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中央1号文件，在全国开始一刀切强制推行包产到户之后，曾撰写《翻身》和《深翻》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威廉·韩丁与杜润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韩丁与杜润生的冲突不是偶然的，早在70年代，韩丁就帮助张庄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搭建组装了自己的农业机械系统，这些农业机械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机械化之后富余出来的300多个多劳力又通过农村集体创办的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了。在韩丁看来，这是一条农村机械化、工业化，农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但是以杜润生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对此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让农民吃饱肚子。
在当时或许很难看出谁是谁非，因为所有人都自称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了。在包产到户后，张庄的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然后这种小农经济很快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破产，还没享受几天包产到户“红利”的农民们就纷纷沦为了血汗工厂中被欠薪、被跳楼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八十年代杜润生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鼓吹的“包产到户”所带来的“成果”。
2004年张庄大队书记王金退休前，曾去参观过南街村，既羡慕又遗憾地感叹道“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或许这就是当年那场争论的答案。
1981年，对山西长治郊区张庄大队书记王金红来说，“这一年很难”。每次到上边开会，领导都讲，不管什么理由，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别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张庄“不一致”的地方是，还在坚持搞集体化，土地没有“承包到户”。
作为当时中国农业机械生产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张庄不愿分地是有自己的想法，与分田到户相比，使土地集中显然更加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但在1980年的改革氛围下，分地与不分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道复杂的政治和民心的公式。而这个公式，不仅仅在1980年代，更是从1940年代就左右着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
潮流
其实，分地单干这事儿，王金红并不陌生。1977年开始，动静陆陆续续从外地传过来，“说的最多可能就是安徽小岗村了”，而离张庄最近的例子则是山西闻喜县孙炳新。
1978年春，24岁的闻喜县南郭三队队长孙炳新大胆尝试，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秋收的结果，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次年春天，孙炳新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全部包产到户。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发话表示赞同。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句话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后来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0月，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然而次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又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过一年一变、反反复复的阶段之后，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
对于闻喜县的“包产到户”的起起落落，张庄都是一种旁观的心态。但到了这一年年底，张庄也撑不住了。“我们弄这个是最迟最迟的。”王金红说，“全长治都分了，就你不分?影响责任制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显然，对于这个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村官来说，潮流所致，并非个人能够抗拒。
反复
“分了之后，韩丁来了，他很不高兴。”王金红说，“他回北京之后找到杜润生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自己的特殊性。”
韩丁，美国人，1948年参加了由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的张庄村土改工作队，并以张庄土地改革为背景创作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翻身》，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周恩来总理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1982年秋天，韩丁重返张庄。他认为张庄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张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00斤粮食，在全省算是最高的了。和东北的友谊农场差不多。”王金红回忆说。为此，1979年，张庄被定为山西省农业机械化试点。这对于张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励，“全省就两个”。
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高，按王金红的说法，张庄之所以不愿分地，还在于集体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一是工分高，其他大队一天只能合几毛钱，我们是一块。另一个是合作化这么多年，分了之后，没有车，也没有农具，就感觉麻烦。”
“79、80那两年，集体一年发26万，每个村民100块钱，当时一辆自行车，也就130来块。建新房，我们补助100块。安水管不用交一分钱。接到家里你吃水就行了。”
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韩丁，还是王金红，都不愿意分地。韩丁是担心分地之后，机械化的成果不保，而王金红除了机械化，还担心集体化所带来的实利减少。
韩丁回北京没多久，中央省市联合调查组来到张庄。张庄的地还是分了，但作为一种妥协，张庄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到了1982年春播的时候，每人再收回3分地，总共700亩，还是由原来的机械队搞试验。第二，已经分下去的地，按品种规划，原来种什么，现在这一大片地还种什么，方便使用机械。
分分合合
实际上，关于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张庄是晋东南最早进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过一段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太行三地委(长治地委前身)于1948年1月，集中各县县区干部到鹿家庄整党。整党结束后，中共潞城县委根据《土地法大纲》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队，首先深入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五区的张庄就是基点村之一。
而韩丁，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的。
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但是农机没有燃料，无法使用，韩丁只好离开农村的工作。当时，应在山西长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学的邀请，他到校教授英文。
韩丁找到校长范文澜，请求参加土改工作，学校后来批准他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韩丁踏进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红的爷爷王文斌家。王金红当时只有5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他在《翻身》一书回忆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从1945年共产党军队解放张庄后，贫下中农开始分田地。仅1946年一月的四个星期内，就进行过两次大的运动，运动结果是“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的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到了1948年，“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
这种均分土地的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乐观，就连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调离前对农民们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 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张庄农民获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韩丁观察到，“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农民仅仅在三、四年后，就又开始出现了分化。1950年长治地委对15个村庄、3394户农民作的调查表明，13.7%的农户卖了地，9.6的人还在出卖劳力，这些新富农户大部分的收入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他们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对张庄附近5个村庄的的调查表明，土改5年以来，有95个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284.11亩耕地，有99户农民买入了耕地。
而这些新出现的“剥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穷的农户，他们在土改后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如何富起来。”
从互助组到集体化
不仅仅是土地买卖的问题，分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相组”。 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尽管互助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换算却异常复杂。“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韩丁说，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
不仅仅如此，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户，显然会从这种“互助”中得到好处。韩丁举了个例子。互助组中的一个农民有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农忙季节把他把这头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
最后，村委会按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从牲口到大农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经过土改分配给农户的，现在又一步步收归集体。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又能恢复土改时的最初目的——“公平”。
为了平衡不同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异，生产队还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满工作量的人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
但也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公平”，集体化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和福利就要用掉生产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
“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韩丁写到。
左右摇摆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韩丁大力提倡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还是在1974年，韩丁重返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他邀请王金红到北京见面。“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张庄的农业”。韩丁说。他对王金红说自己在美国一个人种2000亩地，平均下来，每天生产1万斤粮食。而张庄呢，每个劳力拼死拼活，一天顶多生产二三十斤。
“王金红，你可以不可以种上几百亩?”韩丁用激将的口吻说。而王金红则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没问题!”
回来之后，曾在电力基建局当工人，懂车工、电工、钳工的王金红，就按照韩丁给的图纸资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喷灌系统、螺旋提升机、烘干机等农用机械，而且还参加了两次全国农机推广会。
机械化立刻让张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村民们都开玩笑说，“这下好了，咱们轮流种地，各家干过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机械化能够解决生产率问题，却不能解决人心问题。粮食生产再多，毕竟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再平均，总还是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集体化的时候，总的来说，是给大队干，给集体干，不是给自己干。一天给你记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没有实惠东西。而有人跑副业，今天拉一趟砖，钱就来腰里了。这个最实际。”王金红说。
如果说，农民个人是因为现实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体化的心理基础的话，那么机械化多余出的劳动力出路问题，则成为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张庄，实行机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个多劳力，而张庄通过自己办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一部分，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张庄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个村庄能够像张庄一样，把所有富裕出的劳动力都解决好?
有媒体称，曾有这样一场对话，在韩丁和杜润生之间展开。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杜润生则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据王金红回忆，“我听调查组的人讲，杜润生还说——可能没有当面——你韩丁自己在美国搞的不也是责任制?”
出路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书记。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从1987年到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而对于今后的出路，这位书记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