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为缓冲而已。严氏苏南人,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浓软语之乡,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个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裁缝师傅”。蒋介石阅人多矣,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提拔为自己的“副总统”。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严“副总统”继位。诚惶诚恐的严“总统”,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届“总统”选举,立即让贤,亟称蒋经国的盛德。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三国志》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页六十二)我们若把“汉帝”代换为“严总统”,易“魏”为“蒋”,一样适用。等而下之的则是,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蒋经国,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经国为改变形象,做了一些引进“青年才俊”“惠而不费”的措施之后,“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见页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遥望台北,称蒋经国为“伟大的政治家”、“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蒋经国继“总统”之后,国际形势日益恶劣,岛内反对势力汹汹,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就这样,他于一九八八年年初死于第七届“总统”任上时,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甚至有人恭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

其实,蒋经国从一九三九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观的历史学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titMal)、“大发作”(Grand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七十年代之初,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一九八六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天方夜谭”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大量美援,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天下事皆需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S.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失之太远。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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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们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定论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奉承阿谀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他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未免太忘本了。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干部,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使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一人领导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说“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尽了他的责任,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全是不实的阿谀。事实上,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积极功能”都在违反“民主的转化”,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这叫什么“民主的转化”?父死子继为“主席”、父死子继为“总统”,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蒋介石做“总统”则为“总统制”、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则为“内阁制”、做“总统”又为“总统制”,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这算什么制度?蒋经国毫无战功,也没打过仗,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又算什么制度?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自己不以为异,人亦不敢以为异,原因无他,搞个人崇拜使然耳。鹿桥说蒋经国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徐一鸣(无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蒋经国“不搞个人崇拜”,统统是不知所云。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门槛之精,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蒋经国搞个人崇拜,使民惑其亲。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竟亦说蒋经国“仁民爱物,功在国家”;台湾政客朱高正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不实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出。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头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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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怡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不是做“秀”又是什么呢?纪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一九八O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我们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一九五O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都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最后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