人民进行武力镇压；承认十月革命带来的地位逆转，却在立宪会议上操纵党团（鉴于其曾经作为执政党的经历，能凭借惯性在“政协”“大胜”，并不出奇）占据优势，再次拒绝通过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拒绝承认他们先前承认的苏维埃政权的地位。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决裂，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解散了无法摆正自己位置的立宪会议。
而且再退一步说，社民分子的“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是那个“民主”地将政权拱手交给了高尔察克的立宪会议？
哦！
没想到社民分子对“民主”的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和社民分子只会抠字眼，玩弄形式的诡辩不同，我们注重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事物应起和实际起到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名称只是次要的东西（就像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要“革命”，却表现得如此不同一样）。
而最后也需要指出，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早期因其反革命活动，布尔什维克是对他们进行严厉镇压的；但在德国战败后，布尔什维克试图对不以实际行动反革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采取包容政策，允许其代表参加苏维埃选举并取得一些席位。立宪会议若是能老老实实，不继续从事其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事业，还能充当1954年政协（10.16加粗，衷心希望路灯先生不要说是我自己偷偷擅自修改的）的角色。但既然国内战争结束前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活动又猖獗了起来，布尔什维克遂最终决定取缔之，也是必然的结果。
最后，还是再推荐社民分子仔细看看自己引用的恩格斯关于《法兰西内战》所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虽然，已经做出胜利姿态的路灯先生怕是不会看到这行字了）：
毕竟，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如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为，不过是“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一直在“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iiii):坦波夫叛乱·伪善者·“农民”·大饥荒
坦白来说，我对这部分历史还是不熟悉的，因此还是请教了对此比较了解的同志。但这番学习的过程，这也让我对社民分子混淆是非的本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社民分子的笔下楚楚可怜的所谓“坦波夫农民”实际上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对他们的哭丧，实质上和官五、教权派对于沙甸事件的被人民镇压的教权派的哭丧，是一样的套路（而且坦波夫的规模可比沙甸大多了）。
坦波夫绿军头目简介：
坦波夫暴动的实际头目阿.斯.安东诺夫本来是基尔萨诺夫城的一个小市民，曾在实科学校（沙俄时期效法德国开设的一种职业中学，学制六年，相当于五年级到十年级，是主要培养小资产阶级子弟成为职员的一种机构）内参加革命运动并因此被开除，后一度脱离运动去做工。1904年，他加入【坦波夫省独立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在1905年大革命中从事个人恐怖活动；因此，在1906年当选【社会革命党坦波夫省委副书记】，分管【征收】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战斗队搞暗杀、抢劫、盗窃、绑架等恐怖行动。期间，一度因为谋刺喀山督军在萨拉托夫被捕，但被他逃脱。1908年，他终于因为打劫邮政火车和打伤警察而遭到沙俄当局逮捕，判苦役20年，关押到了施吕瑟尔堡。
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返回了基尔萨诺夫县，在当地组织民兵。在此期间，他属于社会革命党左派（1917年12月正式组成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他支持苏维埃政权，11月即被坦波夫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任命为基尔萨诺夫县民警局长。期间，他率民警参与了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缴械的战斗。1918年2月，他还当选为基尔萨诺夫县苏维埃代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苏维埃政权，但是，安东诺夫最初作出效忠苏维埃的姿态，为此还退了党。不过到了1918年7月，他以反对余粮征集制为名来了一个“海瑞罢官”，弃职率部叛变，在基尔萨诺夫县农村地区搞起了武装割据——同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在莫斯科刺杀德国大使并掀起暴动，不过其暴动被迅速平定。割据之初，安东诺夫无所作为。1919年马蒙托夫骑兵军兵锋逼近坦波夫省时，他也没有像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一样大放异彩。直到1920年8月坦波夫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时，安东诺夫才出来登高一呼，其势力也迅速得到滚雪球式的扩大。
