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这首作于一九三五年的诗词可谓气势非凡,昆仑山横空出世,搅得天翻地动,如今也不得不屈服于诗人之手,被宝剑裁为三截;诗人手中所执,分明是笔,却化作剑,亦笔亦剑,挥抽天利剑,奋神来巨笔;下笔成文,亦诗亦檄,抒挑战天地之豪情,发改造世界之伟力。
至于以利器劈山,中国古代实际早已有之。陕西华山的西峰顶上有一块十余丈长的巨石也断为三截,传说乃沉香以巨斧劈山救母处。不过沉香劈山只为救一人之母,而主席裁山却要令全球都分享昆仑山的温度,其中的境界自是不同。
(图:华山西峰顶,传说沉香劈山救母处)
本文上篇(《红星照耀亚非拉》)说到毛主席思想在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深刻影响,下篇就说说这位来自东方的领导人如何“走进”欧美日第一、二世界,以至席卷整个西方。毛主席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恰如他的诗所言:“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西方世界也由衷感受着这座东方昆仑的温度。
一股来自东方的风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思想席卷欧美,不但在工人中间,而且在学生、教授们中也颇受推崇,几乎成为一个时期里“中国”与“共产主义”的文化符号。由于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不同,欧美日“东风西进”的原因也更加特殊。
大体而言,西方世界受到“MAO”影响的背景有三条:
首先,当然是二十世纪以来日益深重的西方社会危机。十九世纪时,资本主义尚处于自由竞争时代,而到了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迈入新的垄断阶段,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对内,欧美各个先进国家陆续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卡特尔(在某一生产部门内瓜分市场、规定产量和价格)、辛迪加(联合采购原材料和销售产品)、托拉斯(统一掌管参加企业的业务和财务活动并以独立的企业进行经营活动)及康采恩(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核心的不同部门企业结成联合集团)等各种形式的新兴垄断组织,大集团们为争夺市场发起了日益激烈的竞争,使社会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对外,各先进国家积极扩军备战、摩拳擦掌,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和市场,瓜分殖民地,并进行资本输出;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联合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局部的争夺战争一次次打响,最终酿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伤亡万亿。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随着帝国的崛起或覆灭而改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仍在继续,引起千万人失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在一次次到来(最著者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战争更加剧了人民的苦难。二战结束后,虽然各西方国家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高社会福利,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根除。到了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危机终于从各个方面爆发了出来,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遂被此时的反叛潮流取代。这股反叛潮流导致了这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抗议运动。资本主义西方在这边摇摇欲坠,社会主义中国在那边冉冉升起。
(图:二战中被炸成废墟的德国城市。德国人民为“第三帝国”的侵略扩张付出了惨重代价)
其次,是国际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兴起。二战后迎来了反殖民主义的大浪潮,原属于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纷纷争取独立,标志着第三世界普遍觉醒的“第三世界主义”思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西方的自信已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遭到削弱,接着又因去殖民化运动而被严重打击。1954年法国在越南的溃败以及随后签订的《日内瓦协议》被普遍视为欧洲衰落的证据(尽管法国败退后美国又顺势介入,但这个地球上最强的军事大国仍然没能阻止越南人民实现要求独立自决的政治意愿;美军在伤亡三十多万人后终于于1975年完全撤出越南)。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不结盟国家进一步宣告了独立于美苏竞争集团之外的自治政策;欧洲已被“去中心化”了,非西方国家的声望则相应地壮大起来。第三世界向欧美强权的挑战也使得在第三世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毛主义成为西方社会里足以对抗传统观念的“显学”。
最后,是中苏分裂引起的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尽管苏联曾经是共产主义的全球旗手和榜样,但在五六十年代以后,苏联革命的锐气逐渐消退,革命走向堕落。一边是国内日益转向保守的官僚主义,一边是国际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的“和平共存”战略,苏联已对寻求反叛的西方年轻人失去吸引力。赫鲁晓夫上台后,东欧连续发生了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的“波匈事件”以及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的粗暴压制使得苏联社会主义的光芒黯然失色,引起西方国家人民的普遍反感。
(图:1953年6月17日在柏林发生一场东德人民的示威游行,遭到苏军坦克出动镇压,死亡55人。史称“东柏林事件(六·一七事件)”)
而在这时,中国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捍卫自己的革命锐气,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原则,公开批评苏联已背叛马列主义,成为新的压迫其他国家的“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的方式回归延安式的共产主义和群众路线,希望以此找到防止党从带领群众革命的党转变为与群众日益分离疏远的新官僚阶层的办法(毛提出“造反有理”的主张,使中国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公开鼓动群众造反的国家)。中国对内发起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对外团结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高涨的理想和热情,都冲击到西方世界,对当时已经对苏联失望的西方青年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苏联不行了,传统的西方社会党们又已经被资本主义同化的不像样了,只能看中国)。在当时不少西方人眼中,中国成为可以替代苏联的东方新社会的样板。毛作为这个新社会的领导人,也在西方青年中得到广泛推崇。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提升。
(图:“造反有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诸多原因促成了六十年代西方一大批青年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左转,其间还伴随着从中国来的毛泽东思想的风行。
