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惟斯

十数载的寒窗苦读，我在去年夏天拿到了博士学位，进入大学教书。梦想成真的喜悦很快过去，生活烦扰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买房安居了。我周围年龄相仿的同学要么已经在北京买了房，要么和我一样准备买房。尽管，大家都有良好的学历背景和体面的工作，但在买房这件事情上都必须依靠父母甚至是全家亲戚的大力支持。

我们这些自幼在家里备受称赞，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到了而立之年却要啃老，心中是难言的羞愧。但是，与高昂的租金在北京租个老破、简陋甚至是肮脏房子且随时可能被房东扫地出门相比，贷款买房无疑是优选。安居才能乐业。于是我和我先生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拿着父母亲人凑起来的首付款，踏上了买房路。

“青椒”买房记

对于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青年而言，北京这座城市改变了我们的很多观念。记得一位师弟曾说起他中学的时候看到一本小说里写主人公开车奔上了三环路，他当时非常惊讶：什么样的城市竟然把环城路都修到三环了。等他来北京读书的时候，北京已经有“大七环”之说了。这就是北京，一个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大都市。

所谓的北京“大七环”，指经过廊坊、涿州、张家口、承德、平谷等地的大外环高速公路项目，据称将于2016年年底开通。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们不再觉得住在一个每天花两三个小时上班的地方很远。因为在北京很多人每天要花费更多的通勤时间。我们也不再认为那些二十多年房龄的房子老得没法住人。因为在北京，四、五十年房龄的房子依旧价格不菲。我们被这座城市的现实改造、重塑。以至于我们要去买那些相比自己原先的认知，每平米的价格多了一个零的房子。

看来看去，也只有南边的房子我们还能交得起首付。但不管是当年砍人的菜市口，还是埋人的陶然亭，附近都是豪宅了；本地人印象较好的房山、亦庄也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这里的南边指的二环边到四环内，各种批发市场、建材市场、城中村聚集的地方。环境差，自然价格便宜。

从夏末看到秋初，天越来越冷。每个周末，我们坐在中介的电动车上，迎着北京隆冬凛冽的寒风穿行于小街陋巷中，寻找合适的房源。我们看着房价不停地往上涨，原来看不上的地方也变得买不起了，真是心急如焚！经过不断的寻觅、纠结、妥协，我们终于在年关将至之前买了房主接受公积金加商贷这种组合贷的一套旧公房，并与卖家约定他们拿到全部房款后过两个月再交房。签完购房协议后，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深深的疲惫和厌倦——这么大笔钱花得如此艰辛、如此令人不悦。

今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交房日期也快到了。我们三次打电话给卖房人询问了是否能按时交房，对方均表示没问题。于是，我先生一个人就在约定的日期，带着相关材料来收房。到了房子里，原房主一家都在，临时告知我们今天交不了房。因为他们买的新房橱柜不能按时上门安装，所以他们需要多住一个月。当时，我正在家乡陪父母，听到消息心急如焚，赶紧奔回北京。

我们重新翻阅了购房合同，上面清楚地写了逾期不交房，要赔付千分之十五的违约金。而过户和物业交割手续都已办完，从物权角度上说，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我们跟房主沟通说按照合同约定处理此事，希望他们看到高昂的违约金后，早点把房子交个我们。但原房主的儿子蛮横地表示，他们不会交违约金，房子是他们的，他们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还称他们在北京多么有势力。

原房主是一对退休的职工，京城“土著”，儿子、儿媳妇也都在北京工作，家里应该不只这一套房。为什么之前一直说能按时交房，到了交房当天突然反悔呢？怀着这个疑问，我上网一查，才发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北京的房价不断上涨，每平米涨几千一套房就能涨几十万，很多房主在交房时候感觉自己卖亏了，就会占着房子不搬走。我在某高校的论坛上，还看到有人告诫说不要跟那些老北京退休职工买房，这种情况在他们那里多见，他们的房子买的时候价格极低，却特别珍视这套老破房子的价值。“老北京”要脸面，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买房人加钱，于是，就拖延交房时间，憋着买房人自己提出多给钱。

了解了内情之后，我们不断地跟原房主“动之以情”：我们两个年轻人在北京打拼很不容易，家里为了买这套房都借了不少钱等等。但并没有什么用。最后，家长出马以各种方式“示强”，也把我们伪装成“有势力”的人家。同时，我们找了一位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满口京片子的土著，扮成我先生单位的法务人员一起去交涉。经过十多天的折腾，我们终于拿到了房子，筋疲力尽。