缘起与经过：
坦波夫的绿军运动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富农和中农（包括新中农）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然而，余粮征集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它是由沙俄官僚拟定，由临时政府里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社民分子批准颁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只是在战争条件下继续执行了这一法令，但目的却又有根本的不同：社民分子是为了从农民手中夺取余粮去为垄断资本家打世界大战，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为了将这些余粮拿去展开革命建立劳动者自己的政权。因此，社民分子指责甚至鼓动群众来反对余粮征集制和口粮分配制度，不但非常虚伪而且非常可笑。这正如同社民老爷们自己批准预算给沙俄造出了氯气弹，到头来却发现这些氯气被布党用到自己头上，于是就勃然大怒什么“农民们的抽搐”一样虚伪和可笑。
而坦波夫绿军在1920年8月兴起时，正值红军与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军的战斗的最后关头之际。此时在背后发动叛乱，无异于是援助白军。但是到了1921年初，与波兰和弗兰格尔的战争已经结束（1920年11月），因此苏维埃政权得以调整政策，取消余粮征集制，此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绿军已从原先富农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日益向富农势力蜕变，而劳动农民则对红绿两军的战斗转向中立态度。1920年11月，社会革命党控制的绿军最高司令部和“农民苏维埃”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纲领宣布要建立“自由经济制度”，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是企图复辟因为将权力交给独裁者和农民屠夫高尔察克而声明扫地的立宪会议，这就更是赤裸裸地背叛了劳动农民——众所周知，立宪会议根本拒绝讨论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到了1921年5月，社会革命党人又操纵绿军组织了所谓的临时游击民主共和国，公开宣布要将一切权力转归立宪会议。这就让它进一步丧失劳动农民的支持。
这一过程再一次说明：尽管应该承认坦波夫绿军巧妙地迎合了中农（包括新中农）要求废除余粮征集和发展私人经济的思想，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八月《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过去巴库公社后期、外里海临时政府乃至立宪会议本身等都是如此：最后这些人（达什纳克、孟什维克等社民分子）分别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英帝国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上述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左派）背后的就是社会革命党（一般资产阶级左派），而站在社会革命党背后的无疑就是弗兰格尔（垄断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这是一条铁律，坦波夫的绿军也不能例外。坦波夫绿军的领袖中有一些原先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譬如前文介绍的坦波夫暴动的实际头目阿.斯.安东诺夫原先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出身），但他们的背后站着的毫无疑问是大资产阶级，这从他们的具体纲领上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因此，当他们抛出这些纲领、甚至组织起“游击民主共和国”，而苏维埃政权则提出农业税纲领、废除余粮征集制之后，绿军的领袖马上感觉其军队内部出现了动摇（证明了他们进一步丧失劳动农民的支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毋庸讳言，红军犯有不少错误。这错误主要是由红军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造成的，他们将农民整体看作了自己的敌人，采取了一些专政群众而非群众专政、把农民推向绿军一边（奥弗申科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第116号命令甚至把农村的显要人物即富农当成了农民群众天然的领袖，试图通过挟持显要人物做人质的办法迫使农民与自己合作）的错误举措（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地方苏维埃的一些同志是坚持了原则的，如1921年7月地方苏维埃下令禁止扣押儿童、孕妇和儿童的母亲作为人质）。
