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落在了财富再分配领域的古老泥潭，激起了人们对于贫富分化问题的再次热议。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西方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以美国1913-1948年统计数据显示的贫富差距大幅收窄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即这期间美国10%的富裕阶级所拥有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为30%-35%，提出着名的“倒U形曲线”，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拉大，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社会财富的分配会趋于平等。这一经济“规律”像一剂良药一样安抚着西方国家贫困者的灵魂，不但蒙蔽了无产阶级为争取经济民主而斗争的决心和理由，而且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然而，皮凯蒂用资本主义300年的发展历史对库兹涅茨的研究做跟进的时候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期间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和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确实有了显着的下降，且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趋于稳定，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再次加剧，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2008年源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但没有缓解这种趋势，反而经过金融风暴的重新洗牌，使得世界范围内和国别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2011年美国劳动者“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劳动者对这种贫富分化加剧发出的一声怒吼，这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贫富分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新常态。

放眼世界，贫富分化主要表现为穷国和富国的分化，人均财富超过10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澳洲、西欧和东亚的日本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人均财富不足975美元温饱警戒线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南美和南亚这些早期殖民地国和农业国家。细观一国，贫富分化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结构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化，这些分化之中，似乎贫困的一极总是劳动力所有者，而富裕的一极总是资本所有者。

难怪乎“着名经济学家”金岩石在对胡润百富榜作点评的时候毫无掩饰地表达：“劳动不能致富，财富的源头是货币。”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金岩石先生还给出了一串令人为之惊叹的数字：“过去30年GDP增长93倍，货币量增长815倍，如果再加上货币流通速度，至少提高1倍，这就是1630倍，货币杠杆率至少提高1倍，这就是3260倍，所以过去30年中国是3000到4000倍的货币驱动不到100亿的实体经济的增长。”

这就是现代版赤裸裸的货币拜物教，是产生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是必将伴随着私有制程度的加深而长期存在的一种新常态。在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指引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生产关系，很自然地被货币的假象掩盖起来了，对货币甚至是虚拟资本的狂热蒙蔽了人们对财富本质的理性思考，劳动不能致富，财富的源头真的是货币吗？

二、劳动能不能致富取决于不同所有制和劳动力收益权的实现程度

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威廉·配第更是把劳动和财富的关系形容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价值、抽象劳动体现的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要经过人的劳动才能形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价值的实体是人类抽象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然而，价值的创造跟价值的分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劳动者能否参与自己新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取决于不同的所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劳动力收益权的实现程度。我们从产品的价值构成——c+v+m出发来研究这个规律。

（一）所有制演进中的收入分配

1、原始群社会

很明显，在原始群社会里，蒙昧人对生产的主客体不分，无任何分工，生产力极不发达，人们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的过程，不用说m，就是v的部分也极少，即使有了偶尔的剩余收益，蒙昧人也根本不懂得储存和利用，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剩余收益存在的。用公式表示就是：

产品的价值构成=c+v（下划线表示c与v不分）

2、原始氏族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的，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公有制，“每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这个时期， v基本上从c当中独立出来，而且还有了偶尔的真正意义上的m，即被当做整个氏族公社财产的剩余收益。由于m是偶然的，且是作为整个公社的财物，它的分配往往被用作公共目的，比如氏族之间的馈赠等，但整体来说，社会的常态还是无剩余收益的，用公式表示就是：

产品的价值构成=c+v+m（下划线表示m是偶尔的），其中的C归整个氏族所有。

3、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主要标志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奴隶主所有制，奴隶主不但拥有全部的生产资料，连劳动者的人本身也归奴隶主所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奴隶“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因此，在产品的构成中，不但m全部为奴隶主所有，连v部分的大小也要由奴隶主来决定，实际上野蛮的奴隶制经常会让奴隶主不断侵占产品价值的v部分，其后果就是奴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奴隶起义此起彼伏。剩余收益的创造者和分配者首次出现了真正的分离，不但生产资料的剩余索取权归奴隶主，连奴隶的劳动力剩余索取权也归奴隶主，用公式表示就是：

4、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归地主或领主所有，但由于劳动者的长期斗争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奴隶变成了农民，且具有了部分的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虽然在产品的构成中，m还是全部归地主或领主所有，即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索取权都归地主阶级，但至少v可以全部归劳动者所有。用公式表示就是：

值得一提的是，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有数量极少的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在交够地主要求的佃租外或许也能得到些微的剩余收益，但这不是社会的常态。

5、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造成了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生产资料形式由土地为主逐渐变为以资本为主，统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并掌握了资本的所有权；二是劳动者具有了真正的人身自由，且自由的“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资产阶级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取得了对劳动力支配的地位，即资本“雇佣”了劳动，因此资本取得了产品价值中的全部的m，即剩余收益全部归资产阶级所有，工人则取得了全部的v。用公式表示就是：

6、社会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特征是单一公有制，因此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以及按需分配。在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里，生产资料的剩余索取权和劳动力的剩余索取权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剩余收益自然应该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对剩余收益分配的方式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社会主义剩余收益分配方式用公式表示就是：

