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李民骐是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所撰写的《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以及《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两部著作分别由英国的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于2008年和2015年出版。瑞尔夫∙拉库斯（Ralf Ruckus）是德国工运活动家，近年来关注中国进步事业并担任《工潮》网刊编辑。这篇评论文章是拉库斯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系列评论的第二篇，原载于德国《社会历史网刊》。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拉库斯除了详细介绍了李民骐教授上述著作以外，并从欧洲激进左派的立场对李民骐教授和中国进步团体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现将拉库斯的这篇评论文章完整地翻译出来，供国内进步读者参考。这篇书评篇幅较长，《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将译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该文的注释统一列在每一部分的后面。此外，拉库斯曾于2015年12月在德国科隆采访了李民骐教授。《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将另行发表这篇采访的中文译稿。

对历史社会主义的致命信仰

与李民骐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论述（利润率下降的后果、伴随着广泛的无产阶级化而日益增长的大众期望，以及他对生态危机的阐述）相比较，他在“社会主义”经验方面的立场以及他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当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谓“历史的终结”、“别无选择”等叫嚣已经证明是全球统治阶级的无稽之谈，他们妄想要加紧资本主义剥削、掌握住权力。然而，李民骐关于历史和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他坚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夺取政权这样一种革命概念（译注：原文如此）。这一缺点至少在三个方面中表现出来：
他对历史上的毛泽东主义的解释；他对中国的新（农民工）工人阶级的低估和对中国“新左派”的神秘化；以及他对于（向着社会主义的）可能过渡的狭隘观点。

毛泽东主义的死路

在讨论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阶段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结构的发展时，李民骐认为，“经过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Communist revolution），才得以在中国确立那些为了有效资本积累所必需的社会条件”（第17页）。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这套契约建立在两个阶段之上[1]：在“短期”，工人和农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但是伴随着“低水平的物质消费”——因为要获得为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所需要的经济剩余；在“长期”，社会主义国家许诺高度的生活水平，以及，最重要的是，“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第17页）。

李民骐既不对所谓的组织“有效资本积累”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也没有批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包括了毛泽东主义中国的社会分化，一部分城市工人阶级享受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另外一些城市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阶级从这些保障中被排除出去；而在他所说的“短期”，这些工人和农民的“物质消费水平”甚至更低。显而易见，那个（关于无阶级社会的）“长期”保证从来没有实现过[2]。

李民骐没有分析，在毛泽东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怎样向社会等级和不公正做斗争，而仅仅是说“随着共产党干部和知识分子‘专家’的物质特权的扩大和制度化”，“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就被“破坏”了（第18页）。他在很大程度上将“一场中国工人阶级输掉的阶级战争”（第21页）简化为“毛泽东主义者和刘邓集团之间的斗争”（第18页）。通过将历史上的毛泽东主义的失败归纳为“刘邓集团”的阴谋，李民骐将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和党体制的矛盾神秘化了，试图掩护毛泽东主义不要受到来自左边的批判。通过这样的招数，他就可以将毛泽东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作为一种向中国的和全球范围的当代资本主义做斗争的政治策略[3]。

“新左派”并不新

李民骐正确地指出，无论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最终将“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抛弃，还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并于九十年代完成的“向资本主义过渡”，都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拥护；但是后者接近政治权力的企望却在1989年被摧毁了。此后，共产党的精英们和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第23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业私有化”以及九十年代对工业国有部门进行重组和部分私有化以后，“中国新兴资本家阶级”相对于“迷茫的和失去方向的”城市工人阶级的“胜利”便是显然的了（第22页）。私人工业部门的确立伴随着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新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好的教育，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省份”，有着“更高的消费期望”（第29页）。这个阶级的谈判能力在增长。看起来，中国资本主义将无法容纳这个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但是，李民骐既没有分析这个新工人阶级的构成，也没有分析它在斗争中的潜力和局限性。他想走一条捷径，寻求某种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变革的跨阶级“联盟”。在李民骐看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新自由主义观念所吸引，认真地对待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许诺”；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就起了变化，“进步知识分子、激进学生、有着反私有化斗争经验的工人积极分子、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信念的共产党老干部、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老造反派，汇集成了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左派社会运动”，其中的大多数认为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第34页）。

实际上，这并非什么群众运动，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中国的所谓“新左派”的组成成分。李民骐对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的介绍体现了他的认识以及一部分“新左派”的局限性。李民骐将薄熙来及其模式说成是“对中国的国家领导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战略的显著背离”，因为薄熙来更倾向于国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战略（第15页）。这种“背离”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如李民骐所强调的，薄熙来或许比党的其他领导人更加倾向于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但是在2012年被开除出党并且因腐败而入狱之前，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支持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和发展模式[4]。至于那种由国家在经济体制中起更大作用的主张，则指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中国的“新左派”到底“左”在哪里，这个派别主张哪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5]？