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当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安东-奥弗申科和剿匪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此外还有全俄契卡驻坦波夫省的代表亚戈达之流，而他们的背后则站着作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多年之后，也正是这些人试图几次利用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由斯大林领导的“列宁主义”政权。
而具体到毒气弹（实际主要是氯气）问题，必须指出，即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他于1921年7月12日发表的第0116号命令中,也没有把农民当作目标。在这个命令中，毒气弹的目标是“匪帮盘踞的森林”。当然，这个命令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在森林中使用氯气的效果无疑是很差的；由于红军化学炮兵的训练很差，至少有三次氯气还导致红军自己中毒。由于这些原因，红军后来就不使用氯气了，对农民造成的误伤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绿军本身造成的伤亡也不严重。如果说图哈切夫斯基的愚蠢命令有什么（当然是出乎他意外的）作用，那就是氯气弹对缺少科学知识的绿军下级官兵产生了心理上的打击，造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怖，从而降低了其士气。
基于对于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路线斗争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红军因此犯下的错误，主要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然而，社民分子在指责红军的这些错误之前，最好先看看自己。
坦波夫绿军不是什么高尚的组织，其具体的暴行主要有：
1.杀害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
2.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扣作人质，跟图哈、奥弗申科搞杀人竞赛（而如前文所述，而一些坚持了原则的地方苏维埃的同志并没有这样做）；
3.破坏铁路、通讯线路和其他公共设施；
4.抢劫、掠夺。
当然，在社民分子眼里，1、3大概算不上暴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2可以跟图哈、奥弗申科比烂，反正谁先用人质也说不清了（因为坦波夫绿军崛起时，使用人质已成为内战中各方势力互相威胁的一种常规手段）；4也可以说是局部纪律问题。然而社民分子如何解释“自由经济”呢，如何解释在内战的最后关头破坏红军最重要补给来源的行动（这一行动直接援助了白军）呢，如何解释绿军要复辟一个拒绝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同时还将政权交给高尔察克的机构呢？如何解释社会革命党自己拒不履行自己最先提出的土地纲领呢？显然，社民分子的暴行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红军的错误只是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细枝末节，舍此不能解释任何问题。 社民分子嚷嚷着：
请问列宁主义者们，圣彼得堡市民的鲜血好不好喝？坦波夫农民的痛苦抽搐好不好看？乌克兰农民的尸骸好不好吃？东欧诸国人民的怒吼好不好听？
对此我们应该这样作答：彼得格勒公务员和小市民的鲜血在社民分子眼里肯定没有柏林工人的鲜血好喝，坦波夫富农暴徒的痛苦抽搐在社民分子眼里当然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贫农的抽搐好看；乌克兰农民和犹太工人手艺人的尸骸只能留着给你们中央拉达和督政府的社民分子吃，东欧诸国（比如波兰）人民跳楼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对你们这些瓜分人民财产大搞私有化的社民分子（还是修党变来的）大概特别好听。
当然了，上述这些对社民分子来说，统统不如他们翼赞的两次世界大战里劳动人民的鲜血（抽搐、尸骸、怒吼）好喝（好看、好吃、好听）。
但社民分子又有了新的“顿悟”：
在大陆的KMT视角下，贵党也只不过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罢了。 坦波夫"富农"真是让我顿悟了，我怎么能忘了，贵派再熟悉不过的扣帽技巧呢！不过还是得说一下，坦波夫这地方的富农还真是多。 至于后文，不好意思，光是乌克兰农民的量就够大了。而且死在30年代的乌克兰农民，怕不是给中央拉达的人，而是给贵派人吃的。
