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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动了冷战年代知识青年如我的荒废之心。他笔下那“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白的眼圈”、“疲倦地笑着的”“细瘦而苍白的少年”，曾让年轻的我不知所以然地感到一种由阴郁孤独、对当下存在的不耐，以及一抹诡异的振奋心情，所混和的复杂心情──虽然那个心情又被摇滚乐、存在主义，以及那赫曼赫塞们所收编、安抚，也是事实。在台北的漫长雨季里，我偶而也会想到那只绿色的候鸟，以及我至今感念的一句来自一个颓唐老头赵公的话：“能够那样号泣，真是了不起”。那大概是一个想要号泣而不得的年代吧。

但，如今的“这个赵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吗？

陈先生的死，我其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没想哭，也没泪，只是觉得心头时不时的有些发堵而已，懒散地觉得随他而逝的或许是一个时代吧；那感觉有点儿荒凉。偶而会想到陈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学，甚或记忆中与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种没有时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苍天为幕中，孤独而有力量，抑郁而使人温暖，似乎经常深度旁徨但又总是怀抱希望。此刻，我总是觉得离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这个岛屿上）有德者；一个时刻在战斗中的有德者──虽然老天以一种极其恶劣不仁的方式，让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退居于那样的一种残酷的“宁静”。

先生是一个战士。他的小说是战斗的文章，更别说他的论文、他的文论、他的《人间》杂志，与他的人间出版社了。先生哪里只是对抗台独的斗士，他是中国人民的斗士，是第三世界的斗士，而他更是孤身对抗一种“文明观”的斗士。这是先生的永恒业绩。战后的台湾当代，固然长时间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独旁徨，战后的中国大陆又有几人呢？我就是没法儿听到人们信口信口雌黄“二陈论战”这四个字，那让我非常痛苦，不是因为坐令竖子成名这种小事，而是因为它童呆恶戏地、若无其事地，摊开了这整个当代的扭曲与变形。黄钟与瓦釜、凤凰和鸡鹜，等而观之。在丧失一切标准与分野的“平权”与“多元”的当代，或许这也是一种必然吧！但我抗议。

先生走了，但两岸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时代的高墙把陈映真先生与大众隔离了。诚品书店有多久没有陈映真的书上架了呢？同其时，“大江大海”仍在分断的两岸永昼浊浪滔天。老天固然亲痛仇快地让战士卧榻十年，但反对台独呼吁统一的对岸大众，又何尝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呢？人们奖赏着高高在上临风扬眉丑诋民族自我的买办文士，却耸肩冷落戏谑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诣的祖国赤子。陈先生的天命凄惨地无言地诉说了这个世运。

陈映真。（摄影：蔡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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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们只能继续战斗下去。停止伤悼，不再抱怨，继续战斗，是唯一纪念陈先生的方式。杜继平先生说，我们要善继其志。善哉斯言。对我而言，陈先生的志与学，有如下几个突出之点，值得我们后生作为范式。

首先，化除近亲憎恨。这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学术上，严肃面对日本旧殖民与美国新殖民。这是“己立”的功夫。

己立而后谋求两岸的和平统一。这要求我们寻求一个有道德理想的统一方式，从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统所将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剧。经济共同体“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传统中国文化固然不可学舌轻贱，但专言“经济”、单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实已证明经常适得其反。

“去殖民”与追求和平统一，必需有一个“中国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与知识上，站在中国人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上，把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程，以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视为中华民族努力寻求自身出路的历史展现；善与恶、成功与失败，我们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为我们自身之一部分，保卫之或批判之，承先启后。

在这个承先启后的不断斗争中，台湾以其边缘之历史经验与视角──尤其以一种第三世界的普遍的新旧殖民地经验与视角，将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内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共同斗争，而后或也是同时，参与到那个又必将多元而一的世界历史的（world-historical）斗争。以此而言，台派、独派、中华民国派与社运派是一种颓废派，是一种历史终结论的信徒，是一种哲学上的享乐主义者，是空洞同质性空间的漫游者。

因此，这个斗争既然必需要和经济主义的共同体想像斗争，要和一种国粹的文化共同体想像斗争，也还要和一种退变的“左翼”想像斗争。从独派到台派到中华民国派到社运派，这些政治光谱的不同构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种现代化的、个体主义的、以天地万物他者为刍狗的文明观。我们如何从根本上挑战这个文明观，而不至于长期处于范式被动的处境，从而长期污名化自身为“不够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蛮”，于是成为了一道摆在我们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战。而我相信，这是陈映真先生在2005年书写〈文明与野蛮的辩证〉一文时，所透露的一个未竟志业。这是一个文明观的斗争，而不论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民众视野”，或是“第三世界”，在这个文明观的斗争中，固然都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将无法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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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映真先生之所以为我们所敬重，追根究底，并不是在他的思想学问，当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动实践，而是在他的学问与创作之后的那个人──那个有德者。虽然陈先生的德与上述那些都无可分，但对我而言，那个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稀有的真诚，直接且深度地感动了一些人，当然，也一定赶跑了另一些人。陈映真先生并非生而真诚，他的真与诚是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惕励的结果。要不断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阶级性”、“西方性”──乃至“狰狞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陈先生则把他与这些东西的斗争历程，忠实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学里。我们果真爱陈映真的文学、思想，与实践，我们应该也要能爱它们后头的那个终始与自欺与虚无搏斗的心灵，然后，在这样的“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之下，或许能让我们更“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陈映真，〈鞭子和提灯〉，1976）。在自我、家国、文明、人类，与天地万物诸元之间，是有一条细微而重要的线索的。这，或许是陈映真先生给我这样一个人的最珍贵的礼物吧。别了，先生。

(作者：赵刚。来源：苦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