7、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分工的消失，所有制的消失，劳动成为人的一种生活的需要，而非谋生的手段，所以产品构成中的v和m是一体的，剩余收益分配方式用公式表示就是：

产品的价值构成=c+v+m（下划线表示v与m不分）。

（二）所有制与劳动力收益权的关系

以上论述可见，劳动者能否参与社会剩余收益的分配首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还取决于劳动力收益权的实现程度。劳动力收益权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劳动者对必要劳动成果的索取权或工资收入权。因为我们在探讨资本或土地收益权时，不是指投入资本或土地的“还本”权，而是指它们的“付息”权，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劳动者对其必要劳动成果的收回也不仅仅是“还本”权，劳动者也有“付息”权，即劳动者的收益权，它指的是劳动者对企业剩余劳动成果或剩余收益的分享权或剩余索取权。

从产权关系来看，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没有所有权当然不会有其他权利的存在；但是对劳动力产权来说，其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目的都在于收益权，都把收益权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因为收益权体现的是劳动要素的实际存在和价值实现，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条件就是收益权的实现条件。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经济制度下，产权关系中的权利组无论发生怎样的分离，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都是不可分离的。

然而，正如马克思曾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可见，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产权，对劳动者的生存、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乃至劳动力收益权的维护和实现，是多么重要！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劳动者在没有劳动力所有权时是不会有劳动力收益权的，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当劳动者有了劳动力所有权而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时，其收益权取决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如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终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人身自由，但因为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本雇佣劳动的结果还是劳动力所有权与收益权的分离。

再次，当劳动者真正拥有了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时，理论上，劳动力收益权具有了完全实现的条件。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不仅成了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和占有者，而且还成为生产过程的实际控制者。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劳动者劳动力产权的回收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而使劳动力产权中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合为一体，劳动力收益权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然而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现实中劳动者能否真正获得劳动力的收益权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

（三）劳动没有致富的原因

在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劳动不能致富是必然的。表面看来，似乎劳动者真正成了劳动力产权的主体，但实际上，工人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劳动要依存于资本才能存活，劳动力产权的真正拥有者是资本家，而不是雇佣工人，广大劳动者不能参与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净财富的分配，只能拿到劳动力价值的补偿，只是“还本”了而没有“付息”，自然就不能所谓“致富”。并且，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劳动不仅不能致富，反而有趋于相对贫困的境地。

当然，这期间并不排除当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发展使得部分劳动者对实际生产过程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即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劳动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也有了同整个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力量，资产阶级不出让部分利益只能遭到更大的利益损失，部分劳动者劳动力收益权的部分收回便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管理精英或技术精英也可以凭劳动致富。

同时，这也不排除少数所谓开明企业家用“利润分享”的方式给劳动者发放的一定数量的小额股票，虽然个别劳动者也可以因此致富，但是看看劳动者所掌握的股份份额，看看劳动者最终的劳资处境，其实“资本民主化”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资本所有者的真正目的不过是既可以把劳动者手中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归其使用，又可以诱使工人不再为自身的利益而参加罢工和其他斗争的一种崭新的手段而已。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建立为劳动致富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也没有体现出劳动致富呢？应该说，建国后改革开放前即1949-1978年，我国单一公有制条件下是劳动致富明显体现的时期，当然这种“富”有两种体现：宏观上看，由于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基础差，底子薄，长期处于物质短缺状况，供给约束型经济特征明显，国家采取了建设基金增长快于消费基金增长的发展战略，全民劳动使“富”体现在了国家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的快速建立健全中，“富”也体现在了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全民脱贫上；微观上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无得，这是劳动致富最明显的动力。

1978-1998年体制转轨期是劳动致富和贫富分化的酝酿期，一方面“白手起家”证明了劳动致富的原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最先尝到了劳动致富的甜头，大批的“万元户”创造了一个个劳动致富的神话，城市承包经营户和个体私营户也逐渐体会到了劳动致富的喜悦，大批的“爆发户”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由于公有制力量的削弱，在国家社会保障大幅消减甚至戛然而止的情况下大批劳动者被抛向了陌生而残酷的市场，在市场化经济发展中走向相对贫困的一极。

      进入21世纪以后资本的膨胀终于打破了劳动致富的信念。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私有制的力量不断增强，部分单位和个人因侵蚀公有资产而致富，部分私有资本利用股市监管的漏洞而投机致富，部分资本家因利润盘剥而致富，等等。

私有制资本在没有前期社会责任投入和当期较轻社会负担的前提下，用30年的时间迅速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300年走过的历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到同一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而不断膨胀增殖，似乎真如金岩石先生所感叹的“任何财富只要通过交易，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价值，交易价值。”

从劳动者一方来看，市场化改革已经使我国经济由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一部分劳动者甚至是大部分劳动者走上了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一样的雇佣劳动之路，同时由于公有制资本力量的削弱，公有制企业内部一方面是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比例调整和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调整的迟滞，一方面是企业精英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整个社会劳动者在本可以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下没有拿到“主人”该拿的财富份额，贫富分化的背后成为劳资的分化，由此，劳动没有致富。