首先，布尔什维克在全盘集体化之前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力一度很差，这段时期，宗族势力、教权派、别的什么东西（哦，在国内战争前后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都可以凭借富农领导不觉悟的劳动农民各自为战。
其次，正如KMT军队的大部分士兵也是劳动人民出身，但这不妨碍KMT军队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话说就是，“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绿军的具体人员构成不等于其阶级属性。尽管身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受到社民分子这种资产阶级仆从的撺掇，带着统治阶级的高度自觉去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战，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大开杀戒，身体力行“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这就是支持世界大战的社民分子的实际作为）的“无产者”，难道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乃至人民的利益吗？难道他也配称作“无产者”吗？纵使按经济地位的划分，他的确是无产者；但按政治身份的划分，他却是资产阶级的武器，是无产者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如是而已。而戕害人民者，天下共诛之，也算是常识了，否则法西斯分子和教权派怎么会人人喊打呢（虽然帝国主义倒向来不怎么乐意去打）？当瑞典的底层教权派袭击瑞典人民的时候，难道就因为他们同样受过了资产阶级的盘剥，经济地位属于“无产阶级”，于是对他们的镇压，社民分子难道就要为此抹一抹眼泪，因此控诉瑞典“暴政”对“人民”、“无产者”的屠杀吗？绿军的作为是什么样子呢？
最后不妨摘录一点尤·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中关于国内战争期间绿军（也包括马赫诺分子）暴行的材料：
举行反对当局的起义的居民也进行同样骇人听闻的虐杀。瓦季姆·科日诺夫在其《俄罗斯二十世纪（1901—1939）》一书中引用了作家拉古诺夫收集的西伯利亚各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中极其残酷地杀人的事实。被起义的农民残杀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教师和农村阅览室的管理员。科日诺夫正确地指出：“这并不只是西伯利亚起义者当局的特点。” 白卫军乘骑炮兵少尉马塔索夫在谈到波尔塔瓦由统领舒巴领导的“绿军”匪帮的活动时写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够了既不承认法律也不承认教规的舒巴匪帮的可怕行径。这个匪帮沿途杀害农民，无论是看守人员还是村长全都杀。每个被杀的人都遭到折磨，被割去耳朵和鼻子，半裸着身体（还有别的不人道的折磨人的行为）。”有时随随便便地杀人，好象顺手做一件事一样。例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曾亲眼目睹坐在车厢里的无政府主义者首领奈斯托尔·马赫诺随便开枪打死了一个敖德萨的驿站长。
难道社民分子还要声称，这就是属于你们社民分子的“人民”军队吗？这就是你们要维护的“农民”们吗？ 绿军匪帮和CCP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说别的，CCP有统一的党组织来党指挥枪，绿军不过是一群相互独立的草头王的统称），倒是和建政初期的土匪有相似之处。反正中国建政之初土匪暴动时也占领过不少县城，另一方面土匪也不一定是政治土匪，还有惯匪、游杂武装和封建土匪，哦对了，红白两军的逃兵本身也是绿军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和游杂武装的确还真像呢——只不过，中国只要剿一次匪，苏联要剿两次。
社民分子口口声声地说要用行动来辨别是非，结果自己又机械地玩起了文字游戏：看，共产党镇压贫农，戕害人民！是的，反对贫农、屠杀贫农的“贫农”，背叛人民、戕害人民的“人民”，我们是要坚决镇压、戕害的。正如你们的“人道”和“自由”，自由主义者的“人道”和“自由”，帝国主义者的“人道”和“自由”，法西斯分子的“人道”和“自由”，概而言之，戕害人民的资产阶级的“人道”和“自由”，我们一定是坚决反对的。
而大饥荒的问题或许需要很大篇幅来说明，在这里只能暂且简单谈谈。1930年代初期苏联有过大饥荒不假，不过饥荒是平均分布的，岂止乌克兰一家，单独把乌克兰拎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其次，当时有天灾发生。最后也是关键的，全盘集体化前后的苏联面临着“事实上的国内战争”，富农匪帮的暴动（姑且不论其它各种破坏活动）遍及全国，其口号是“一磅粮食也不给苏维埃政权，让所有运粮的火车都翻车”。既然是战争，那么账还是要算在富农匪帮头上。
v):五月政变与德国社民历史上的表现：匪夷所思（理所当然）的倒打一耙
社民分子无力也不敢从正面为社民分子在历史上扮演的走狗角色辩护，只好又玩起了倒打一耙的把戏。