一个阶层观念的闭合循环或将形成

夏末秋初，高企的房价在短期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近，我身边有两位同龄人在远郊一个新楼盘交了二十万排卡。摇号当天售楼处人山人海，嘈杂得令人窒息。其中一位等到一半就无法耐受要选择离开，他感觉这样“太没有尊严”了。另一位赶紧拉住他说，买房你还要什么尊严，买到就行了。的确，回想起我们买的整个过程难免会让人觉得没有尊严。但如果没有房子，那种居无定所的感觉岂不是更没有尊严。

尽管，经历了种种艰难和不愉快，我们还是很庆幸在房价又一轮疯涨之前买了房。现在，不少博士选择去北京的中学工作，原因是中学有希望解决住房。还有不少博士本可以留在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的高校任教，但为了解决住房等基本生活问题而选择了学术科研水平不高但待遇好的一些小城市院校。中国的一流大学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这样选择难免会对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但这种选择之中是包含有许多无奈与隐痛。一些早年间进入北京高校的老师依靠着单位的福利房，已是千万身家。而现在的青年教师想拥有一间小书房，都是一个奢侈的念头。

一个青年教师能否留在一流大学任教或许不仅仅要看学术水平，经济条件也成了一个重要因素。能否在房价高企的中心城市定居，或许会成为了青年博士们能否胜任高校教师的一条硬杠杠。这意味着家庭经济基础薄弱的青年博士，可能会 “提前出局”。

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学者，希望依靠自身的科研教学工作来完成购房所需的经济积累，显得“天方夜谭”，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家庭。或许以后，站在一线城市大学讲台上的青年人文学者，将主要是“富庶人家的孩子”。勤劳致富，家底殷实，本无可非议。然而，“悄然的趋势性”却也是可以预见的。

富庶人家在给予自己孩子高起点的综合素质的同时，也会将符合自身阶层特点的观念一并灌注。这样的观念因素最终将呈现在这位青年学者的大学课堂上，传播给未来有能力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学子。考虑到已被我们讨论多时的优质高等教育事实性向更高社会阶层倾斜的问题，从教与学两方面，一个阶层观念的闭合循环或将形成。那些因家境所限而“素质”欠缺的青年，该如何获得那些自幼家境优渥的大学老师的理解和青睐？那些受益于家庭社会阶层而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大学教师，又将怎样设定招生标准呢？

青年社会阶层晋升的瓶颈

又何止高校青年教师呢？各行各业的青年都在面对着类似的问题。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高昂的房价正在拉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房者大可坐享其成，无房者则陷入跌落社会底层的焦虑。对青年而言，房价暴涨意味着用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社会阶层晋升的道路变得愈加逼仄，也就是说，高房价将加剧社会阶层的板结。

其实，尽管社会阶层日益板结成为了某种共识，我们依旧能看到许多来自普通家庭青年依靠自身努力初步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晋升。但是房价持续上涨则会严重阻碍这种初步成果的巩固，甚至会将其摧毁。这将不仅仅是对青年个体的打击，也是对国家一系列保障社会阶层晋升制度的严重损害。

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或是乡村普通家庭的青年能够依靠刻苦学习，考入好大学，通过不断提升学历和能力来获取一份体面且收入不错的工作。整个过程中，我们享受了国家提供的制度保证和经济支持。在我国，最优秀的中小学师资大都集中在公立学校，加之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保护，使得普通家庭子弟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有机会获得较为优质的教育。另一方面，尽管高考饱受诟病，但它起码保证了我们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进入一所好大学。若是完全以素质、眼界、阅历这些可以通过经济、人脉等各种家庭资源换取的标准来构成大学的准入条件，那么家境普通甚至贫寒的学子更难有机会。

一旦进入公立高校，国家以相对较低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为家庭普通甚至是困难的学生提供了经济支持，大学食堂、宿舍也提供了价格低廉的食宿解决方案，还有各种奖助学金。到了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每个月还会发放补助款。读博期间，有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的同学问我：“学校给你们这些博士发钱吗？”我回答说：“发，但是不多。一个月一千元，只保证饿不死。”他说：“一个月一千，你还饿不死？”我说：“你不记得有大学食堂这样的存在吗？”他才恍然大悟。这些我们习以为常、而不以为然的体制保障，实质上为青年的社会阶层晋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保障。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保证社会阶层流动一直是维持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专著《明清社会史论》中，揭示了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保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保证寒门子弟社会阶层晋升通道顺畅方面的重要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科举制度的涉及之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寒门子弟获得了改变社会阶层的机会和改变命运的机遇。而1905年科举废除，原先保障经济落后地区和贫家子弟的一系列制度不复存在。