三、货币不是财富的源头却可以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

金岩石先生不但认为劳动不能致富，而且确信财富的源头是货币，财富是货币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交易市场创造的货币化的虚拟经济。他认为“以宅养商，以商养富，以富求奢，以奢求贵”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试问：还有比这更糜烂的经济思想吗？

（一） 货币从来都不是财富的源头

马克思从货币的起源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货币是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之所以能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商品，也具有价值，也是劳动的产物，其价值也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可以被当做财富，这是货币执行了它贮藏手段的职能，这一职能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品生产者对生产的依赖性加强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货币虽然不是财富的源头，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实现却离不开货币资本的运转。从资本循环总公式来来看G—W---P---W‘—G’，没有G就没有G‘，甚至在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中干脆就变成了G—G’，这就是金岩石先生所谓的“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资本对于雇佣劳动的剥削被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被颠倒过来了，仿佛货币同再生产过程相独立，仿佛货币已经具有增值自己价值的能力，天然就能生出更多的货币，“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

谁都知道，其实货币本身并不能生出更多的货币，货币资本倘不经过生产地使用就不能真的自行增殖自己的价值，财富的真正源头在生产过程中而不在流通过程中，交易不产生财富只是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转换而已。然而，在资本拜物教观念的顶点处，“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或者投到再生产过程中去（这时，它会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职能资本家，除提供企业主收入外还提供利息），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这样，在生息的货币资本（而且，一切资本就它的价值表现来说都是货币资本，或者现在被看成是货币资本的表现）上货币贮藏者的虔诚愿望得到了实现。”

（二）货币可以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

货币不是财富的源头，但是它在当今社会却可以成为掠夺财富的绝妙工具。除了上述资本由于“雇佣”了劳动而赚得各种利润的方式外，国内的虚拟资本和国际的外汇资本也成为货币掠夺财富的两种最“时髦”的方式。虚拟资本是一种虚假的财富，它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因为它能够取得一定的股息或债券利息，因而它可以有价格，虚拟资本价格和真实资本的差额即创业利润，很多在金岩石先生口中“白手起家”的富豪就是因创业利润而致富的，比如富豪如果以100万元创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假如这个公司一年能够提供10万元的利润，当年利率为5%的话，股票的价格（股息/利息率）就是200万元，其中的创业利润可达100万。

况论富豪们还可以通过资本掺水——高估公司财产的方式来进一步掠夺普通小股东的财富了。虚拟资本不仅在质上不同于真实资本，而且在量上可以通过投机大大超出真实资本的增长幅度。中国的股市从3000多点推倒了6000多点，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又迅速跌到了2000多点，中国的楼市在十年的时间内平均价格涨了五倍还多，这种投机像剪羊毛一样把劳动者的财富卷进了资本所有者的腰包，这就是所谓富豪“白手起家”的秘密。

国际的外汇资本是不是一种真实的财富不取决于本国，而取决于外汇储备币国。十八世纪中期的荷兰储备了大量的英镑，英国几乎是一夜之间把英镑大幅贬值，于是“海上帝国”荷兰衰败了，当时的荷兰央行行长以自杀向全国老百姓财富的损失表示谢罪；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个《广场协议》一个《卢浮宫协议》，不仅使其汇率自由浮动，而且在国际游资的驱动下全民炒股、炒房，当日元升值到历史最高点时，日本老百姓攒了40多年的财富被欧美游资撤出带走，于是日本迎来了“失去的二十年”；今天的中国由加入世贸组织前两千多亿元的外汇储备到今天将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美元不断贬值中财富蒸发的痛苦，而且在我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00多亿元到今天120多万亿元的货币增量中，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外汇的占款，这些多余的货币游弋于股市、楼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正如金岩石先生所讲的，货币化的虚拟财富在中国膨胀必须通过交易市场才能够形成，地产经济已成为富豪榜的主要来源。

四、结论

综上所述，贫富分化的本质是劳资分化，即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既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日益严峻的新问题，其根源取决于不同的所有制及特定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收益权的实现程度。“劳动不能致富，财富的源头是货币”是新时代货币拜物教主义，不仅严重挫伤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扰乱国民经济发展资金的合理配置，而且还会驱使释放全民对虚拟经济的盲目崇拜和过度投机，给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维护带来困难。不仅如此，国内资本市场的紊乱和漏洞为国际游资加大对国内财富的掠夺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增加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监管成本。

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为了打破“财富的源头是货币”的谬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体现“按劳分配”和“劳动致富”的原则。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在现有收入分配体制下，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降低，
2011年这一比例甚至降低至47%，显着低于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成为我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和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原因。

为防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恶化，我们要不断探索初次分配中劳资份额的恰当比例，在多种所有制格局中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及提高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来强化公有制经济对劳资份额的调控；同时，要积极探索二次分配中的税制改革对劳资分化的副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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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臧旭恒，贺洋：《初次分配格局调整与消费潜力释放》，《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期。

(作者：魏丽萍。来源：求实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