是过渡，还是倒退？

李民骐对于“社会主义”过去的神秘化又表现在他对于未来的设想中。“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被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所压倒，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开始了，这一危机将无法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过渡的时代开始了”（第171页）[6]。到此为止，还好。但是，这一“过渡”将走向哪里呢？李民骐列出了这样的选项：“改革、革命，或者崩溃”（第180页）。

李民骐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因为，尽管不平等上升、安全无保障，环境恶化，政治压迫，（人们）还可以期待物质生活水平的上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人民的期望与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满足能力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鸿沟”（第182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群体性事件”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迅速增长，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矛盾的增长以及共产党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合法性（第182页）[7]。在李民骐看来，由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中幻想破灭的那一群所组成的“反资本主义联盟”是在中国赖以实现进步变革的力量。然而，李民骐并没有说明这样一种联盟如何在基层转化为行动和力量。

就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来说，李民骐描述了三种可能的前景。在第一种前景下，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转变。“在日益增长的大众抗议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采纳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向的模式，恢复国有企业。但是，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它自己队伍中最后一个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重要集团清洗出去”——这里说的是薄熙来集团——李民骐对这一前景不抱奢望（“基本上不可能”，第183页）。

在第二种前景下，在一次自下而上的成功夺权以后，一套自由民主体制代替了旧体制。随着“群体性事件”的爆炸性增长，“一次人民革命压倒了党国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瓦解。然而，“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将使得资本家阶级“通过对军队、警察和税收的控制而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左派政党，“革命社会主义左派想要在一开始就取得全国政权，将会遇到困难”。但是，在李民骐看来，左派将有机会在群众支持下，夺取基层的和地方的政权。随着危机的继续，“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将被削弱，“全国性的力量对比将会逐渐地变为对革命社会主义力量有利，为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变革奠定基础”（第184页）。

在第三种前景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导致政治的和社会的总崩溃”，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内战”。同样地，左派可以在若干地区夺取政权。但是这样的左派政权能否存在，取决于（能否）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比如工人民兵）”，“他们能否建立起一个巩固的经济收入基地，以及他们能否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随着资本家政权“无力解决持续不断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危机”，“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将有机会在争夺全国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逐渐占上风”（第184-185页）。

李民骐所描述的后两种比较“可能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缘政治的发展，而是专注于在工人阶级支持下由“左派”力量夺取政权这样一种“一国”的解决办法[8]。李民骐确实提到，“夺取政权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又是在援引“两阶段”的革命转变理论（第185页）。虽然李民骐承认，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集中在特权官僚和技术官僚手中，这些人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为一个新的剥削者统治阶级”，但是他却没有回答，在这样一种未来情景下，如何防止由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及在一党领导下的中央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危险及失败。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被迫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竞争”，而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内爆将使得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样的竞争中摆脱出来。但是，通过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李民骐便忽视了历史社会主义内在的社会失败和政治失败。

李民骐的预测和前景在民族国家问题上采取的是狭隘的观点。在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性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政府”是这样的，扩大“生产性国有企业”，控制“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易，同时通过“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国民经济“脱钩”（delinking）（译注：delinking是依附学派的术语，即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脱离联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去全球化”）。李民骐的推理并不复杂：正如在二十世纪那样，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对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仍将存在，因而“脱钩”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不会站不住脚、马上就垮台。既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处于终极性危机之中并且将很快崩溃，李民骐的设想就可以归结为一场竞赛：如果“脱钩”证明暂时是成功的，并且全球资本主义“及时”崩溃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阴暗面就得以避免。客气些说，这样一种情景看起来是相当冒险的。

李民骐不仅是用左倾的神秘化观点来对待历史社会主义，而且还对世界体系分析做了独特的解释。虽然李民骐从全球观点出发来认识经济和政治过程（以及，就李民骐来说，生态过程），他却是用民族（国家）的观点来认识社会运动及其政治行动。这样，就在全球性的因果分析与寻求“一国”的解决办法之间产生了矛盾。既然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原因及后果，那么就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潜在爆发力量的各种前景，而是必须关注世界各地的社会斗争的发展以及，在这些斗争中、通过这些斗争，（正在）形成的全球工人阶级[9]。

结论

李民骐关于中国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极限的论述是合理的，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当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可能崩溃的讨论贡献了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某些当代左派中所流行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无知。2007-2008年的危机在左派中引起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或者没有未来）的广泛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其它关于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成因的理论的兴趣在增长，人们想要了解什么样的社会力量能够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讨论受到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社会反抗的鼓舞。另一方面，巨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刺激计划掩盖了一些危机的表面症状，带来了一些经济指标的改善，今天的左派似乎被这些现象所蒙蔽，失去了进取心；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些，并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10]。