由于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状况及矛盾不同,欧美日第一、二世界所受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一种精神层面、象征意义的影响;而受到影响的主体,也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西方普通工农所受的影响比起学生来说不是主要的);这形成了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特色。下面将按欧、美、日、港澳台的顺序依次介绍毛泽东及中国对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反抗运动的影响。受篇幅限制,本篇主要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介绍六十年代欧洲的反抗运动,而在下篇《环球同此凉热》中继续介绍美、日和港澳台的反抗运动。
法国的“文革”:六八年“五月风暴”
法国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从1789年推翻君主制的大革命到1871年首创工人政权的巴黎公社,再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每一次都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在1968年的高潮时刻,全法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学生们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游行示威在“3M(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的口号声中遍布每一个城市。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执政十年的戴高乐政府的下台,并在意大利、英国产生了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连锁反应。有人说60年代的世界有两个“革命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巴黎。在60年代,法国无疑是全欧洲最红的地方。
(图:举着毛泽东画像的六八年示威者)
(图:“Mai 68”宣传画。红旗飘扬的六八年五月)
与法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不同的是,六八年的“革命”并不是由于不堪忍受的国内经济状况导致的。相反,在二战结束后,法国伴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恢复;五十年代又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繁荣,经济年增长率长期保持在5%上下;1958年戴高乐当选总统后,以强硬手段推行了有利于法国的独立外交政策:一方面退出北约,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直到2009年才重新加入);另一方面与中国建交,出访苏联,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反对大国核垄断,还在1960年制造了自己的原子弹,加入核国家行列。实际上,整个60年代法国都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途中。
但是,外表的“繁荣”之下藏不住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尽管戴高乐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来提振法国经济,但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不可制止地下滑了,产能过剩、经济失调、失业增加,一些工厂开始关闭,工人罢工事件增加,最终发生了1967年的经济困难。同时,戴高乐还开启了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灭小农运动(此前法国一直是西欧先进国家中小农人数最多的国家),实行快速的农民城镇化和农村土地流转,鼓励土地兼并,发展农业公司和大农场,引起小农们的不满和抗议。
(图:强人总统戴高乐,民间谓“戴上高帽他就乐”,曾为法国二战英雄)
可见,60年代法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总体繁荣,尽管社会矛盾在积累,社会危机在酝酿,但都没有达到激化为“革命”的程度(经济滑坡的作用在此时还主要是滋长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形之下,青年学生对陈腐教育制度的反抗、60年代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和由中国、古巴传来的革命思想的感召就成了矛盾的突破口。于是,1968年1月发生的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学生抗议学校关于“男生不得访问女生宿舍”禁令的行动就十分意外地点燃了法国学生被长期压抑的苦闷情绪,进而激发全社会对法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68年“革命”在学生方面的原因有: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二战后的生育高潮);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60年代的法国大学仍然是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其中,第1点不但意味着大学生数量增加、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增强,也意味着在经济下行、失业率升高的情况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第2、3点是法国大学生对法国陈旧教育制度的不满。而第4、5点则是当代中国人熟悉的“经济发展了,但道德堕落了”、“物质充裕了,但精神空虚了”、“信仰缺失了,金钱成为唯一的信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这些话是不是经常被中国人提起呢?)。可以想象,四十年代二战后出生的人都在六十年代“扩招”上了大学,结果考上大学后发现这教育制度太tm压抑创造力、摧残人性了,学校管理又真tm官僚死板;学生毕业前是考试的机器,毕业后是赚钱的机器,而且考试答题必须符合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毕业后找好工作赚大钱,然而经济下滑,工作没以前好找了,弄不好就是毕业即失业;同学们都没有理想,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活压抑沉闷,单调重复,找不到价值感,都得“空心病”了。遭遇精神危机的法国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十分苦闷,要求变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思想界左倾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战后强劲复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等花花绿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流行整个知识界,学者们不说几句马克思都不好意思上街。这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和活动家们大声疾呼,告诉法国的大学生们我们周遭的一切痛苦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异化和奴役的,异化导致了人的不自由,使人失去批判性和创造性,成为物化的、非人的机器,我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我们的政治是资本主义愚弄群众的游戏,我们的文化是资本主义建构其合理性的宣传机器;“空心病”是异化造成的,我们必须通过拒绝异化来拒绝它(“拒绝”是马尔库塞的词),重新获得意义和自由。法国的大学生们一听都连连鼓掌,说的太切中他们的心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