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晚，小品演员黄宏喊了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真正承受时代痛苦的人，往往没机会说些什么。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第 78 个故事
一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下岗了。
母亲是残疾人，少了一只脚，靠假肢行走，一直没找到过工作。父亲下岗，家里便没了经济来源。靠着几个朋友找了找关系，一个国营工厂收下了他。领导看他年近五十，又只是初中学历，叫他去给工厂的澡堂烧锅炉，顺便看守后门。这工作挣得不多，倒也算稳定。父亲年轻做工人时落下的腰伤一直没大好，不能指望好的岗位。
在那之前两年，我家住的地方拆迁。我家不是拆迁户，分不到新房。父母只好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在市郊买了一套。家里的家具并不多，两张床，两个立柜，一个缝纫机和零零碎碎几个桌椅。然而母亲还是为着搬家发愁。新家很远，雇不起汽车搬运。
母亲想找几个朋友帮忙搬家，父亲不同意。朋友们来了，肯定会出钱把车雇了。因为买房，已经向他们借过不少，父亲不想再让他们白给我们掏钱。他说：“我一个人能行，多跑几趟。”
周末搬家时，父亲借了一个板车，把大件的家具摞上去，用麻绳捆好。母亲和姐姐背着衣被，准备提着各种零碎物件乘电车过去。父亲让我和母亲一起坐电车，帮她提点东西。母亲则要我帮父亲扶着家具，以免掉下来砸伤人。我听了母亲的，但就算我举起手来，也够不到摞在板车最上面的椅子。说是扶着，其实只是跟在后面走。
父亲心情不错，说：“这车大，拉的多，咱们两趟就完事了。”
我之前见人用板车，通常是推着。但这次车上的东西太重，推不动，得拉。车头钉着一个铁环，专门用来拴皮带。板车的两个把手只能用来保持平衡，真正吃力的是斜勒在胸前的皮带。父亲在肩膀上搭了条毛巾，免得被皮带勒破，这是他在工程队时得来的经验。他把身子前倾得像是要趴到地上，右腿使劲一蹬，再从喉咙里低沉地哼一声，板车就开动了。我在姐姐的语文课本上看过一张图，叫“伏尔加河的纤夫”，里面的人就是父亲此时的样子。
一路上，每隔几分钟，父亲就问一句：“你累不累？”我答一句：“不累。”其他时间，父亲就给我讲沿途的地名，伴随着时不时的咳嗽。皮带肯定勒得他不好喘气，因为他粗重的呼吸声里夹杂着砂轮互相摩擦的声音。我一直紧张地盯着车顶上摇摇欲坠的椅子，根本没听进去他说的话。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父亲把板车停在路边，自己坐在旁边休息。他点了根烟，又递给我五毛钱，命令我去坐电车。我拒绝了，因为我总是害怕最上面那把椅子掉下来砸到他，我得帮他盯着。父亲催了几遍，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作罢。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凑上来问：“你这家具是不是要卖？”
父亲看着他笑，说：“看你出多少，出的多就卖。”
那人也就没再问。等父亲抽完了烟，我们重新上路。
我问：“还有多远？”
他答：“不远，已经走完一半了。”
剩下的路上，他还是几分钟问一句累不累，我也还是那么答。不过到下午他坚决不许我和他同行了。
图 | 农村老家的房子
二
新家离我和姐姐的学校太远，我们只好转学。姐姐的学校很快联系下来，我的却一直悬而未决，于是我还在之前的小学上学。拆迁后我们临时租的房子还没到期，除周末外，我还在那里住，便于上学。
母亲住在新房，照顾姐姐。她每天起早贪黑，在新家附近的路边摆摊卖菜，补贴家用。平时只有父亲晚上来陪我过夜。不过等他帮母亲收了摊，再骑车回来时，我通常已经睡熟。等我早上起床，父亲已经去了批发市场，走之前他会把我的一日三餐都做好。
那段时间我很自由，放学后便和同学出去玩，没人逼我在家里写作业。然而等小伙伴们一个一个被父母叫回家后，我也只得回家了。回家自己热饭吃，再写作业。如果写完作业还不想睡觉，闲极无聊就拿出父亲给我的唐诗三百首，在纸上抄。等困了，就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有一天，父亲从垃圾桶里翻出来我抄的诗，自己照着抄了一遍，又把我揉成一团的纸抹平，并排放在他抄的纸旁边。我写的字很潦草，他的字很漂亮，或许他是想借此督促我练字。