另一方面，李民骐的那个以标准左派姿态所提出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除了社会主义，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除了资本主义以及类似于内战那样的大混乱以外，他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能够有机会在中国以及全球来消灭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总结历史社会主义的经验——努力创造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反对对这种努力的妖魔化，也反对对历史“社会主义”的神秘化，后者许诺要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却没有做到[11]。只有这样，起来造反的被剥削阶级才能抓住这一由体系不稳定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基于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原因，这一危机，“将再也不能在资本主义自身制度框架内求得解决”（第191页）。这是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历史机遇，不是“跨越国界”，而是不再有国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积极地夺取对全球社会一切方面的控制，而不必夺取任何“一国”的政权。

注释：

[1]李民骐自己否认他赞成“两阶段”的变革进程：“他们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他们毫无疑问地完成了他们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说动员资本资源用于工业化。”（见拉库斯对李民骐的采访）

[2]李民骐也这样认为（译注：指在“长期”没有实现无阶级社会），但是托词说，中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受到“全球市场竞争的压力”（第191页）。（沃勒斯坦）也有类似的简单化的观点：Immanuel
Wallerstein,“A Left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
Or,Theory and Praxis Once Again”, NewPolitical Science,
22:2, pp.143-159, 2010.

[3]举例来说，按照李民骐的说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试图发动工人和学生来反对官僚集团，以“挽救革命”。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让我们考虑一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在六十年代末召集军队来镇压那些不受控制的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派起义。对此的详细分析，见Wu Yiching, The Cultural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另见Ralf Ruckus的书评：https://sozialgeschichteonline.files.wordpress.com/2015/09/sgo_17_2015_ruckus_wu_kulturrevolution.pdf

[4] 1993年至2000年，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2001年至2004年，薄熙来任辽宁省省长；2004年至2007年，薄熙来任商务部部长；2007年至2012年，薄熙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关于薄熙来的简历，见http://chinavitae.com/biography/Bo_Xilai。关于薄熙来在任辽宁省长期间在国有部门重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与“大资本”的合作，见Bai Ruixue,“Review: Li Minqi’s China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http://socilaistresistance.org/8404/china-and-the-21st-century-crisis-a-review

[5] Lance Carter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中国“新左派”的局限性：“新左派中的大多数新毛泽东主义者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他们希望按照毛泽东主义自身所宣扬的目标来为其表白。然而，如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在以往已经证明是如此误入歧途，这些目标对于当前中国的另一条道路又能有什么贡献呢？”见Lance Carter,“A Chinese Alternative?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New LeftPolitically.”http://insurgentnotes.com/2010/06/chinese-new-left

[6]关于“过渡的时代”，李民骐引用了Ter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Zed Books, 1996.

[7]李民骐仅从数量上对此做了考察，并没有分析具体斗争的潜力和局限性。“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用这个词汇来代表各式各样的社会抗议活动，包括罢工、静坐、游行、集会和骚乱）的数量发展情况如下：1993年，8700起；2003年，6万起；2008年，12万起（第182页，李民骐没有提供这些数据的来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中国公安部使用的术语，包括各类抗议活动（译注：也包括各种一般性的治安案件），（其数量）“从1995年的320万起，增加到2009年的1170万起，又增加到2012年的1390万起”（第182页）。这组数据的来源是：Murray S. Tanner,“China’s Social Unrest Problem: Testimony
before the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www.uscs.gov/sites/default/files/Tanner_Written%20Testimony.pdf

[8]中国如果内爆，将会对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影响到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它们再一次“修复”危机的能力，这很可能会导致来自外部的直接干预。在采访中，李民骐承认，就上述那样全球的广泛影响来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9] Beverly J. Silver的著作将世界体系分析与对全球阶级斗争的关注结合起来（即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社会动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果）。例如：Beverly J. Silver,“Theorizing the Working
Class inTwenty-First-Century Global Capitalism,”in
Maurizio Atzeni (ed.), Workers and Labour in a Globalized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hemes and Theoretical Issues, pp.46-49.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关于全球工人阶级的讨论，见Wildcat,“GlobalWorking Class”,
http://www.wildcat-www.de/en/wildcat/98/e_w98_wak.html

[10]倒是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对于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末日似乎更加清醒，例如，近日在德国一家主要的商业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醒目标题为“资本主义已经坏掉了”的文章，见Malte Fischer,“Die Krise des Kapitalismus”, Wirtschaftswoche, 13, pp.16-21, March 23, 2016.

[11]关于对历史社会主义神秘化的批判，见Wu Yicheng (2014, pp.235-237)；另见本文注3。

(作者：【德】瑞尔夫∙拉库斯；翻译：红海军；来源：红旗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