波兰社会党在1926-1939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反萨纳齐政权的。如果单单指五月政变的话——我没记错的话，即使是波兰共产党当时都是宣布支持五月政变的。 至于匈牙利社民党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44年匈牙利政变之后社民党直接被宣布非法了……再之前的话，似乎匈牙利的犹太人并没有遭到太多迫害？
1926年波共右倾领导者为了跟社会党搞统一战线支持了社会党的总罢工，间接翼赞了毕苏斯基，这毋庸讳言，但是这一行动在当时就被斯大林否定，事后波共领导者马上被解除职务（五月错误）。
顺便在这里谈谈波兰社会党的始末。它一直翼赞毕苏斯基到1928年，1927年5月波兰社会党主流派转向反对派，但党内元老继续翼赞毕苏斯基，1928年瑟马选举后元老派被开除出党建立亲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老革命派）。1928年瑟马选举之后，又与毕苏斯基的萨纳奇政权闹翻，1929年联合波兰人民党（解放派）、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派）、国家工人党、基督教民主党等反萨纳奇势力组建了中左连盟，但遭到镇压（布雷斯特审判），在1930年瑟马选举后解体。1935年和1938年波兰社会党抵制了瑟马选举。1939年5月波兰社会党试图与萨纳奇和解，但失败。
总之，五月政变时共产国际分明是反对的，然而现在社民分子反而倒打一耙？不得不说，我的想象力真是快被社民分子征用干净了（10.8）——然而现在（10.15）这句话我要收回，因为路灯先生的反驳又突破了一次我心中的底线。面对社民分子，对想象力的总动员的确是为时太早：
我也不打算辩护。 因为在1930以前，萨纳齐政权根本就谈不上法西斯。当然了，鉴于其一贯熟练无比的扣帽技巧，这些恐怕也都不是问题了。
社民分子自知理亏，只好说什么“不打算辩护”“鉴于其一贯熟练无比的扣帽技巧”，想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只要这个帽子一扣过来，我说什么自然都是“扣帽技巧”的表现了，于是都不可信了。
但是，按照社民分子的逻辑，原来主张大资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大搞专制独裁的萨纳奇政权在1930年之前根本谈不上法西斯，那么1930年的他肯定就是突然因为基因变异（或者说被“真正的法西斯”穿越附体？），才解散国会、镇压游行、抓捕社民头头关到布列斯特要塞里判刑的了！服了。那么不也完全也可以说希特勒在通过授权法之前也不是法西斯么！
路灯先生，哦不，社民分子要警惕啊，万一哪天路上什么人突然变异成法西斯僵尸，那该怎么办呢！
这种“白马非马”的把戏姑且笑笑也罢。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路灯先生做出“不屑置辩”的高傲姿态之前，实际上是有做出“辩护”的，这种嘴脸，就和那些正在进行着对无产者单方面阶级斗争的资产者老爷一样，自己明明在进行着阶级斗争，通过剥削无产者得以享受金迷纸醉的奢靡生活，却告诉穷困潦倒的无产者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不要再提了。
而且手段又还是一个套路：用一句“扣帽子”就撇开了一切指责，说的好像“翼赞帝国主义”只是“帽子”而已（“阶级斗争”不是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捏造的概念！）：
华子鱼先生反复试图把“翼赞帝国主义”的帽子扣给我们 我只能再次重复那句话。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 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 奥托·维尔斯 这个锅我们不要！ 在接下来，华子鱼先生的言论已经不值得驳斥。
简直让人无语。为了摆脱这个话题，路灯先生连最基本的历史知识都完全不要了：
维尔斯说什么话重要吗？社民分子不是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的法案照单全收吗？
殖民就是人道！
屠杀就是正义！
自由就是普鲁士政变！
社会主义就是给容克地主的庄园提供补贴！
说到底，授权法本身不就是社民分子参与起草的魏玛宪法（资产阶级专政的意志）上规定的东西吗？只不过后来纳粹把屠刀架到维尔斯脖子上了，他才痛觉自己参与的资产阶级专政不那么好受罢了。请社民分子回答一下：
1932年总统竞选时，德国共产党人喊着“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的口号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时，维尔斯在哪里？兴登堡上台后的倒行逆施为希特勒上台（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希特勒，还可能是施莱谢尔或别的什么人。事实上施莱谢尔的短暂执政期间不是没有做出依靠社民党和以施特拉塞兄弟为代表的纳粹左翼的尝试，然而他的政权还是很快倒台了）奠定基础的时候，维尔斯在哪里？纳粹上台后的1933年1月，当德国共产党人要求与社民党一起组织总罢工（就像卡普政变时一样）反抗纳粹时，维尔斯在哪里？当国旗团坐拥十万武装人员而决定解散时，维尔斯在哪里？
当然，在德国社民党当时的宣传画里，里面值得玩味的三个箭头就很能体现它的实质了：
社民党主张反对台尔曼，反对希特勒，反对巴本。然而巴本本身就没什么人望，但是为何社民党不敢抨击巴本的后台兴登堡这个最大的君主主义者，还要投他的票呢？
醒醒吧，社民分子。这无非证明，德国社民党领导集团是不过是反纳粹不反法西斯罢了。纳粹的政党法西斯专政和国防军军官团的军部法西斯专政没有本质区别。日本社会大众党在二战中也是支持军部统制派搞大政翼赞的。如果硬要说拥护大资产阶级专政不叫翼赞帝国主义，那无非就是在说翼赞帝国主义不叫翼赞帝国主义。