从那天起，我抄完诗以后就不扔掉了，而是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每天早上，也总能看到他抄的诗，平平整整地放在旁边。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本儿童简笔画册，破破烂烂的，放在家里。从此我每晚便改画画去了，而他同样会每天把我画过的图案再画一份，放在旁边。
四年级结束时，我的转学手续终于办妥。我可以每天住在新家，一日三餐也终于能吃上刚出锅的热饭。饭桌上，父亲总喜欢问我：“以后想考哪个大学？”
我总是回答：“清华。”
并非我多喜欢这个学校，只是我再不知道其他大学的名字了。况且，这么回答总是能让父亲哈哈大笑。
“行，你考上了大学，我贷款也要把你供出来。”
几年之前，他说的是“借钱也要供出来”。但那时买房的外债没还清，可能他也知道再难借来钱了。
父亲的值班室有一台小电视，他每天能看看新闻。有段时间新闻上可能没有太多好消息，父亲忧心忡忡地跟母亲说：“国家又要让人下岗了。”过几天，又说：“前几天火车站抓了个人，说是举牌子骂国家。”
我看不了新闻，但也能从院子里的小伙伴那里听到类似的消息。孩子们并不知道下岗意味着什么，只是流传着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顺口溜：“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一个干，一个看，还有一个瞎捣乱。”我虽然年幼，却也知道这是嫌工人太多的意思。不久后，我家附近的马路被堵了，一帮机械厂的工人把厂里的机器搬出来拦在路上，堵死了一条路。
母亲得知后，说：“闹吧，闹一闹说不定好点。”
父亲的岗位上除了他还有另一个员工，他们两人轮休上夜班。我忍不住想：“这算不算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
那个员工比父亲年轻十岁上下，有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儿子。我时常和他儿子在一起玩，对他也不陌生。他长得面善，给他的儿子买零食的时候也会偶尔给我一份。然而无论他留给我的印象多好，我总是希望他先下岗，这样起码父亲的工作会更安全。
三
连我都能发现的危险，父母当然早就在考虑。母亲时常督促父亲去找领导问问，到底要不要裁人，从哪里裁人。父亲起初并不愿去，只无奈地说：“要是真的下岗，肯定从后勤的先来。”
看门房和烧锅炉当然属于后勤。父亲本就不是厂里的老员工，和领导都生分。母亲让父亲提前想办法，又谈何容易。好在赶上单位分房，不少领导都领了新房。由于地处北方，装暖气是新房的第一件大事。父亲靠着在工程队学来的手艺，便去给领导们帮忙装暖气片。那段时间，只要父亲早上跟我说“中午放学以后，来某某小区几号楼等我”，我就知道他又去给别人装暖气了。领导们虽不给钱，但中午总会请父亲吃一顿好的，我也能跟着蹭饭。
晚上，父亲会带着一身尘土和油漆味回家，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装暖气片本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干的活儿，可领导们并不知道，父亲也从不提起。况且，厂子里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来帮忙。
一天，父亲跟母亲商量：“咱们稍微匀点钱出来，我改天请后勤部的领导喝顿酒。”
母亲担心光请喝酒不够，总觉得应该送点什么。父亲说他都问过了，大家都是请酒席，没听说有送礼的。
“这顿酒必须得请，领导亲口跟我说的，就剩我一个没请过。”
那时父亲一月的工资是六百，母亲给了他二百去请客。请过之后，父亲似乎放心了些。然而母亲还是不停催促他，让他打听打听别人又做了什么，也让他多和领导拉拉关系。
一天晚上放学回家后，姐姐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跟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的单位丢东西啦。”
我的心“忽悠”一下飘了起来。然而姐姐知道的也不多，她是在父亲跟母亲说的时候听到的。母亲显然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她把卧室门关起来，和父亲在里面小声地说些什么。
