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是一句简单的“杀人偿命”，在现实中，无论事出有因，还是自首悔罪，都会在法庭上予以具体考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薄谷夫人谋杀案例、事后还通过公权毁尸灭迹……如此恶劣的情节也能酌情免死。

而因维权无果愤起寻仇的青年贾敬龙，却被有关部门钦定“罪该处死”——这个生硬的词组来源于古语“罪该万死”，所有人都明白其中包含的切齿恨意。

然而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都不会惧怕贾敬龙，这个青年不曾滥杀无辜，而且有着令人唏嘘的前情背景，其中包含全国百姓闻之色变的强拆主题……或许也正因为这个，另一些人却对贾敬龙的“精准寻仇”瑟瑟发抖，不杀不足以令他们心安。

这些人掌握着土地，也掌握着权力，于是在无数“刀下留人”的呼吁声中，青年贾敬龙还是被押赴刑场，成为继胡文海、杨佳、夏俊峰之后的又一位“抗暴英雄（烈士）”。

不是所有严刑峻法都会有正面效应，假如犯偷窃者一律死罪，那么无数小偷小摸可能一夜之间变成杀人劫匪，这叫“一不做二不休”，如果法律不考虑酌情轻重，必然导致更可怕恶果。

既然法律不考虑“情有可原”，那就只剩下“横竖是个死”，寻仇何必再瞻前顾后？

没想到“贾敬龙效应”会来得这么快——据《华商报》，昨日陕西延安延长县发生重大持刀杀人案件，三人身亡、五人受伤，报警称其中包括一名村长被捅。

陕西网（记者张亦弛）报道称，事件起因疑为“土地补偿款纠纷”，当地政府曾介入协调。受害者为曹渠村新任村主任曹英海一家，包括妻儿老小，现场惨不忍睹……

虽然也有类似的土地纠纷背景，但这样的滥杀不会再像贾敬龙一样收获同情。然而也必须追问，都是冤有头债有主，有哪些因素促使寻仇者放弃“精准狙杀”，选择了“一不做二不休”的残忍灭门？

法律要让好人心安，在某种程度上也要让罪犯心安，在铤而走险时还能留一些理性，为日后争取宽大留下空间，在达到“自给说法”的目的之后，也能靠明确的预期来换取救赎，譬如事后选择自首而不是逃逸，譬如绝不扩大化滥杀，譬如在复仇前留下对方侵害的举证……我们不能忽视普及这些犯罪认知的正面效果，虽然无法解决天下恩怨，但却可以有效缩小伤害范围，在良性的法治环境和过往判例引导之下，能够给罪犯一个更加理性的预期。

尤其是这种“官民矛盾”，由于现实中明显的强弱势差异，当事人常常在成为凶手之前，饱受权势一方的欺压，而且在一定范围内申诉无门，从而形成“全社会针对我”的压抑镜像，最终选择对更大的范围进行报复——包括公交纵火案在内的很多震惊全国的惨案，无非都在这个模式中兜转。

公交纵火必定万众唾弃，与“精准寻仇”背后的舆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甚至会被相当数量的人群目为“英雄”，假如这些争议极大的人停留在监狱里，日后取得“罪犯”的共识并不难，虽然情有可原，毕竟杀了人。而一旦力排众议、人头落地，这对立的舆情就再无机会调和。

现实中，大部分引发轰动的涉官、涉警、涉城管的报复杀人案，都在广泛的质疑声中，毫不留情地判处了立死，给公众留下一个印象：无论是否事出有因，杀官者必死。

这一预期可能会令少数自私的权势者心安，但绝不会令他们的亲属心安，从不断涌现的案例来看，他们妻儿老小被连累的风险并不比公交车上的百姓更低。

文章来源：纸上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