另，查了资料的我才发现，社民分子一再引用的奥托·维尔斯其人，本身就是对纳粹绥靖的领头人物。真是不知道为什么社民分子居然会反复引用这种人的语录？
虽说不能因人废言，但在这里，我还是不由感到有些细思恐极：
纳粹上台后，奥托·维尔斯作为当时社会民主党中央多数派的代表人物，一再反对社民党内部基于褐色恐怖加剧提出的开展地下活动的建议，企图在纳粹德国继续充当所谓合法（！）的在野派，甚至还力图撇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的关系，并就外国社会民主党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抨击提出了交涉，为纳粹分子的暴行辩护，同时声称当时外国报刊对纳粹暴行作了“夸大”的报道。用他1933年3月23日在国会演说中的话说就是：“我们既没有向巴黎请求干涉，也没有把几百万钱转移到布拉格去，也没有向外国发布夸大事实的消息。”“今天德国的情况常常被人们用粗野的色彩来描绘，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总难免有些夸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纵火案业已发生，德国共产党亦被取缔，纳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日益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也面临着镇压）
同时，他还表示拥护希特勒政权的外交政策：“总理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德国享有平等地位的外交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特别表示赞成，因为我们向来就在原则在如此主张的。”（当然，这一点可以用反对凡尔赛条约为其洗地，但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的平等地位能是什么呢？不过是和老牌帝国主义“平等”地商讨瓜分世界的事宜的地位罢了，结果还是要因为分赃不匀而打起来的）
1933年6月19日，掌握社会民主党领导权的右翼领袖们为了保住合法地位，又将所有“犹太籍“党员踢出了中央委员会，同时还表示不同意那些流亡在国外，但仍是社会民党中央委员的委员们反对希特勒的言论。
然而，即使表现成这样，纳粹还是不肯放过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将其取缔了。
对此，除了纳粹分子的穷凶极恶，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阶级社会里，绥靖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放弃斗争等同于自杀。要求别人放弃斗争等同于谋杀。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一直顺从法律，死守着所谓合法地位，无非就是对任何统治阶级都卑躬屈膝，请求投降，让他们为所欲为。
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就是把话说的如此漂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的人的所作所为；这就是鼓吹“阶级调和”的人的所作所为。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一定不要被任何华美的口号所蒙骗，一定要观测他们的行动吗？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在更早以前，马克思就曾在巴枯宁把废除继承权说成是社会革命的起点时严正指出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这句话用在社民分子身上，也同样适用。
在这里，还请社民分子继续坚持历史上社民分子从来没有“翼赞帝国主义”，完全是我们“歪曲历史”的观点。在现在，您越坚持您的观点，无非是越发证明：为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抹黑无产者的革命政权，拥护私有制的社民分子是会连多么差劲、堕落的政权、人物都是能鼓吹一番的，也是会必然和诸多右派走到一起暴露阶级本性，在这种事业上面互通有无的。
我想，社民分子如此轻描淡写地将社民分子翼赞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孽全部转化为这种投降分子的一句空洞的话语，就这么把责任单单视作随时可以“不要”的“锅”，并将之推卸得一·干·二·净的行径，的确是要和我们为了考证社民分子的诸多污蔑（坦波夫叛乱、立宪会议，五月会议……）时做出如此详尽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这无非证明一点：社民分子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共产党人，而向大资产阶级和它们的军官们献媚。凭借历史上资本主义诸国社民党的表现，换来一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评价，完全不算污蔑。
（当然了，社民先生一直坚称这种工作除了“不值一驳”就是“诡辩”，而且还“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评价都是“扣帽子”，而且“数不胜数”）