清季民国时期，现代新式教育不仅本身价格昂贵，且多集中在大城市，生活费不菲，以至于仅为富贵人享有。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两顷以上田地的人家只能供一个子弟上初中。清华1923级学生曾回忆当年在学费全免的情况下，每人每年还需要150元左右的费用。而当时一个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12至15元。无怪五四时期，北大曾有学生抨击：“现在的中国教育是贵族的教育，现在的中国学校是纨绔子弟的俱乐部。”无论是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还是文艺作品，我们都能感受这种经济因素锁闭社会阶层晋升通道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相比之下，尽管大学生当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下降，但贫寒子弟仍旧具备读大学的基本经济保障。我身边也不乏来自农村的青年学者。然而，一旦毕业离开校园，没有家底的青年将一穷二白，惘惘立于天地间。其中最大的一项花费就是在住宿上。传统社会中宗族、商会、同乡会这样为考取科举功名的贫家子弟提供基本城市生活基本支持的组织早就解体。而大部分工作单位早就连简陋的单身宿舍都不再提供。于是，房价成了青年社会阶层晋升的瓶颈。

曾几何时，“知识改变命运”是一句多么振奋人心的口号。而今，在乡村许多人家已不再愿意供子弟读大学。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供出来的大学生，很可能毕业就失业。但更可惜的是那些一直刻苦努力的佼佼者，他们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在大城市获得了很好的工作机会，却遇到了高房价这样他几乎完全无法通过个人奋斗来解决的社会阶层晋升瓶颈。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

当然，有很多专家或非专家会站出来提出“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这样的问题。但在北京这种大城市生活的青年大多都明白，房子是“刚需”。从经济角度看，哪怕排除房价暴涨这一因素，租房都未必有买房划算。我们这代人又正到了婚育高峰期，没人愿意在这样的时段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境遇。不仅如此，北京是个优质教育资源紧张的城市。按照目前的政策，户口和房产是入学的双重指标。如果仅是租住房屋，就将在子女就学上冒很大风险甚至失去入学资格。一些缺乏家庭经济支持的青年，买不起房，甚至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而子女教育恰恰又是这代青年最焦虑的问题，若是子女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自己多年奋斗实现的阶层晋升将极大倒退。

在自己的事业发展方面，住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个长期居住在吵杂拥挤的隔断房中青年将以怎样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北京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一个能够住在单位附近的青年和一个住在通勤时间三四小时之外郊县的青年谁更能获得工作机遇？在安居这一关上，高房价在很大程度上会使青年输在工作的起跑线上，而他们的下一代又会输在就学的起跑线上。这样的双重困境无疑是令人焦虑甚至绝望的。

有人说大家疯狂地投入房市是因为获得的收益远超过工作所得。但其实对于大部分青年来说，供得起一套房已属不易，房价再涨也不能卖了让自己无家可归。靠房子赚取利润跟大多数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并无太多关系。我们所求无非是一个稳定的栖身之所。

当然，有人会说“既然家里没钱，为什么还要呆在北京这样房价如此高的城市？”其实对于很多青年来说，家乡和小城市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去。我曾有不少同学本希望回家乡或小城市工作，但却总是得不到一份就业机会。有同学本想回家乡的一家央企工作，可投了简历后连笔试的机会都没有，却意外地获得了这家企业北京总部的工作机会。其实，越是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越是在家乡缺乏资源，其中也包括人脉资源。相比之下，大城市的生活固然艰辛，但毕竟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便是苦，人生也总比困在鄙陋的家乡有奋斗的盼头。而还有不少职业只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青年不仅在为自己奋斗，也承载着家庭的梦想。

面对今年夏末以来的新一轮的房价暴涨，各个领域的专家非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房价暴涨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货币超发，而实体经济低迷，现金大量流入房市。有人说是去年股市暴跌，而国内投资渠道稀缺，致使人们将房产作为了增值保值的最重要渠道。也有人说高房价是土地财政的恶果。有数据显示目前房价中的泡沫远胜于当年的日本，也有数据显示房价已经超过居民收入太多太多。有人分析北上广一线城市只涨不跌将成为传说，暴涨的房价只是虚高。也有人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育愿望的降低，住房将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还有人期待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带房价下跌……

每一种说法都能正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然而，没有解决方案的分析无异于一句“何不食肉糜”。等到房价下跌那一天，我们为理想奋斗的资本和时间也已消磨殆尽。不久之前，各大城市连续出台了限购政策。身边一些囊中羞涩的青年感到似乎看到房价下跌的希望了。而一位中年同事拍着我闺蜜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看，房价就没跌过。每次觉得房价已经涨上天，没人买得起了，结果过几年它又更上一层楼。这种控房价政策出了好多轮了，有什么用呢？买房还是趁早出手吧。”我们仍旧像听多了“狼来了”，有些麻木了，但又陷入深深的无可奈何。再多的学理性分析也无法缓解我们的生存焦虑和实际问题。

理想是珍贵的，也是昂贵的。我只希望青年的理想不要被高房价碾碎。而那些已经被高房价碾碎的理想的尸骸，又能在何处安放？

本文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