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编者按】对于以陈映真先生为代表的台湾左派而言，大陆的红色中国是他们一生牺牲奋斗的精神支柱和理想彼岸，大陆革命是自己行动的意义之源。大陆革命一旦堕落，则无异于生命之水的干涸，这是台湾五0年代地下党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而如果大陆革命真的堕落了呢？蓝博洲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我的实际采访经验告诉我，对陈明忠先生所云的「台湾五0年代地下党人」而言，国坤大哥的赴死，和贞柏桑的长久的囚锢，绝对不会「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毕竟当历史走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抉择了他们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九三年，台北六张犁公墓偶然出土了两百零一个五0年代被刑杀的革命者的墓石之后，陈先生又及时地写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股林山区沉落>。几年后，也写了〈忠孝公园〉系列的晚期创作。
从题材来看，从〈铃铛花〉到〈忠孝公园〉是以两岸分断的历史为主题。除此之外，陈先生早期的〈乡村的教师〉、〈故乡〉和〈祖父和伞〉也是以本省左翼份子或老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命运作为书写的主题。那么，造成两岸长期分断以及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传统断裂的五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对陈映真个人，乃至于对台湾进步运动的发展有何意义呢?
承先启后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先生第一次比较清楚地表白了他所目睹的这段历史的印象:
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的级任老师。(后来写了〈乡村的教师〉与〈铃铛花〉)
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的她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姐姐兄妹俩。
就读台北成功中学时，每天早晨在台北火车站看到的枪决告示和在告示上看见亲人名字的民众的悲痛……;以及不知来自什么地方带着幼儿的农村的老妇人在学校隔壁的青岛东路看守所等待探监的情景。
我想，同样的历史场景，其他同年龄的同学，乃至于后来同样在写作的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不可能没有看见吧。差别恐怕就在于：恐怖，让其他人刻意回避历史，独独善感的青年陈映真却敢于直面历史吧。他写道:
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青年陈映真这「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就像着魔一般，无可抵挡地吸引着他也要走进那「高高的围墙」里头吧。
于是，在二0年代以来的进步思想、运动与先辈们被彻底肃清的荒芜年代，「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的大学青年陈映真，开始透过台北旧书店街残存的一些进步书籍，寻找思想的出路。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命运不可思议的手」于是「在他不知不觉中」，通过旧书店街的«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等等禁书，在「思想、知识和情感上」「一寸寸改变和塑造」了这个文学青年，并且在他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
一九六八年五月，青年陈映真也走进了他曾经「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的那道「高高的围墙」里头了。在判刑十年定谳后的一九七0年春节前，他终于在被移监「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台东泰源监狱，「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〇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激动地说，通过这些老政治犯，「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这时候，对身系监牢的青年小说家陈映真来说，那些在「五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青年陈映真的战友刘大任在一篇文章总结说，陈映真和他，在文学方面，基本都是鲁迅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基本反映「内战延续论」的观点;但都「不能代表当前台湾的主流」。然而，他们却都坚信：「非主流终有转化为主流的一天」。
可我以为，尽管「道路」和「观点」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在如何看待新中国的革命问题上还是不同的。正因为有过那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我想，陈映真后来才会有不同于他那一代人的发展与坚持吧。设若他在被捕前也去了美国而不是到那「高高的围墙」里头，那么「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的他，恐怕也很难摆脱文革以后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疑惑与失落吧。如果不是有过不同于同代人的生命经历，后来的陈映真也许不过只是另外一个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
从台湾近现代左翼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历史恰恰在这里让陈映真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山路与初心
陈映真是台湾统左派的一面旗帜。他的中国心源自于他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鲁迅的<吶喊>。他说：「鲁迅给了我ㄧ个完整的祖国」。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让台湾知识界的民族认同继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而再度分歧。在此之前，陈映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表达了他的忧虑。十月三日，他「第二次被调查局拘捕，三十六小时后始释放。」然后在同年十月的《美丽岛》杂志(政治光谱基本属于独派)发表了一篇描述历劫经过的报告:<关于十.三事件>。文章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与此同时，我们又在陈先生新出版的小说集«夜行货车»序文中看到他再次强调: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物质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组织性的谎言和神话教条;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不可压抑的、不容妥协的愿望，就是海峡两边中国作家自己的愿望。他们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实现这一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没有人会怀疑陈映真所指的中国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他对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也不是没有质疑的。一九八三年八月，陈先生借着<山路>的主人公蔡千惠对文革后的中国革命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作为革命先行者，陈明忠先生在一篇题为<我对文革从赞成到困惑质疑的心路历程>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回应蔡千惠的质疑说：
惊恐可以承受，牢狱可以坐穿，但对于把自己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彼岸的革命之上的红色党人来说，大陆革命乃是自己行动的意义之源;大陆革命一旦堕落则无异于生命之水的干涸。这几乎可以说是台湾五0年代地下党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吗?这个命题恐怕是陈映真经常回去面对的「山路」吧。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我们看到陈映真这样回答蔡千惠的质疑: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韩战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
马克思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终究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人，包括一九三七年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台湾的陈映真，毕竟还是台湾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的终结，往往要超越个人生命的单位长度。
我的实际采访经验告诉我，对陈明忠先生所云的「台湾五0年代地下党人」而言，国坤大哥的赴死，和贞柏桑的长久的囚锢，绝对不会「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毕竟当历史走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抉择了他们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陈映真先生战斗的一生告诉我们后来者，只要台湾社会「新殖民地」的基本性格不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变，那么，阶级社会的矛盾就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暴露;这样的话，势必会有想要解决这样的社会矛盾的新一代青年起来反抗。陈映真，因此绝对不会是人们嘲讽的台湾「最后的马克思」。毕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啊。重要的是，在迈过资本主义全球化凶恶山路的进程中要时时不忘初心吧。
谨此悼念尊敬的陈映真先生!
---2016.11.11.22惊闻陈映真先生逝世后写于十三陵山村
（本文摘选自蓝博洲《不忘初心——陈映真的山路》一文。来源：保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