到底是谁是在诡·辩，是谁在用事·实说话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对这些对革命者的指责和污蔑避而不谈，反而是一直在认真地收集多方资料，做出解释、澄清，用事实证明。反观路灯先生，除了反·唇·相·讥和这种回·避之外，什·么·也·没·有，还是一再地用空洞的词句文过饰非，和社民分子在历史上的作为一模一样。
然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愿做叛徒。或者像路灯先生说的漂亮话也着实不错：“事实胜于诡辩！”
那么，再看看自称左派的社民分子的签名，就颇有讽刺意味了：高く立て赤旗をその影に死を誓う卑怯者去らば去れ我らは赤旗守る（高高的举起这面红旗，立下庄重的誓言；卑怯者趁早离开，我们将誓死捍卫红旗）
这首被英国工党用为党歌的《赤旗歌》，直到布莱尔时代才被废掉。为什么呢？因为工党已经改了党旗和纲领，“降下了红旗妥协又投降，向资本屈下高贵的膝”，和歌词相对比实在是太丢脸了，这还算是一种自知之明。
毕竟，《赤旗歌》的开头部分就唱过：富者にこびて神聖の旗を汚すは誰ぞ金と地位に惑いたる卑怯下劣の奴ぞ（红色的旗被举起后弃之，这就是金钱与地位所诱惑著那卑鄙又无耻的人们所做的） 而请问， 从未拿起过红旗，反而一直致力于反对红旗，翼赞为资本服务的政党和主义的社民分子， 您用着这样的签名，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不管社民分子是不是感到了害臊，目前的他倒是不用这个签名了。这算是好事。毕竟，人不怕羞，事情就难办了。
vi):左派和右派的合流？不存在的（社民除外）
嘴仗中，社民分子还算是通过亲昵地送给了某位先生这一彻头彻尾的右派一个冠冕堂皇的“三民主义者”（很难想象在21世纪还能看到这种笑话）的称号的言行，默认了“合流”的这一事实。这种态度，委实不得不让我感慨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位先生的表现如何，想必不消多说（笑）。社民分子甘愿去做一名“逐臭之夫”，同样也不出乎我的意料。
这也算是致敬了一次历史：中国的社民倒还真是和国民党有过合流。张君劢的中国民社党就是天朝社民的鼻祖（当然，这个党的背景比较复杂，社民分子不一定认），后来这个党的结局众所周知——解放战争中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一起翼赞国府，结果被民盟开除，最后跟着国民党跑去宝岛了呢。
而路灯先生放出的链接也恰恰证明了他所批发的帽子的廉价——在那里，恕我直言，我更是没看见什么“列宁派”，有多少我的“同志”的，这样的扣帽子技巧，我只能评价为贫乏。我是不知道，路灯先生在这里是看到了什么样的“围剿”？这种指责，我只能说是“没头脑”。
事实就是：从来就不可能有左派和右派联合起来对社民分子的“围剿”。或者应该这么解释，如果社民分子非要认为右派流于现象从右边的批判和左派抓住本质从左边的批判都是一个性质的围剿，那也只能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反对社民/民社=不民主！对此，我也只能评以“不高兴”。
事实已经证明，反倒是社民会和右派走的更近，在反共的事业上互通有无的。在攻击别人以前，还请看看自己。
vii):无谓的转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看来路灯先生以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代表了苏联和纳粹德国“媾和”的铁证。
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是对英法拒绝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回应罢了。此前苏联已经对英法一度表现过了最大程度的善意，仁至义尽。显然，路灯先生只许英国为了资本家的利益选择绥靖，出卖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而不许苏联因形势所迫，做出避免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尝试，维护无产者的利益。事实上，日本和德国都一直对苏联极度痛恨，虎视眈眈。尽管和帝国主义国家是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但苏联自然是一直愿意和帝国主义国家做出一定的联合，将最为疯狂的法西斯彻底埋葬的。 但我们不禁要问，一直在阻挠这种联合，企图祸水东引，构建反苏统一战线的到底是谁呢？始终没有表现出诚意的到底是谁呢？1940年计划轰炸巴库的是谁呢？ 在指责苏联和纳粹德国“媾和”（原来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贸易就是媾和了，那英法美为了反苏起见对德国的扶持、大量的资本输入算是什么呢？）之前，最好先看看社民分子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社民分子要怎么谈英国当局一系列直接出卖中欧国家的绥靖主义闹剧，要怎么谈他们的英国工党在1931年—1939年参与地民族团结政府期间，英国跟德国有多少勾结的事实。我只知道，苏联毕竟没有把波兰大使招到莫斯科，勒令他将国家献给希特勒。（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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