姐姐苦着脸说：“爸爸说领导怨他了。”
我心里发慌，想知道的更清楚点，但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的脸色一直很难看，我没敢问。直到临睡前，看见父亲坐在我床边的书桌前抽烟，桌上放着一叠信纸和一支笔。我偷眼看父亲，觉得他脸色不喜也不怒，就问他：“爸，你们单位丢了啥东西？”
“几个报废的机器。”
“啥时候丢的？”
“不知道，今天早上发现没了的。”
“是你值班的时候丢的吗？是不是从前门丢的？”
“都一样。”
我没听懂，不知道为什么都一样，只是盯着父亲。
他说：“你睡吧，明天还得上学。”他关了屋里的顶灯，顺手打开台灯。
年幼的我并不懂烦恼，至少也不会烦恼到不能睡觉。我躺下后，很快就睡熟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父亲不在屋里，桌上依旧放着信纸和笔，地上撒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爬起来看那叠信纸，最上面一页没有字，但第一行的中间有印下的痕迹，是“辞职”两个字。
父亲又下岗了。按照单位的说法，叫内部退休。
四
那天下午，父亲带着一块三合板回来，一个人闷头把板子锯成规则的矩形。他向邻居借了毛笔和墨水，在板子上写上着：木工，瓦工，装修。
我知道这板子是干什么用的。离我家不远有条街，每天都有一大帮人蹲在街边，每人面前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们会做什么。有的写“木工”，有的写“瓦工”，但没有像父亲这样写这么多的。附近的人谁家有活儿了，都知道去那条街上找人。
从此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如果他回来时像装过暖气片一样筋疲力尽，那么脸色就好看些。这么过了几个月，一天晚上父亲喜气洋洋地对母亲说：“我找着活儿干啦。”原来是一个包工头看中他有一身力气，叫他跟着去北京的工地干活。
父亲显得很得意，说：“北京的工地，给的多。”
临走那天，他摸着我和姐姐的头，说：“爸爸出差去了，你们在家听妈的话。”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出差，只是母亲让我跟父亲再见的时候，听话地说了一声“爸爸再见”。姐姐则说“爸爸，你慢点”。
“好嘞。”父亲扛起体积比他还大的铺盖卷便走。
等我一个星期都没见着父亲时，才觉得奇怪。我去问母亲：“爸爸啥时候回来”。她说“过几天”。过了几天我又去问，她还是说“过几天”。然而过了半年，我不知问了多少次，父亲还是没回来。
一个周末，姐姐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和父亲说话。
我喜出望外，反问：“爸爸回来了？”
父亲没回来，还在北京，但姐姐找到了父亲留给母亲的电话号码，她捡了五毛钱，带着我去公用电话厅。她拨通那个八位的号码，拿着听筒一直等。等了不知多久，我问“爸爸说啥了”。姐姐放下听筒，告诉我没人接。
后来明白，其实那是因为她不知道要在号码前面加拨区号。也多亏如此，因为父亲留下的是包工头办公室的电话。如果真的打通了，等包工头把父亲叫来，就会超过一分钟，话费也就超过了五毛。
回家后我见姐姐把五毛钱放进母亲的外套口袋里，才知道那钱不是她捡的。
或许是父亲感觉到我们想他，没过多久，他就真的回来了，还给我和姐姐一人带了两根北京麻花。然而他只在家住了不到一周就又要走，母亲把拆洗了一遍的被褥又给他包裹起来。我吃完饭时看到那个铺盖卷，就问：“爸，你又要出差？”
“恩，你在家听你妈的话。好好学习，等你考上北京的大学，就能来北京找我。”
等他又扛起那个包裹时，我一直不肯说再见。母亲在我背上推了一把，说：“你去送送你爸。”
父亲一只手扶着肩上的包裹，另一只手拉着我往外走。院子里没灯，只有几家住户家里隔着窗帘照出来的一点亮光。父亲说：“你回去吧，外面黑。”我不说话，他就继续拉着我往外走。他又叮嘱我在家听话，叮嘱我好好吃饭不要挑食。一直走到院子大门口，他松开我的手，说：“你回去吧，爸爸走了。”
我听话地站住，看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快要融入夜色时，我冲他喊：“你哪天回来？”
“过几天就回。”他回头对我说。
（作者白康，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